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经学探析

张栻站在宋代义理之学的立场,批评汉学流弊,提出治经而兴发义理的思想,认为"《易》之书所以载道",解读《论语》以求道,故著《孟子说》,展开对义理的阐发。张栻以经学义理为基础,提出自己的理论,促进了理学的发展。     

南宋后期辞赋创作探微

南宋后期辞赋的风貌是较为独特的。宋代理学通过改造文人的知识结构、认识世界思考人生的方式而深刻影响着当时的辞赋创作。在缺乏崇高诉求的环境下,宗教情怀在文人的精神世界中得以显现,并在辞赋当中反映出来。政治混乱,乡居生活是文人心灵栖居的最后归属,描写乡居的辞赋越来越反映出它的本真之美,而非过去那种作为忘世的媒介存在于文学中。在末世气氛笼罩下,辞赋担当起抒发乱世之音、亡国之音的职责,映射着人们对国家与未来的愤激、无奈和彷徨。国势萎靡不振,理学的治国理想是厚人伦淳风俗,辞赋创作因此表现出重征实、重人文的倾向。     

情深文明的诗人之赋——论薛季宣的辞赋创作

薛季宣的辞赋创作显示了当时理学对文学的宽容和对文学精神进行改造的努力。他的赋,具有浓郁情思和壮大气势,具有饱满的济世热情和追求文道统一的愿望;他的赋涉笔成趣,有极强的娱乐性,充分发挥了辞赋滑稽诙谐的传统;他的赋纵横捭阖,充分展示了其渊雅的学识和驾驭辞章的能力。他的赋虽然也多是道德之文,但是由于文学性比较强,从而淡化了、遮蔽了其中的宣道的成分,他因此也表现出一个赋家应有的特质,这是他和其他理学辞赋家所不同的地方。他的赋情深而文明,其内容的端方严正和辞藻的华丽切合"丽以则"的"诗人之赋"。     

深厚淳质,植意卓绝——论杨万里的辞赋创作

杨万里辞赋所展现的仁者情怀是以“诚”为基础的,不欺心是他的立身圭臬,也是他为文的准则.他的辞赋对情景情理的深入展现体现了他对“理”的境界的体会.在他看来,自己的心灵是天理的反光明镜,其赋中的情景描写所呈现的是天理的光辉.其深邃的哲思,体现着万事万物所蕴舍的理.可以说,在杨万里的辞赋创作中,理学的格物致知与文学的形象思维是统一的.     

论朱熹的辞赋创作

朱熹辞赋作品体现了理学家在"得君行道"之外的泽民之举和忠君爱国之情,在理学家的辞赋创作中具有典范意义。在形式上,朱熹的辞赋多选择骚体,一方面取法乎上,另一方面,这一选择也具有浓厚的时代因素。     

南宋中期的理学思潮与辞赋创作

南宋中期,理学对辞赋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当时辞赋从题材立意到结构行文,从思想内容到审美好尚,都烙有深刻的理学印记。这些影响不仅是文人们的刻意为之,更是理学营造了一个以其话语为基调的文化环境,几乎每个文人都在潜移默化中为其沾丐浸润。在科举方面,理学通过律赋和策论等文体创作,在思想和文辞方面对读书人施与深入的影响;理学的发展,营造了一个以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氛围,直接作用于人们的思考习惯和为文风格,从而影响到辞赋的发展;理学家身体力行的创作,也对辞赋的发展起到了导向的作用。     

论苏辙的辞赋创作

在北宋后期的文坛,苏辙是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他的辞赋观和苏轼相近,相当重视辞赋在造就、展示文人胸襟方面的价值.苏辙赋与苏轼赋一样,追求情、理与物象的相融,以展示脱俗的澄怀见长.苏辙赋有相当独到的地方.他的赋风格平淡渊雅,与苏轼赋的横放飘逸有别.他的赋善于铺排描写,尤其善于描写悠远明净的境界以表达心灵的闲适超然.对待辞赋传统,苏辙继承的一面要多于苏轼.苏辙的四言赋相当有特色.     

论现当代辞赋创作的发展

辞赋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体，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而在当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繁盛。从辞赋这一体裁的发展演变，可以把握辞赋创作在各个时代的概貌。新时期从事辞赋创作的作家群有多种类型，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不同风貌。     

论宋祁的辞赋创作

宋祁是北宋中期赋坛颇为重要的辞赋家,其辞赋创作题材丰富、内容多样,囊括写景状物、怀人抒怀、议政论理等等方面,对北宋辞赋创作题材范围的拓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宋祁易感多情,他顾影自怜,伤悯人世,追求悲情的美,将伤时悲秋、时不我与、仕途偃蹇、畏嫉忧谗等等种种复杂因素交织而生的悲情淋漓尽致地诉诸辞赋创作之中,其辞赋作品于雍容典雅中交织着悲凉之气,充分表现了治平环境中的种种情态意绪,进一步拓宽了赋境。     

论黄庭坚的辞赋创作

在北宋后期的赋坛,黄庭坚是继苏轼之后的又一位重要作家。黄庭坚充分认识到个人修养与辞赋创作的关系,也认识到超越辞赋的创作传统必须建立在继承、融会传统的基础上。他的散体赋或表现道德情怀,或探索艺术人生,见解深刻,情韵悠远,语言精警。他的骚体赋继承并发展了骚体传统,充分展示了对高洁人格的向往和对道德完善的追求。在艺术上,他的赋重在传神写意,使辞赋中的铺张描写赋予诗意般的韵致,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辞赋描写心灵感受的功能。他的赋重兴寄、重含蓄,融会传统,自由挥洒而又不逾规矩。     

论张耒的辞赋创作

张耒是北宋后期重要的赋家之一,他的辞赋很好地表现了对人生的理解和对人生苦恼的超越,展现了当时文人普遍关心的人生问题。在艺术表现方面,他的赋追求流畅自然而又含蓄蕴藉的美,追求情感和哲理的和谐统一,很好地诠释了当时平淡清旷而又意蕴深邃的美学追求。     

张栻《论语解》的学风旨趣与思想意蕴

张栻对二程推崇备至,书中大量引述和发挥二程之言,宗奉二程的特点十分明显。同时,张栻对《论语》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表现出专注于阐发义理、追求义理连贯和意义圆通的特色。再者,《论语解》是张栻依托《论语》而大量发挥其理学思想的著作。在解说过程中,张栻将其理学观念熔铸于《论语》文本之中,赋予《论语》以鲜明的理学色彩。     

论清代书院与辞赋创作

清代书院课赋制度的形成,与书院山长、地方学政多翰林出身有关.因为翰林院有馆试诗赋制度,书院课赋与翰林院赋有着逻辑的联系.书院的文学活动之于辞赋,又在辞赋创作与赋集编纂两端,其中课艺赋的创作与编纂,尤为突出.考察书院赋的创作特征,一在题材的扩大,其中包括经义、咏史、景物、记事、拟古、唐诗诸题的创制;二在特有的艺术形式,如同题、摹拟、和韵、评点等.而从赋史看清代书院赋艺术,其对词章之学的促进、清代学术的含容、律赋鉴赏体系的构建以及清赋由宗唐到自立的变化,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张浚、张栻的生平、学派和思想特点

张浚、张栻父子创建的蜀湘学派,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影响。他们在两宋之际,适应时势的需要,立志报国,共济时艰,不仅在抗金战场上建功立业,而且著书立说,出入理学的师承门户,积极倡导实学实用、经世致用,与理学颇有不同的事功思想。张浚、张栻的"门人"很多,包括后来生活在南宋中期的浙东事功学派,都受到他们的影响。     

传 道、济 民、修 己——张栻礼学思想析论

张栻的礼学思想,是其新儒学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张栻传道、济民、修己的礼学思想对南宋地方精英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他追求经世济用的新儒学,认为士大夫担负着礼之兴废的重责。他主张从人事之礼中体认天理,强调以礼作为培养士人、养成风俗的重要手段。张栻终其一生都在学礼,对礼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态度。     

论屈赋对柳宗元辞赋创作的影响

时势弄人更弄文。人生际遇的相似,使柳宗元与屈原,虽处异代,却息息相通。在柳宗元的辞赋创作中,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创作都受到了屈赋的影响,而且有所创新。     

理学的张扬与自信心的凸显——论南宋中期辞赋创作的新变

理学的发展与自信心的恢复与张扬,是南宋中期学术文化方面非常显著的特征,辞赋创作的走向与之密切相关。辞赋创作在当时显现出一些新特征:理学与辞赋形成了一种互动的态势,辞赋成为宣扬理学观念、阐释理学教义的重要载体,也成为表达理学人生境界的重要载体;辞赋多感情饱满、个性张扬、恃才骋气,辞赋中的这种感悟更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批判精神,很好地体现了微闻讥刺、诡文谲谏的特征;表现生活场景的赋作思想深度得到深化,以往的浅陋见识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辞赋较之从前,辞章和立意更精致、更新巧,这与读书人对唐宋古文的重视、科场时文的程式化等密切相关。     

论北宋真仁间辞赋创作的治平心态

北宋真宗以来的太平景象造就了一部分文人平和细腻、雍容典雅的心理素质,晏殊等人的辞赋创作就表现了这种治平心态。这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1.一些赋充斥着颂美太平的内容,流露出处身太平的豪情和恢弘的气度;2.有些赋表现了追求享乐的闲情逸志;3.在辞赋创作中,治平心态还表现了远离世俗的淡雅情怀。     

北宋后期的党争与辞赋创作

北宋的党争不仅是政见之争,也是学术思想、文学观念的冲突和论争。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否定诗赋取士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其立足点,则不尽相同,一为重实用,一为重道德。苏轼和他周围的文人对诗赋取士持开明的态度。在苏轼等人的影响下,北宋后期的辞赋各体均有人尝试创作。绍述以后,新党用事,复罢诗赋取士,北宋末期文人的荒疏学问和辞赋鄙俚与此有很大关系。由于以怨报怨的恶性党争,北宋后期少有大胆论政的辞赋力作。随着元以来党争的加剧,畏祸心理在这时期的辞赋中有显著表现,而且,辞赋中越来越浸入悲凉之气,宁静平和的心境逐渐让位于悲苦不振的心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