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说《繁花》中的物质空间建构

小说《繁花》被视为海派文学的后续,为我们塑造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上海,用独具腔调的语言把琐屑的日常生活写得淋漓尽致.文章从物质空间出发,分析时代背景之下上海的物质空间变化及其反映出的人物性格特点和社会历史变迁.对上海物质空间的探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上海形象,具有现实的社会价值.     

论汪曾祺"日常生活"的诗意建构

汪曾祺“日常生活”的诗意建构是汪曾祺对日常经验的想象性表达。作为百年“日常生活”叙事发展中的个案．汪曾祺偏安于自己地域性的“日常生活”的玩味,赋予“日常生活”一种诗意。这是其“日常生活”叙事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表现在风俗民情的描写与民间人物的塑造两个方面。     

“文学性”与思想性：从维科到巴赫金

20世纪西方形式主义“文学性”理论对我国文艺理论在80年代以后的发展影响很深,但其重大缺陷是将文学的思想性与审美价值割裂开来,也偏离了西方美学和文学研究传统的精华。维科是“美学科学的发现者”,他的“新科学”所关注的正是文学中思想的独特性。巴赫金认为,文学中思想的形式和类型问题“迄今为止几乎完全没有研究清楚”,还是空白。他们给我们的启示是,文学的审美价值主要内涵就是思想性,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发掘文学中的源发性思想。     

“孤岛”与上海沦陷区女性文学管窥

“孤岛”与上海沦陷区文学跟东北、华北沦陷区文学至少有三点不同:一、上海是三十年代文学的中心,左翼文学的根据地,进步文学影响深远,亦渗透进沦陷时期的文学创作;二、“八一三”沪战爆发,作家竟写抗战文学,日军攻占上海后,“孤岛”尚未陷落,成为宣传抗战、张扬民族情绪的重要阵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亦被占领,文学虽软性化,但阳刚之气并未销尽,转为不息的潜流。三,上海为海派文学产地,三十年代新感觉派将第一阶段海派文学(鸳蝴派)对传统的依恋转移到对现代性的追求上,海派于‘媚俗”与“商业化”特点外增加了“现代派艺术”特征,拥有极为广泛的读者。这为沦陷后的文学准备了进一步发展的土壤。在这样的文学——文化背景中,女性文学的生存、发展形态都与东北,华北沦陷区异趣。     

列斐伏尔:文学与现代性视域中的日常生活批判

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可视为20世纪后半叶思想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就文学和日常生活的关系而言,列斐伏尔在归纳出19世纪以降的失败和挫折、二元对立、奇迹这三大文学主题后,推崇波德莱尔把目光转向当代日常生活,使奇迹题材见出了勃勃生机和原创精神。超现实主义也讲究奇迹,但它一方面终结了传统艺术对日常生活不屑一顾的傲慢,一方面也继承了19世纪文学对日常生活的攻击。奇迹的要害在于将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事件陌生化,从而通过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酝酿日常生活的革命。就此而言,人必须首先变成"日常的人",然后才能变成"完全的人"。要之,后现代时间转换空间的特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特点,以及文学愈益被边缘化的特点,都可望在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中追根溯源。     

四十年代王统照的创作活动——论一个作家在抗战中的爱国主义精神

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实际上主要的是抗战文学,而抗战文学的开始是应该迎溯到三十年代末期的。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以后,疯狂的敌军分头侵入,作为当时首都的南京,不久便沦陷了。军事形势的变化,影响了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影响了文学形势的发展。过去我们中国畸形社会的发展,使全国主要的报刊书籍集中在上海,文学作家也多半集中在上海。抗战开始不久,上海沦为“孤岛”,太平洋战争爆发,敌军进而全部占据了上海。这就形成了文学书刊、文学作者,从集中于上海变为分散全国各地的局面,例如,有的到了前线,有的回     

20世纪英语世界文学与电影比较研究之历程及启示

在新媒介技术驱使下,艺术形式不断创新发展,不同艺术之间的同质化与差异化成为比较艺术学研究的基础和重点。作为新兴艺术,电影与文学关系紧密,甚至长期被视为"文学附庸""可视化文学"。在20世纪英语世界文学与电影比较研究过程中,文学与电影之间的等级制度被打破,电影的艺术独特性被认可,成为独立的学术研究对象。这就使得文学与电影比较研究走向理论化,形成独特的学术话语体系,其话语流变、理论建构与研究范式等对于比较艺术学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边缘处写作的诗意守候——论新时期汪曾祺的“日常生活”叙事

摘要：“日常生活”叙事是对个体日常经验的想象性表达。作为百年“日常生活”叙事发展中的个案,汪曾祺偏安于自己地域性的“日常生活”的玩味,赋予“日常生活”诗意的表达。一方面重接了现代文学中“日常生活”叙事传统,另一方面,这种行走在文学主流写作的边缘处的独特叙事法则,使其在新时期文学写作中显出一种“另类”的姿态：在边缘处守候诗意的存在。     

关于“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若干思考

自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 “重写文学史”这一说法第一次被明确提出，遂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活动的核心面向之一。但笔者认为，如果仅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重写文学史”是远远不够的，它不只是80年代产生轰动效应的文学事件，更是自现代文学产生以来就贯穿整个文学史而无法抗拒的历史思想潮流。广义而言，“重写文学史”一直是文学建设者们或隐或显的文学思想诉求，或被动或自觉的文学参与姿态。它在80年代被正式赋予了学术的内涵，但却上可追溯至现代文学的源头，下可延伸至不断发展的当今文坛，既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孕育下新生，也从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中汲取力量而发展。只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认识“重写文学史”这一问题，才能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文学发展的挑战，以更客观的立场审视文学发展的调整，也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发生发展的理解。     

论20世纪上海书写的文学范式与图景

20世纪上海书写有两种文学范式,即以茅盾为代表的突出社会问题和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日常生活的范式。在两种范式中,突出社会问题的一翼基本上被置于“左翼”意识形态的观照之下。张爱玲将笔触伸向全体市民,书写着庸常琐事和乱世悲欢。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主要继承了突出社会问题的书写范式,但它又与突出日常生活的书写范式潜在地对接。在整个历史进程的中间环节,它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上海的芯子:日常生活的恒久性--王安忆上海小说主题一解

王安忆的小说对日常生活叙事进行了新的开掘及价值发现。"上海的芯子"的内涵———日常生活的恒久性是王安忆上海小说的灵魂。王安忆艺术地呈现了这种日常生活的永恒意味具有个人性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同时也以人文态度发现日常生活的诗意,显示了作家在日常生活叙事背后的精神向度。     

小皮匠的突围——对王安忆新作《骄傲的皮匠》的阐释

在社会与文化结构转型期，王安忆曾用系列作品营造出非宏大叙事背景下上海的民间生活与价值体系，但是这个体系在作家追求精神向度，实现创作理想的过程中却产生了疑问与危机。王安忆在近期的小说创作中，努力从乡土与城市二元叙事的空间中突围，并最终在新作《骄傲的皮匠》中，以对来自乡土的小皮匠在上海城市生活中日常体验的书写，达成本真的生活与伦理法则与城市现代性进程的谐调。     

《亦报》视境中的工农兵叙事——《亦报》研究之一

《亦报》秉承上海小报长于街巷里弄日常生活报道的传统。保存了大量“还原”上海市民生活情景所需要的丰富的历史信息．为宏大叙事之外的“另类”书写提供了可能。在工农神圣的主流价值观作用下。《亦报》视境中的工农兵叙事话语．表现为对现代都市文化的排拒、挤压和贬抑。粗鄙、原始、反文明的文化陋习反而受到大力张扬．其结果必然妨碍和限制中国都市文化的发展．直接影响当代中国文化多元发展的生态格局。     

亲历与疏离的诗性记录——《海上传奇》的影像解读

贾樟柯在记录影片《海上传奇》中以18位与上海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物的口述呈现出上海从1930年代到2010年的历史样貌。影片在叙事中运用影像交叠构筑起上海这座城市的聚散离合与颠沛流离命运。影片中对上海日常生活场景以及无名人物的聚焦则是贾樟柯自己的生活经验的投射,反映出他对上海这座城市情感上的疏离。     

日常生活：女性主义批评新的话语生长点

日常生活视角的引入和众多日常生活理论资源的借鉴、吸收和转化,是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走出研究的危机和困境,获得新的话语生长点和兴奋点的内在要求。从日常生活视角出发,不仅有益于女性主义批评超脱男性中心创作和批评观念的束缚,认识到女性在日常生活叙事的创造天赋以及这种创造天赋的优越性,自觉构建一个女性主义的日常生活诗学体系;还有益于女性主义文学和批评走出“话语象牙塔”,以对日常生活的叙写和阐释影响、沟通、连接中下层女性的生存经验,使自己与时代生活息息相关并发挥积极的社会影响。     

“日常生活”叙事与跨世纪中国小说的自我认同

跨世纪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从1980年代小说对诗性乌托邦的营造转向了对当下日常性存在的揭示,回到了＂人＂和＂文学＂的起点。这具有重大的文学史意义。但也存在着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对文学的贬低和对日常生活的神化;无法建构起关于自身的连贯的叙述顺序,以缓解一系列＂现在＂时间的流动所带来的焦虑。     

日常生活审美范式的确立、发展与匡正

现代文学史上的日常生活审美范式作为一种与"启蒙"互补的审美范式,肇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由周作人首倡,在废名等人的笔下获得发展,经由海派、京派作家尤其是沈从文、萧红的书写而不断变得丰富,张爱玲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两方面对其进行了匡正,完成了对"五四"的回归与超越。日常生活审美范式对海外华文文学影响甚大,也成为了新时期文学的主流。     

乡土传统的两种想象和叙事

五四以来，文学创作中的乡土传统走着两条道路，一条为诗性的乡土叙事，充满温情的忆念。另一条为批判和反讽，重在揭示农民身上的劣根性。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再现了清风镇乡民们的日常生活，沿袭着乡村叙述的反讽路子，揭示批判了农民身上的痼疾和问题，表达了农耕文明行将消亡的现实状态。《高兴》预示着贾平凹创作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变化，这部作品的叙事充满温暖，特别是以主人公刘高兴为代表的拾破烂群体，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爱帮助，成为一道温暖人心的风景。尽管他的外部环境冷漠冰凉，但是在人物生存的小群体精神依存上，依然让人感到了希望之光。     

无法淹没的日常生活——重读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

中国当代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宏大叙事作为文学创作的最高范式。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突破了这一范式。一是打破重大题材与非重大题材的区分，选取了“家务事、儿女情”为题材，二是在人物塑造上，知识分子不再是反面或次要角色，而是与工农干部一样成为作品的主角。《我们夫妇之间》专注于被“大历史”所忽略的日常生活，鲜活生动，显示出凡俗人生的普遍性与永恒性，而作者因此而发生的命运逆转，令人惋惜与深思。     

日常会话与宏大叙事——《茶馆》的语用学解读兼及十七年文学的叙事方式

《茶馆》是一部日常会话与宏大叙事完美融合的戏剧典范之作。老舍从老北京市民的日常会话出发,经过精心的艺术加工,使日常会话向宏大叙事拓展、升腾。体现了老舍在较强的政治功利背景下对审美艺术的良苦追求以及在文学语境高度政治化的十七年所能达到的艺术极致,从而为我们了解建国十七年文学的审美倾向和叙事方式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