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精神概念史研究的进路、评介与展望

概念既是思想历史的义理载体,又是问题研究的理论入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也是一部概念生发的演化史。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劳动精神”,既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劳动实践的科学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劳动概念嬗变演化的最新成果。目前,学界对“劳动精神”概念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新时代劳动精神的生成逻辑、内涵价值、培育路径等方面,但对概念语义变迁的历史和思想沿革关注较少。立足于概念史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对劳动精神概念研究进行梳理、评介与展望,在拓展相近研究视域、丰富相应研究内容、转变相关研究范式的同时,可以促进该概念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与文学概念的互动及其复杂性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社会的剧变期，也是作为学科基础的“电影”概念的形成期。作为姊妹学科文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文学性”跨越学科、媒介疆界，参与到早期中国“电影”概念及相关理论建构中。电影与文学的百年互动，学界通常简化为线性时序下事件性的集合，注重作为新兴艺术的电影与文学的代际式差异，强调电影为寻求自身的独立性而与文学进行的渐进式的关系切割。简单将文学嵌入电影论题并不足以把握关键概念，借助跨媒介的“居间”视角、深入历史裂隙观照二者的互动十分必要。事实上，在文学试图统摄电影而电影又力图与文学剥离的相互角力过程中，以“电影的文学性”一语为焦点，“文学”“影戏”“文学性”“电影性”等新旧语义交叉、重叠于“电影”概念一身，并且潜隐着保守抑或进步等丰富的社会、政治与文化信息，体现出一种“不同时的同时性”。梳理与重审这一历史复杂性状况，有利于敞现一段动态、开放的“电影”概念史，或可为电影理论与历史研究提供一条新的进路。     

原始与会通：“意境”概念的古与今——兼论王国维对“意境”的曲解

20世纪以来“意境”研究的基本取向,愈益倾向于将意境视为中国古代文论乃至美学的核心范畴,在涵盖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一般特征的意义上来阐释它。这种趋向肇始于王国维对“意境”概念的曲解。实则古人使用的“意境”只是立意取境之义,是个不含有价值色彩的中性概念。从纪昀到近代梁启超乃至民国初年的诗话都是这么用的。王国维在西方艺术理论的启发下,取当时流行的“意境”概念来发挥他的文学观,对民国以来的诗歌理论产生深远影响,在当代学者的不断阐释、开拓下,意境遂成为一个与传统用法割裂的现代诗学范畴。不从概念史的角度理清这一过程,就会导致“意境”作为涵摄中国古代美学精神的现代范畴和作为历史名词的诗学概念的差互错出,带来理论阐释中不必要的方法论悖谬和理解的分歧。     

新历史小说的概念流变

新历史小说概念内涵至今仍众说纷纭,缺乏明确统一的界定。相比别的概念,“新历史小说”较能涵盖繁复驳杂的各类创作现象;但也存在局限与不足。“新历史小说”本质内涵在于历史观念和创作观念之“新”及“历史”含义之“变”。但“新历史”也可能对作品审美特性构成一定遮蔽,导致创作与研究过多注目于历史观念之新而相应忽略作品的思想内涵与审美呈现等。     

新历史小说的概念流变

新历史小说概念内涵至今仍众说纷纭,缺乏明确统一的界定。相比别的概念,“新历史小说”较能涵盖繁复驳杂的各类创作现象;但也存在局限与不足。“新历史小说”本质内涵在于历史观念和创作观念之“新”及“历史”含义之“变”。但“新历史”也可能对作品审美特性构成一定遮蔽,导致创作与研究过多注目于历史观念之新而相应忽略作品的思想内涵与审美呈现等。     

神话历史化的“五化”概念析读——兼对茅盾Euhemerize译语涵义的质疑

神话历史化是人类从“神的时代”走向“人／英雄的时代”出现的世界性文化形象。目前，对“神话历史化”的表述出现了意义相关而又相混的五个概念：“神话历史化”、“神话伦理化”、“神话理性化”、“神话史诗化”以及茅盾的译语“欧赫梅鲁司”（Euhemerize）。文章从对Euhemerize译语涵义的质疑谈起，让“五化”概念在相应的语境中得到梳理与界定。     

中文语境下“新闻”概念嬗递考辨——一种思想史的视角

文章在与一个个意义显明的概念相对应的关系中,逐层揭示出“新闻”概念及其在中文语境中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将中文“新闻”概念置于与五个概念（习见,旧见,意见,异见,所见）的对比关系中,辨析随着历史的延革而逐渐建构而成的“新闻”概念的五个内涵,新闻概念的五个内涵最早出现于什么年代得到了考证。它们如何随着历史之轴逐渐呈现,逐层叠加在第一次出现的“新闻”二字之上,时隐时现,或弱或强,直至形成了现当代中文语境中的“新闻”概念。而不同内涵与时而成的显隐强弱,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历史的演变和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迁易。     

论中国古典“叙事”概念的当代兼容性

中西“叙事”的原初内涵根植于各自文化的源头之中,文化基因的异质性使中西叙事形成了不同的传统.比较而言,西方叙事重“故事”,中国叙事重“历史”;西方叙事侧重于“叙”,中国叙事更加强调“事”(即“史”);西方叙事侧重于时间性,而中国叙事侧重于空间性.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西“叙事”概念走向了互渗融合,并为“叙事”增添了新的内涵:形式与文化互渗、叙事媒介泛化、叙事对象泛化等.这些新内涵其实已经先在地包含在中国“叙事”概念的原初内涵之中,显示了中国“叙事”概念的当代兼容性,也表明在当代背景下研究中国叙事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俗文学”概念二题

厘清“俗文学”的概念是俗文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学术界一直强调“俗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区别,其实“俗文学”就是“民间文学”,今天所谓“民间文学”的概念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产生的。“俗文学”不同于“俗文化”,它应该是“俗”与“文学”的紧密结合体,二者缺一不可。     

黑格尔“市民社会”和“国家”概念的透析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是因为这两个概念是逻辑学概念而不是具体学科概念,是服从于他的哲学主题即精神运动的。只有从逻辑学领域内辨明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再联系到具体相关的学科,才能正确理解黑格尔的政治历史思想。     

先验逻辑的经验概念论

康德所谓的“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包括“经验的概念”和“先天的概念”二类。本文仅研究他的“经验概念”。(以下如无特别需要,皆以“概念”简称之)。康德所谓的“经验概念”,指的是“从感觉中产生,通过比较经验的对象,由知性获得的单纯普遍性形式”。它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类概念。这种概念的现实性,依赖于它们被抽去其内容的实际经验。康德的概念理论,主要见于其在《逻辑讲义》和《纯粹理性批判》这二本书里,康德分别从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方面论述他的概念论。限于篇幅,本文仅探讨先验逻辑的概念论。     

谈劝服概念在公共关系学中的地位

我认为公共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劝服行为,美国不少的公关学者也是“劝服说”的支持者,但在国内关界,除我之外．没有人提及“劝服”概念,更有甚者是美国公关理论权威格鲁尼格反对”劝服说”,他提出了“四个模式理论”,认为理想的公共关系模式是“双向对称模式”。通过对格鲁尼格理论的分析批判,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双向对称模式”也不排斥劝服概念,他提出的倡导／辩护（ａｄｖｏｃａｃｙ）概念,实际上也与劝服概念相差无几,故而,我们坚信劝服概念应该成为公共关系学的核心概念,劝服概念对于确定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和建立科学的公共关系学体系至关重要。     

博杜安的整体史观念

博杜安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位人文主义历史理论家,他对历史方法的探讨开始了法国人文主义者重新界定历史的企图。他的“整体史”观念是要通过融合法学研究、制度史研究和社会研究,扩大历史研究领域。因此,博杜安的整体史观念是西方史学迈向近代的关键点。     

哈维从商品概念重构《资本论》的意义及其局限

大卫·哈维在面对商品概念时,倾向于从“总体性的关系”、先验性与“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层面对其进行理解。此种解读在诸多方面与马克思产生了实质性的分野。一方面体现了哈维对资本运行机制的特有解读模式并为其后的相关独特理论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他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误读。因此,厘清这一概念,对准确理解哈维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具有重要的作用。     

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探讨

一、“毛泽东思想”概念的表述在中共历史上 ,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表述严格来说有四次。第一次 ,是在 1 943年 7月 8日 ,王稼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说 :“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 ,中国的共产主义。”“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①第二次 ,是在 1 945年 4月 ,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 ,正式提出并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他说 :“毛泽东思想 ,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     

“毛泽东文章思想”是一个新的科学概念———文章学家曾祥芹研究之三

文章学家曾祥芹率先提出“毛泽东文章思想”的概念。他和一批学者编著的《毛泽东与文章学》一书，使这一概念得以确定和认同。“毛泽东文章思想”具有学的品位、用的功能，史的地位，是一个科学概念     

关于江泽民“历史方位”概念的解读

在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江泽民提出了“历史方位”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概念。“历史方位”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本质和时代特征的新概括和新表述;“历史方位”概念的提出,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理论依据;“历史方位”概念的丰富内涵,为社会历史主体全面而准确地把握时代的本质,完成历史使命,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管窥台湾视觉传达设计的现代性转换——从概念与理念的角度

战后台湾设计是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设计艺术学内沉式的概念流变、图像视觉语言分析、视觉传达教育理念变革为内容,探讨和梳理了台湾视觉传达艺术设计由传统的“工艺”、“图案”诸概念逐步迈向现代设计的历史脉络。分别从日据时代“侵略的现代性”、美援时代“西化的现代性”、视觉传达设计教育与设计实务中的现代性进程三个方面探讨了台湾艺术设计现代性的另类表述。     

“他者”入史：历史统计学方法的产生与运用——以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中心

统计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不仅是知识领域的跨界合作,更是西方社会科学与中国历史传统交流碰撞的产物。统计入史有着不可更张的先天基因,不仅统计表与我国史表形式相近,而且统计材料翔实确切的要求与我国史学“记史求真”的传统相吻合。梁启超率先提出历史统计学这一概念,这不仅与他个人好制史表的个人习惯有关,同时也与他主动汲取先进治史理念有关,更重要的是受其业师康有为的影响。统计入史后,在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多有提倡与实践。统计入史为整理史料与研究问题提供了新方法。自此,数字与图表结合的历史书写方式常出没于史籍之中,史学的数字人文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波利比乌斯与古代希腊的史学传统

波利比乌斯继承了自修昔底德以来古代希腊的史学传统。在史学编纂方面他提出了“普世史”的概念。他认为,在罗马征服与统一的过程中,整个历史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密切联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史学方法上,他强调了个人经历、征询目击证人及考证纸本史料的重要性,发扬了古代希腊雄辩术的精神,通过辩论的方式讨论了史家撰史的一些基本原则。同样,波氏对历史的价值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的作品表现出了鲜明的实用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