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跨国公司在东盟五国R＆D投资的驱动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跨国公司选择在东盟五国开展研发投资和建立研发中心,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东盟五国投资环境的改善、科研创新能力和低廉的研发成本、五国市场的重要地位是吸引跨国公司进行R＆D投资的关键因素。     

跨国公司在北京进行“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态势及其应对策略

北京创新氛围浓郁、对外联系便捷、配套设施齐全 ,日益成为跨国公司对华进行“研究与开发”投资的首选地区之一。跨国公司在京进行“研究与开发”的投资呈现诸多方面的特征 :机构的规模和本地化水平偏低 ;投资动机多样 ;投资方式灵活 ;行业和地区分布集中 ;影响深入广泛等。正确应对跨国公司在京投资“研究与开发”的策略是 :端正态度 ,主动应对 ;积极引进 ,合理引导 ;转变机制 ,优化环境 ;抓住机遇 ,大胆走出     

日本跨国公司对中国R&D投资结构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期迄今,日本跨国公司在对中国投资的不同战略阶段,选择了不同的R&D投资组织形式.日本跨国公司对中国R&D投资的行业结构是伴随其对中国投资战略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目前,日本跨国公司在中国制造业设立的R&D投资企业主要集中在电机与电子机器、机械、化工医药和汽车及零部件四个行业.从投资地区结构来看,日本跨国公司对中国R&D投资企业则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针对日本跨国公司对我国R&D投资的结构特征及其变化趋势,我们应构筑包括吸引跨国公司R&D投资政策、改善R&D支撑环境政策和促进跨国公司R&D溢出政策在内的吸引外商R&D投资的政策体系.     

论日本在华跨国公司R&D投资

近年来,日本跨国公司步欧美之后开始不断加强在华R&D的投资活动.在国际竞争环境驱动下,日本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首先被认为是其海外投资阶段性发展战略的必然,同时也是其全球化R&D投资战略的一环.在市场需求驱动下,作为技术换市场的方式之一,日本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是其应对我国产业政策和市场特点的手段.在获取资源驱动下,包括丰富的人力资本在内的中国技术资源积累是日本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获取利益的必要保障.     

日本跨国公司对东盟工业合作的影响

工业合作机制是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早期的工业合作实践大多并不成功,但东盟的品牌互补(Brand-to-Brand Complementation, BBC)计划和东盟工业合作计划(ASEAN Industrial Cooperation,AICO)却在日本跨国公司的参与下,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本文阐述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偏好和东道国政策之间存在的冲突,并以BBC和AICO这两个东盟工业合作机制为案例,分析了日本跨国汽车企业的偏好对东盟国家的政策变迁所起的作用.     

东盟五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研究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构建能源—经济—碳排放关系的碳排放模型,采用面板协整检验和面板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东盟五国1971～2007年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三者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在短期和长期均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另外,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在短期和长期也都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调整研究

本文研究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的调整．出我国面对跨国公司投资战略的调整应采取的一些策略。分析了这种调整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并试图提本文认为我国应根据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的调整，制定和调整有关利用外资的战略规则。在进一步加大引资力度的同时，把利用外资与我国企业效益提高，区域经济平衡，产业结构升级，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联系起来。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工业企业管理模式研究

跨国公司在华的工业企业管理机构由财务、行政、人事、生产和销售部门组成,国外公司总部对这些企业实行了不同于中国企业的严格的管理控制模式,其主要特点是：有限的授权,严格的财务控制。     

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新趋势及我国的对策研究

FDI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FDI在中国的区域选择战略上出现了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以及由南部沿海向北部环渤海地区转移的趋势,在投资形势上出现了投资独资化以及将更多的研发中心和实验室设在中国的趋势,投资并购形式上出现了并购大型骨干企业、龙头企业和上市公司的趋势,这样.促进了我国东、中西部的协调发展,增强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及自主创新的意识,但同时也影响到了我国的国家安全及经济安全,导致了更多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我国应有选择地建立吸引外资以及提高外资利用质量的有效机制,建立中国企业对外忖投资的扶持机制,建立外资企业的监测机制等措施,科学地利用外资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行为演变分析

经营环境的变化促使跨国公司不断调整其全球研发战略及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获取更多的技术优势与资源,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目的和行为取向由市场追求型逐渐向技术追求型渗透.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行为进行剖析,发现近年来跨国公司也在调整其在华投资行为,但调整方向却是由成本追求型向市场和技术优势双目标追求型转变.这一转变要求中国内资企业、政府、行业管理部门等要相应地改变策略以适应这一新变化,以期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得更多外溢效应,降低其挤出效应.     

浅析泛珠三角经济区与东盟合作的现状及对策

泛珠三角经济区是中国和东盟合作的前沿地带,而东盟则为泛珠三角经济区发展提供崭新的大平台,双方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实行互补性合作。通过分析泛珠三角经济区与东盟地区合作的现状、面临的障碍及原因,提出进一步加强泛珠三角经济区和东盟合作的对策。     

东盟国家海军现代化建设及其对周边局势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东盟各国军备建设的重点放在优先发展海军现代化上,各国竞相调整军事战略重点,提高海军在三军中的地位,投入巨资扩充军购、更新武器装备,提高立体作战能力,并加紧基地、港口和机场建设,提高战勤保障能力。由于东盟多数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基础较差,实现海军现代化的目标仍需时日。     

论东盟的权力与危机动力

经过40余年的兴衰沉浮,东盟成为继欧盟之后第二个最成功的地区合作组织。其在通过自身一体化、东亚地区合作、大国平衡战略获得了一种权力——东盟权力之后,也在积极为保持这一战略优势,从锁定发展方向、巩固权力基础、应对新的挑战、增强领导力的建设等方面而努力。     

广西与东盟旅游市场竞合模式研究

区域旅游合作的兴起标志着区域旅游竞合时代的到来。区域旅游竞合模式以旅游市场为切入点,将竞争与合作共同作为区域旅游发展两种并重的推动形式。在旅游交通、旅游资源、旅游客源、竞合机制等方面,广西具有实施与东盟旅游市场竞合模式的有利条件。为此,提出构建广西与东盟旅游市场竞合模式的对策建议:旅游产品互动是广西与东盟旅游市场的竞合基础;旅游营销互联是广西与东盟旅游市场的竞合核心;旅游政策互通是广西与东盟旅游市场的竞合保障。     

明清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定型

明清时期,在元朝所开创的空前大一统的基础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定型.受此政治局势的影响,明清两部官修正史——《元史》和《明史》的民族史撰述表现出四个值得注意的特征:第一,不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境内民族立史传;第二,较少的民族歧视和偏见;第三,重视反映边疆民族地区纳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第四,重视总结边疆民族政策的利弊得失.而这又能够对明清时期人们尤其是统治者的民族认同心理产生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可以为统治者制定边疆民族政策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元史》和《明史》的民族史撰述对明清时期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定型,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中国—东盟文化产业面临的融资问题

文化产业被称作是21世纪全球最有前途的产业之一。近年来,许多发达国家都将文化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是一个拥有20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接近2万亿,贸易总量达到1.2万亿美元,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合作区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消费的需求和投资的拉动,探讨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融资问题,需要从区域宏观形势、资金供给、需求和供需的有效衔接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影响当前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发展的各种不利因素,并积极探索全方位的融资渠道。     

试论“以德治国”方略的历史沿革

"以德治国"是江泽民提出的一项重要的治国方略。社会主义道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辨、理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评析甄别传统道德与传统美德的功过,科学界定社会主义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的异同等,对于我们充分认识"以德治国"的方略,全面理解"先进文化"的蕴含,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中国和东盟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力

艺术和文化正日益成为区域竞争的重要工具之一。在中国和东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要注重发挥文化产业的推动力作用。文化产业的合作,可以从国家层面和地区层面争取主动,鼓励商业和文化共同体紧密互动,加强东盟各国和中国的区域合作与交流。     

论建国后党对“科教兴国”战略的探索

“科教兴国”战略是新时期我党的治国方略,它的形成是建国后党的三代领导人艰苦探索的结果。其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奠定了新中国科技教育发展的基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构建了“科教兴国”战略的理论体系;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实践与创新,使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由理论变成了现实,化作全国人民的共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