萧红张爱玲笔下的悲剧意蕴及其风格比较

萧红笔下的悲剧意蕴体现为生命价值的缺席与群体愚昧;张爱玲的悲观来自其深刻领悟个体生命的微末和悲怆及荒凉的“末世感”。她们以各自的角度从生活的表层切入千百年来女性的精神创面。萧红与张爱玲都以悲剧来观照人生,在悲剧风格上既有共同点,也各具个性特点。     

论张爱玲、萧红小说的女性意识及现实意义

张爱玲和萧红是较早关注女性命运的作家,两人有着相似的经历,因而在小说中赋予女性主体的地位,同时对男权社会中男性神话和男子汉形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消解。不同的是,张爱玲小说中的许多女性因为走了女结婚员的道路而一步一步走进没有光的世界,萧红小说中的女性虽然难逃悲剧的结局,却总怀着美好的希望进行了抗争。这对时下女性思考个人命运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论萧红的都市意识与乡土归宿——从《小城三月》开始的阅读

作为上世纪30、40年代东北作家群中的重要成员，萧红不仅用自己细腻、大胆而又充满顽皮童真的文字记录了一个从旧家庭中逃脱出来的柔弱女性内心的坚强成长，也以女性特有的生存经历见证了文学人生在那个不平静年代中的特有景象。萧红的写作中有着坚实的乡土元素，乡土气息是萧红生命及其文学世界中最浓烈的品质。但同时，萧红又有对都市更深层次的纠结与矛盾，这与萧红在都市中经历的战争、流亡、饥寒等生存体验紧密关联。所以在萧红的生命视野中，既有顽强的乡土意识，又有敏感而矛盾的都市意识。并且，在矛盾的都市意识中，萧红最终选择以乡土为最后归宿。本文以《小城三月》为阅读起点，从文学与人生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梳理萧红文学中矛盾的都市意识，及其乡土回归的最后选择。     

论萧红作品中乡村女性的婚恋悲剧

萧红是一位极富才华的现代女作家,她在作品中观照最多的就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村劳动妇女,萧红以“越轨的笔致”大胆真实地描绘了这些女性在婚恋中怵目惊心的悲剧性生存状态,彻底消解了爱情的甜蜜,颠覆了情爱的愉悦,甚至否定了女性生命创造的内心喜悦及生育创造行为本身的伟大、神圣,这种极其另类的书写与萧红自身的情感经历有密切的联系。     

论冰心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

冰心和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分别是“美”与“丑”的典型。冰心以审美为参照系，展示女性健康的人性，塑造了“爱”与“美”的群像；张爱玲以“审丑”为切入点，剖析女性畸变的心态。她笔下的女性终身束缚着“奴性意识”的枷锁，丢了人格甚至丧失了人性。作家的社会经历和文化背景，营造了自己独特的生活审视特征。基于各自生活阅历的差异，冰心笔下的人物纯洁、典丽；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凄苍，丑陋。但是，不论“贤淑”还是“丑陋”，都是时代生活的某一个方面的“真实”，都是为了人们的觉醒     

萧红笔下日常生活书写的现代意义---兼与张爱玲比较

萧红和张爱玲这两个看似并无直接关联的作家,其成长经历、人生轨迹却多有相似之处;就写作意义而言,彼此也有殊途同归之处。她们以其对十里洋场的“现代”日常生活和乡土中国的“前现代”日常生活的描绘,分别表达了对现代中国的“两极想象”。由张爱玲反观萧红,后者对中国乡村生活形式的描绘,为中国现代作家的现代性思考提供了具有启示意义的参照。     

并非自觉的艺术组合

在深刻表现女性悲剧命运的意义上 ,鲁迅、萧红、张爱玲作为不同时期的杰出作家 ,各以独特的叙述方式构筑了自己的艺术世界。鲁迅 ,社会问题的视角 ;萧红 ,两性关系的视角 ;张爱玲 ,女性自身的视角。在不自觉中 ,三人的叙述视角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组合。     

论萧红和张爱玲生命与艺术的悲剧主题

在 2 0世纪三四十年代 ,萧红、张爱玲是追求个性自由与独立的叛逆者。萧红遭遇了在时代主流里进退之间的尴尬 ,张爱玲则生存在新旧文化的夹缝里。同时两人对圆满婚姻与爱情的追求使她们遭受到了生命的幻灭感。这种被压抑的悲剧感与生命的幻灭感使她们的艺术如同她们的人生一样呈现出强烈的悲剧色彩。本文以两人作对比 ,以两人相似的经历与相同的时代背景为研究中心 ,用她们的作品进行佐证 ,在同质的基础上进行两者的异质比较     

萧红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

萧红是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最杰出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与冰心、丁玲、张爱玲等作家相比,其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主要表现为三点第一,没有局限于知识女性的狭窄视野,避免陷入女性文学的精英主义误区,自觉为中国最广大下层女性代言,执著关注中国下层妇女的生存状态和人生悲剧;第二,始终如一地坚持以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来描绘普通女性生存真相并对她们寄寓着深切悲悯,体现出独立、清醒、深刻的现代女性意识;第三,拓展、丰富、深化了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表现内涵,提高了其审美品格.     

萧红：女性视角的抗争与书写个性的凸显——试析《商市街》的深层意蕴及艺术特色

较之上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的身体写作，萧红无疑是位先行者和佼佼者。她以自己独特的女性视角下的女性文学，将下层女性的生存状态诠释得淋漓尽致。在女性精微化、细腻化的生命体验中，散文集《商市街》颠覆了女性散文传统意义上雅致、温馨的个性，让饥饿、病痛与贫穷俯拾即是。而充盈其间的阳光心态、觉醒意识和“哲人目光”使得作品的情感格调得以升华。取材的以小见大、细节的精当和语言的清丽则组合成萧红散文独特的书写个性。     

特定时代女性的失落与憧憬——张爱玲小说《小艾》中的女性形象

张爱玲的中篇小说《小艾》以女性言说的文学立场叙述了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故事,作家以悲悯的心态描写了不同女性迥异的人生经历,从女性的角度探讨和追求特定时代作为人的女性的意义和价值。     

以"五四"爱情神话为背景谈张爱玲的小说

“五四”爱情神话的浪漫激情与理想欢悦的美好书写,在张爱玲笔下变成了势利卑微的俗世追求,男人“为谋欢而谋爱”的经济操控,女人“为谋生而谋爱”的经济依附,彼此为各自利益而较量盘算的情场游戏。爱情不再纯洁、崇高,它充满了欲望杂陈的世俗气息和无爱的“爱情逐求”。张爱玲拆解了神性的爱情,将它还原成千疮百孔的俗世人生的本来面目之一。     

日常生活审美范式的确立、发展与匡正

现代文学史上的日常生活审美范式作为一种与"启蒙"互补的审美范式,肇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由周作人首倡,在废名等人的笔下获得发展,经由海派、京派作家尤其是沈从文、萧红的书写而不断变得丰富,张爱玲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两方面对其进行了匡正,完成了对"五四"的回归与超越。日常生活审美范式对海外华文文学影响甚大,也成为了新时期文学的主流。     

诗意地栖居--论乡村家园想象中的客居者"回家"之旅

人生如寄是自古以来中国文人面对当下种种不堪而生出的苍凉感叹,喻指主体的一种精神客居状态。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状态规约着张炜、莫言、萧红、张承志等现当代作家的乡村想象。其小说叙事形态共同体现出一种精神客居者“回家”的意向。基于言说主体自身的差异,其笔下大致呈现出三种回归精神家园的路径,那便是回到大地、回到童年、回到心灵。     

张爱玲隐喻性小说艺术与中国文学传统

张爱玲小说可概括为隐喻性小说,这是张爱玲继承融诗歌小说为一体的中国文学整体传统的独特创造,可视为中国文学传统发展延续至现代的产物,即张爱玲从说书体小说汲取说与听的审美思想及叙述精华,并从诗歌中汲取"诗言志"、"诗缘情"的抒情及注重喻说的诗性传统,将两者水乳交融地合成为隐喻性小说。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点,受众广泛、被广泛改编为影视和舞台剧以及经典化程度高等现象,均可从中得到很好的解释。张爱玲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就在于创造了隐喻性小说这一小说类型,藉此可生成隐喻性小说诗学。     

独特深刻的女性问题思考——张爱玲“女性书写”的人性观念

人性的关注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特征.从女性视角出发,张爱玲的人性关注主要体现为对于女性问题的独特而深刻的思考.在张爱玲的笔下,女人们一方面为旧的生活所拘束,另一方面又为新的生活所威慑.新旧生活的双重压力使她们陷入了一种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为难处境.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将自己作为人的内涵一点一点地散失.     

论《秧歌》

张爱玲的《秧歌》1953年写于香港。半个多世纪以来,评论界褒贬不一,针锋相对,成了张爱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从《秧歌》出版的社会背景与作家当时的"竞技"状态来考察:首先,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重返香港,投入美国驻港新闻处,《秧歌》正是她写的第一个长篇——一个有着明显"绿背"(即美元)色彩的长篇。其次,新中国建立之初,人民生活是困苦的,但并非像《秧歌》所写的在"饥饿"的火山口上,显然,《秧歌》是作了歪曲反映。其三,《秧歌》有一段与内容天关的"妙论",此"妙论"出现在其前夫胡兰成于1958年在日本写的《今生今世》一书中。从时序上说,似乎胡兰成抄袭了《秧歌》,实则是《秧歌》保留的胡兰成的汉奸阴影。     

张爱玲小说人物形象的悲剧美学体现

对于悲剧的理解,张爱玲认为人性的偏执、情欲的盲目是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她关注的焦点始终是人性.尽管她的小说可以说是"对时代颓废与家庭败落的怅惘与悲叹",可以说是对男欢女爱的冷眼旁观,甚至可以说是"开向四十年代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但这些都不是张爱玲小说的最高命意.相反,它们都构成了张爱玲借此表现人生、探索人性的一个背景,一个五彩缤纷的悲剧舞台,舞台上演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性.从此可以看出,张爱玲的悲剧观是对亚里士多德<诗学>悲剧美学思想的极好体现.     

《色·戒》小说和电影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坚守与突破

张爱玲在《色·戒》中以女性特有的关照方式和性别感切入所生活时代的女性生活的内核，表现了非常态下女人的常态，呈现出其独特的女性意识；李安在电影《色·戒》中展示了张爱玲小说的女性觉醒的状态，从女性话语权的取得、女性爱情观对价值观的解构、女性生活方式对女性心理的暗示三个层面继承了张爱玲小说的女性意识，又从女性与男性的性爱观、传统道德观对女性的束缚、男性人性与女性人性的区别实现了男性意识与女性意识的和谐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