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生命意识的探索

在20世纪30年代众多作家中,沈从文独树一帜。他的全部小说浸透着作者的血肉与终极关怀。他用饱蘸着情感的笔抒写了文学生命中灿烂的一页,奔涌着滚滚的生命意识。具体体现在:文学的“梦”与“真”;品性的迷醉描写;经世致用。     

范承祚:为伟人作翻译

说起外交部大使范承祚,与我可算是“忘年之交”了,这几年我曾多次采访过他:他既是大使、又是诗人,还是教授(上海交大、扬州大学兼职)。前不久我去北京学习,他非常热情地邀我去北京方庄外交部公寓的家中作客。在宽敞的客厅刚刚坐定,他就高兴地告诉我:现在他又多了一个头衔,这就是去年初刚刚被授予的中国“首批资深翻译家”。     

论伍尔夫的战争书写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英国20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作为生活在战乱年代的著名作家,伍尔夫虽较少对战争进行宏观上的全景描述,却从微观视角对战争语境下英国的文化意识、社会观念、家庭生活进行了重新审视。借文学之笔,伍尔夫揭示了战争给英国民众带来的身体与心灵上的双重创伤,揭开了战争神话的虚伪面纱,批判了英国传统价值观和社会体系下潜藏的不公与暴力,并对“英雄”一词重新释义,极富人文关怀。一改传统书写中对战争的至爱至恶之描绘,伍尔夫采取了一种独特的、自省式的书写模式,极具艺术魅力与文化思想内涵。     

略论金世宗

金世宗是我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中起过一些积极作用的人物。他结束了长期战乱的局面,与民休养生息,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多民族的融合,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势力,打击了贪官污吏,推动了封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兹分述如次: (一)与民休养生息 从十二世纪初开始,辽、金间和宋、金间进行过多次战争。这给广大北方群众带来巨大的灾难。到五十年代末,金海陵王完颜亮征发各族丁壮,大举进攻南宋。繁重的赋税,无休止的兵役、徭役,威胁着各族人民的     

杜甫议战诗浅议

杜甫一生中亲身经历了“开边”战争、安史之乱和蜀中之乱,在这三次不同性质的战乱中,杜甫写下了许多以战争为题材的诗篇,我们统称之为议战诗。本文试图把杜甫几次战乱中所写的议战诗综合到一起,从而分析他对历次战乱的态度及不同的心理矛盾,进一步认识杜诗现实主父精神的深刻性,认识杜甫忠君与爱国爱民的思想感情,为更深刻地认识杜诗的人民性与战斗性提供更有力的论证。     

冯至诗歌人称话语之嬗变

冯至与同时代诗人相比，具有强烈的人称意识。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其诗作的核心人称话语经历了“我”向“我们”再向另一个“我们”的嬗变。早期诗歌中的“我”以个性解放、自由为诉求，以“个我”为本质特征，浓缩着“五四”精神；40年代的“我们”具有存在主义品格，或者说是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言说主体；五六十年代的“我们”则属于阶级的、人民的“大我”。这种人称话语嬗变是诗人与时代相遇、对话的结果，是其诗思独特性的体现     

秘鲁华裔省长陈汉威的中国情

前不久，获悉秘鲁拉利伯塔德省省长阿雷尚德罗·陈（中文名陈汉威）先生率友好代表团到山东访问，并代表该省与山东省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一喜讯不禁勾起了我与陈汉威先生交往的一段往事的深深回忆。陈汉威失生多年来一直与大使馆保持密切联系，平时只要有时间，他都要走访使馆领事或拜访大使。他说中国大使馆是他最亲近、最可信赖的朋友1993年9月，我结束驻古巴大使任期後随即转任驻秘鲁大使。11月1日，家住秘鲁北部重镇特鲁希略市的陈汉威先生专程来首都利马拜会大使。这次会见虽时间不长，但席问他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和他的彬彬有礼、和蔼可…     

民问：从破碎到沉潜——赵树理小说的一种解读

赵树理的小说,表现了中国北方农村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历史变迁,战争、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是文本的基本框架。但在历史的波涛和底层中,又隐含着一个广大的、复杂的民间社会和一种民间文化形态。作家坚定地站在民间立场,逼真而深刻地描绘了民间世界从破碎到沉潜的悲剧命运,从中也折射出赵树理从“辉煌”到“末路”的人生轨迹。     

全球核武档案真相

“对于核武器,人类经历了3个阶段。”国防大学教授张召忠说。“从核武器研制并用于实战,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第一阶段,没有国际条约约束,有能力的国家竞相发展;从1968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二阶段,始有条约约束,限制发展核武器;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就是苏联的后期,开始裁减核武器。”     

尼采的超人哲学思想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

人文主义哲学家尼采鼓吹“超人”哲学、“强力意志”,打碎旧传统,“重估一切价值”,其矛盾的思想对中国20世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初期,鼓励了中国青年“救亡图存”、“立国”、“立民”;二是40年代“战国策”派歪曲利用尼采思想,宣扬法西斯主义,鼓吹战争,反人民反和平;三是80年代初期帮助中国青年奋发图强、发扬独创精神,投入到改革洪流之中。正确辩证地解读尼采的“超人”哲学思想,有助于我们构建今天的和谐社会。     

从话语分析的视角看我国高教宏观管理改革的过程与特点

从20世纪80年代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到90年代的“变条块分割为奈块有机结合”,再到本世纪初的“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显示出高等教育宏观管理强势话语的流变过程。其较为突出的特点是政府在逐步转变传统单一的管理方式,实现管理手段的多样化;从20世纪80年代的“一包二统”到90年代的“条块分割的弊端明显”,再到本世纪初的“中介组织发展不完善”,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宏观管理问题话语的流变过程与特点;从20世纪80年代的“扩大高校自主权”到90年代的“八字方针”,再到本世纪初的“发展中介组织、加强教育评估”,可以揭示高等教育宏观管理对策话语的流变过程与特点。     

深切怀念陈肇源大使

中国原驻英国大使、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顾问陈肇源先生于2005年6月8日在北京医院因病逝世,享年87岁。陈大使1938年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1939年-1950年在八路军、解放军任职,曾担任川西军区组织部副部长。1950年起在外交部历任:西欧司专员、国际司副司长、第二亚洲司司长、驻瑞典大使馆参赞、印度大使馆参赞及临时代办,曾先后出任驻缅甸、西班牙、印度、英国大使。在此期间,他作为中国人民的和平使者积极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出席过保卫世界和平会议,访问过许多国家。陈大使是我协会创立时的元老之一,1991年担任副会长,1998年担任顾问,为…     

老领导的“君子协定”

在石家庄市北马路省休干所,有一位1927年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这位老同志阅尽沧桑而不卖老,战争年代屡次立功而不摆功。到了暮年,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严格教育子女,继续书写着自己鲜红的历史。笔者前些时候去访问他,想把他的事迹披诸报端。不料,老同志却说:“我讲的事,只要对我们的事业有利,对教育后代有利,你怎么引用都可以,但是不要宣传我的名字,宣传我,我心里不舒服。因为在战争年代光我领导下的同志就牺牲了几十个,好多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我是幸存者,做点事是应该的,不值得宣传,这也算咱俩订的‘君子协定’吧。” 对这个“君子协定”,当然应该遵守。但是,有麝自然香,不用大风扬。他的思想品质越是不让宣传,则越显其     

都是谐音惹的笑

一天，带小儿回山东老家，我让他尝尝大饼卷葱。饭桌上有酱，我指点他说：“你蘸着吃。”他立马站起来。看他误会了。我又说：“我是叫你蘸着吃!”他一时不明白，委屈地说：“我不是站起来了吗？还要我站到哪里去？”     

20世纪后半期东盟国家与苏联的关系

在20世纪后半期的亚太国际关系史上,东盟国家与苏联的关系是二战后全球冷战的一个侧面,是大国关系和地区利益交汇的体现。这段历史可分为三阶段:印支战争结束前的有限交往;印支战争结束后的加强扩张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关系改善;苏联解体后的正常交往。东盟国家在与苏联的双方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     

抗战时期中国女性作家的时空叙事及思想表达(1931—1945)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抗战战火从东北蔓延至全国,女作家们从正面空间与负面空间两个角度,如实记录了物理意义上的战争图景。在时空纵横并置的叙事空间中,人们在战乱中的空间流徙提升了战争罪恶的客观性事实的容量,同时在时间流转中也凸显出抗战时期人们心灵的创伤。女性作家记录战争的残酷、控诉战争的罪恶,在超时空追问中表达出鲜明的反对战争捍卫和平思想,对于抗战时期女性作家思想及创作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家庭对诗会

退休无事,居家佩大山,我说,年轻时正赶上“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年代,要不,没准我也是个作家。话音刚落,小孙女在一旁笑着说:“奶奶说你现在就是‘坐家’,整天坐在家里的‘坐家’。”老伴在一旁说:“你爷爷自认为是当作家的料,我们试试他,问问他敢试吗?”我当然不服,于是答应了。最后商量决定以     

联邦最高法院与现代美国公司的成长

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是现代美国公司的成长、成型时期。在这一时期,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决,为公司的发展作出了四个方面的贡献:实现了公司身份与法律地位的平民化、人格化;以“正当程序条款”取代“契约条款”,作为保障公司权益的新宪法依据;理顺了铁路公司与独立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对反垄断法进行合理性解释,最大限度地发挥现代公司在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诗意”的去留：冯至《伍子胥》版本流变与作家心路辙轨

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的40多年时间里,冯至小说《伍子胥》多次发表和出版,从而形成了诸种不同的版本。其中,1946年文生本、1955年“诗文选”本和1985年选集本之间的文本异动最为复杂。文生本体现出一种诗意和现实性相互杂糅的状态,其是20世纪40年代历史语境下冯至逐渐抛弃玄思而转向现实的结果;“诗文选”本大量删改了《伍子胥》中涉及感觉和沉思的内容,客观上淡化了小说的诗意,其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冯至按照政治要求改造自我的决心;选集本剔除了渗透在“诗文选”本中的政治话语,重新恢复了一部分文生本中被删改的内容,在客观上保留了小说的诗意,其体现了新时期话语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言说的排斥,是冯至再次否定“旧我”的结果。     

日本二战后历史学脉络中的中世国家史研究

日本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世国家史研究先后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战后初期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中世国家史研究的主题是以幕府为中心考察日本封建国家的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权门体制论”的提出,长久以来盛行的公武对立史观得以克服,中世国家并非仅由武家政权构成的认识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此后在批判和继承“权门体制论”的过程中,“东国国家论”成为探究日本中世国家体制的另一重要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以幕府为中心的“封建国家论”,到20世纪60年代统一公武的“权门体制论”,再到20世纪70年代重提幕府独立性的“东国国家论”,战后日本的中世国家史研究呈现为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路径。永原庆二、黑田俊雄和佐藤进一这三位代表性学者,各自在不同时代先后引领了研究潮流,与日本左翼史学国家理论在战后三十年的阶段性发展轨迹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