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联动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行为分析

明晰农业面源污染的特征,指出地方政府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运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对地方政府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行为进行分析,得出地方政府在个体理性支配下达到纳什均衡时,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投入总量小于整体理性支配下帕累托最优时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投入之和。为实现整体理性支配下帕累托最优,必须实现地方政府联动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本文着重分析了地方政府联动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动力、过程和保障机制。     

福建省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和治理对策研究

福建省的农业面源污染已经严重威胁到人们的食品安全、饮水安全,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农田化肥和农药污染上分析农业面源污染的现状入手,总结福建省面源污染的影响因素,借鉴国外治理经验,提出政策体系建设的治理对策。     

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的研究进展

中国农业发展与环境之间存在严重矛盾和冲突,突出问题是农业面源污染日趋严重。对农业面源污染的现状、成因和治理政策措施进行了梳理,研究发现：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来源结构日益多样化、区域异质性特征显著;不合理的制度安排、社会环境变迁和政策因素是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成因;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政策措施是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主要政策手段。农业面源污染的成因、农业补贴“新政”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政策创新,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分析

面源污染起源于分散、多样的地区,其地理边界和发生位置难以识别和确定,随机性强、成因复杂、潜伏周期长,因而防治十分困难。世界范围内严重的面源污染对区域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形成严重的威胁,对农业生产、水资源、水生生物栖息地和流域水文特征影响尤甚。农业活动是面源污染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许多国家农业面源污染是导致水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介绍全球面源污染,讨论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农业面源污染的解决措施。     

白洋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分析——基于政府与农户演化博弈模型

白洋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研究对实现白洋淀生态全面治理与修复,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新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针对雄安新区白洋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定量研究相对欠缺,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公众参与下政府与农户的演化博弈模型,在政府惩罚金额、补贴金额以及农户减污成本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引入政府环保政策执行力度、公众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参与度两个因素,更加全面地研究博弈主体的行为策略与演化轨迹。结果发现:政府实施惩罚、农户积极减污是主体可以实现的理想演变稳定状态。新区政府环保政策执行力度提升、公众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参与度加强、新区政府惩罚金额增加、农户减污成本降低有助于农户向积极减污的演化发展。对尽快实现理想稳态、确保水质达标、实现白洋淀生态修复具有重要影响。据此认为,下一步应重点加强新区政府对农户农药化肥使用的监管力度,高度重视农户减污成本对白洋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的响应意愿,积极建立公众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管理机制。     

鄱阳湖区农业面源污染形成机制研究

以农业面源污染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经营规模、劳动力转移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为基本理论假设,以江西省鄱阳湖区25个县区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建立相关的计量经济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业面源污染呈正相关;牧业增加值占农业增加值比重、人均耕地面积、非农就业比重和单位面积耕地农业劳动力数量与农业面源污染呈负相关。     

谈湘江水的污染与治理

湘江曾有“绿色湘江”之称,古往今来,以其母亲般的乳汁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朴实善良的湖湘人。可现今其水质污染速度之快、影响之广,亦前所未有。我们应正视现实,找准污染原因对症治理,早日还“绿色湘江”之本色。     

安徽省农业经济增长与农业面源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

选取安徽省1990~2012年农业面源污染指标及经济增长数据,基于EKC理论,验证安徽省农业经济增长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研究表明:人均农林牧渔产值与单位面积化肥流失量、单位面积农药流失量、单位面积农膜残留量之间存在显著"倒U型"曲线,且进入转折期,而畜禽粪便排放量呈现"倒U型+U型"曲线,现在处于"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最后根据研究结果,针对安徽省农业面源污染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提出有益于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政策建议。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研究综述

长期以来,关于环境税的研究一般局限于点源污染,而分析环境税治理面源污染尤其是农业面源污染的效应和机制的文献相对较少.文章沿着环境经济政策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脉络,梳理有关环境税与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的现有文献,并对既有研究的贡献和不足进行评述,以期为后续研究和环境税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建议.     

侗族传统稻作模式流变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

进入到21世纪以来,侗族传统的稻作文化传承受到现代文明的巨大冲击。大规模使用化肥、农药等现代技术使土壤、水体的污染日益严重,面源污染问题逐渐显现。本文以侗族传统稻作模式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抗拒化肥、农药以及水体自净、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等方面的生态价值,并结合这种稻作模式的现代流变分析其变迁对当地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等方面的重要影响,指出侗族传统稻作模式在保障当地农业安全生产以及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屏障上的重要意义。     

农业面源污染排污权交易制度的设计与创新

农业面源污染相对于工业点源污染的治理来说交易成本高、涉及个体多、受自然条件影响大,减排效果难以量化。借鉴点源污染排污权交易理论,构建适合我国的新型农业面源污染排污权交易制度体系,提出应建立区域农户合作组织,发展有机农业,杜绝滥用化肥农药,积极引导工业点源治理企业参与面源污染治理并合理分配初始化交易比例,最终形成政府适当引导下农户有组织参与的市场化运作的面源污染排污权交易制度。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与补偿:洱海实践及启示

“十二五”期间,污染物减排的压力将逐渐向农业领域延伸,保护农村环境,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将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洱海流域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方面采取了诸多措施,其实践经验为全国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但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值得深入思考.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实践、面临挑战与多元主体合作共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农业面源污染具有双重公共物品属性,污染物来源具有多样性,治理过程复杂,参与治理主体多元,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仍面临一系列挑战。需要探索构建技术与经济耦合、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各类主体之间合作共治的农业面源污染多元共管共治体系,需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技术创新与推广应用,要针对农业面源污染的特点、污染物性质以及不同治理环节设计全要素、全环节的政府支持政策,要进一步推进制度创新,完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市场机制。     

农业面源污染、环境规制与公民健康

设计合理环境规制，降低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公民健康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策略。因此，厘清农业面源污染、环境规制与公民健康三者内在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Grossman宏观健康生产函数和2007-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法考察了农业面源污染、环境规制以及二者交互项对公民健康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结果发现，农业面源污染与公民健康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农业面源污染的不断恶化显著增加了食源性疾病发病数；环境规制与公民健康之间呈倒“U”型关系，拐点临界值为3.079；仅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不仅不利于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健康风险，反而引致隐形经济规模扩大，出现了显著的“绿色悖论”；2007-2012年、2013-2018年两时期检验结果显示，强化农业污染源监管能够显著减弱“绿色悖论”，并重塑环境规制政策的健康红利。     

山区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途径及对策

结合重庆市地形地貌特点和山区农业面源污染发生的因子,提出山区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对策。一方面必需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提出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规划;另一方面必需结合生态农业建设这一主线,使物质、能量在生态系统内良性循环。紧紧抓住产生农业面源污染源的因子———化肥、农药、农田秸杆、畜禽粪便、农村生活废物等,提出科学的防治和减少途径。     

鄱阳湖区发展畜牧业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及其防治对策

对鄱阳湖区当前发展畜牧业所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进行了调查和分析,指出发展畜牧业(主要是养猪业)对鄱阳湖区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和危害。结合鄱阳湖区农业生产的实际,针对当前发展畜牧业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提出了合理规划和选址、合理配制饲料、科学处理废弃物、实行农牧结合、加强周围环境绿化,以及加大资金投入等6项具体的防治对策和措施,可为有关部门对鄱阳湖区进行综合开发和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     

山区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途径及对策

结合重庆市地形地貌特点和山区农业面源污染发生的因子,提出山区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对策.一方面必需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提出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规划;另一方面必需结合生态农业建设这一主线,使物质、能量在生态系统内良性循环.紧紧抓住产生农业面源污染源的因子--化肥、农药、农田秸杆、畜禽粪便、农村生活废物等,提出科学的防治和减少途径.     

基于农户行为的农业面源污染机制探析

从农户行为与农业面源污染的相互关系出发,构建了基于农户农业生产行为的面源污染"压力-状态-效应-响应"机制框架。农户农业生产行为压力在客观方面主要来自土地产权制度、土地产出、农业政策、环境法制及宣传教育等方面,主观方面来自农户自身的家庭收入、劳动力状况、环境意识及受教育程度等。各种压力下农户在种植方式及化肥、农药、农膜等方面表现出相应的加大农业面源污染的状态,从而引起农地肥力的下降与环境污染、地下水的污染等效应,而政府则可以通过广泛宣传、技术支持及法律法规等手段对农户的农业生产行为进行监管和指导,从而有效遏制农户污染环境的行为。     

财政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空间溢出与门槛特征

基于财政分权视角,利用2000—2019年中国31个省市(不计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财政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财政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门槛特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度的提高不仅会加剧本地区农业面源污染,而且对邻近地区的农业面源污染存在恶化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财政分权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财政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存在显著的恶化效应;跨过门槛值后,财政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增污效应明显减弱。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建议加强地方政府的联动治理、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完善“环境保护”型的政绩考核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