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背景下的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模式、启示及建议——以正大蛋鸡养殖为例

在“双碳”目标下,中国畜牧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有必要结合现代化生产技术、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依靠现代化科技管理,逐步实现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正大集团通过打造“政府+农民+银行+企业”四位一体产业组织模式、以低碳为核心的产业链纵向一体化经营模式和种养生态循环发展模式,实现了蛋鸡养殖的低碳、低能耗和低污染,推动了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为其他畜禽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正大蛋鸡养殖经验表明,“双碳”目标下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应当以龙头企业引领规模化发展,以低碳为核心推动产业链纵向一体化,以数字化为手段促进畜牧业高效发展,充分保障小农户的利益。     

现代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创新--安徽宿州的经验做法

基于安徽省宿州市两个现代农业产业联合体案例,分析了联合体的运作模式及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各经营主体的盈利驱动。研究认为,联合体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合模式之一。联合体强调要素融合和利益联结,与传统的"公司+合作社+农户"形式相比,在联合体内各主体的职能定位和目标发生了一定变化,适度规模的发展要求又迫使联合体内部成员间形成了"自动甄别"机制。现代农业产业联合体对传统农区具有很强的启示性,这一模式将政府对龙头企业的扶持政策通过联合体渗透到家庭农场这一基础单元。     

“慢城”何以“快干”:乡村旅游产业振兴的多元共治路径

乡村产业振兴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的后劲与潜力,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因地制宜、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路径。在运用案例分析法、访谈法对S镇国际慢城项目展开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政府、市场、社会在乡村旅游产业振兴中协同共治的三维分析框架,指出在组织管理、资源投入和政策指引上以政府为主导的乡村旅游产业振兴存在规划滞后和项目先行,政府政绩主导下盲目开发、旅游产业与乡村发展耦合性偏离等问题。乡村旅游产业振兴应发挥多元主体的协同作用,构建多元主体的合作机制、多方资金的整合机制以及多重利益的协调机制,共同克服管理程序缺乏严格规范、项目投入缺少市场研判、政策指引不力等问题,共同推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创意都市农业CSA经营模式研究

依据创意都市农业的内涵及特征,分析经营主体相关成分的行为偏好及参与程度,结合不同经营时期的目标值,确定不同的主体组合方式,即：经营初期选择“农户+消费者”“农户+合作社”模式;成熟期选择“农户+消费者”“农户+合作社+企业”“农户+合作社+企业+消费者”模式。不同的CSA经营模式选择对延伸农业产业链,促进农旅结合,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从博弈走向共治: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多元协同治理——以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为例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随着优化农业经营体系的进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崛起,多元利益主体博弈的多中心供给格局逐渐形成。对标公共行政治理理论中的政府与市场、社会、公民的关系,以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建设为案例,研究发现：在政府作为公共治理核心和主导的“元治理”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社会、农民等多元主体的力量,以基层政府为平台,整合多方力量的“政府+”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模式能够有效促推乡村振兴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陕西产业扶贫的路径选择与模式分析

产业是乡村最为重要的经济基础,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要务,通过产业兴旺实现扶贫开发,是精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路径。陕西在产业扶贫实践过程中,涌现出了省供销合作社主导的“政府（扶贫办）+供销社（供销企业集团）+农户（贫困户）+企业（合作社）+金融（保险）”模式、以商南、延长为代表的“先借后还”无本脱贫模式、以大荔、洛南为代表的扶贫资金量化折股模式、千阳县 “项目超市”菜单式扶贫模式、白水县的 “果园托管”模式、榆阳赵家峁村的“三变”等模式。本文通过对典型模式的分析,提出在推进产业精准扶贫过程中要尊重扶贫对象的主体地位,适度兼顾扶贫政策的公平性,充分发挥财政扶贫资金的引导作用,积极调动新型经营主体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并优化新型经营主体与贫困群众的利益联结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产业扶贫的辐射带动效应。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与路径——产业发展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从脱贫攻坚的“产业扶贫”到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折射出产业发展对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根本性作用。基于对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调研中发现的产业扶贫市场机制不彰、可持续性差问题,本文首先以新结构经济学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理论为基础,提出深度贫困地区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即应根据当地资源、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的禀赋结构,依循“市场逻辑+政府逻辑”的双重逻辑,培育和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形态,并构建多主体激励相容的参与机制及利益分配机制。进一步,基于对深度贫困地区符合上述逻辑的产业扶贫模式的多案例分析,从微观层面探讨市场逻辑和政府逻辑如何协同推动扶贫产业形成市场竞争优势并带动贫困户获取可持续的产业扶贫收益:企业发展与企业家才能的有效发挥将本地资源禀赋变成有市场的产品,政府因势利导对企业进行扶持激励并协调提供软硬件服务,从而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并形成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扶贫产业;在可持续产业带动下,贫困户通过参与产业链订单生产、直接就业,以及将土地租出、到户扶贫资金入股企业等方式获取收入,提高内生发展能力,从而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促进人的发展和福祉提升的最终目标。最后,就进一步推动深度贫困地区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村社主导:资本下乡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路径

实现资本与农村资源的有效整合是利用资本下乡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前提。调研发现,农村资源及其支配主体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受限于市场交换互动模式的有限适用性,资本主体无法与农村资源主体形成良好互动,因而难以自行整合农村资源。村社组织具有“四位一体”的角色属性,可以灵活对接资本主体与农村资源主体。由村社组织主导农村产业发展时,可以将“资本整合农村资源”的过程转化为“村社组织整合资本与农村资源”的过程。村社组织一方面可以依靠利益互嵌实现与资本主体的有效互动,另一方面可以依靠“四位一体”的角色属性实现与农村资源主体的灵活对接,进而充分整合资本和农村资源,推动农村产业振兴。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村社组织的主导作用。     

乡村振兴视阈下民族地区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机制与路径探析

民族地区推进乡村振兴、构建高品质现代化的乡村产业体系应努力遵循生态化机制、市场化机制和产业结构优化机制,形成持续增强乡村产业竞争力和创新发展力的新格局。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基本路径包括推进龙头企业“上山下乡”的产业链一体化规模经营,实现“小农户”与大公司及现代产业融合衔接;挖掘少数民族文化内涵塑造特色产业的文化品牌,提升区域特色产业市场竞争力;发挥民族地区绿水青山、特色文化的资源优势,构建乡村“一二三产业综合体”,依托景区“增长极”拓展“文化+生态”的深度乡村旅游,依托特色资源推进特色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及采取多种途径对“三农”“三牧”进行以素质能力、专业技术提升为目标的“技术赋能”等。     

乡村旅游发展实践逻辑与产业发展路径反思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旅游被视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现有研究主要强调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性,忽略了发展过程中实际主体互动,造成了乡村社会重构。研究发现,乡村社会作为农民生产、生活的权利空间,因受政府力量及资本力量的介入被重塑,造成旅游空间与乡村社会权利空间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从而导致农民的基础生产生活空间使用权、旅游经济分配权及公共资源享有权被资本主体吸纳,造成农民权利空间的挤压。而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效实践,关键是要“目中有人”,保护农民的权利空间,应基于“平等”和“共享”的权利保障原则,探索出既能推动产业发展又能维护农民乡村权利的协调包容发展路径,从而促使产业发展有效契合乡村振兴目标。     

农业产业链稳定性博弈分析——以疫情影响下陆河县青梅产业链为例

维护农业产业链稳定,是乡村产业应对复杂形势的必然选择,是乡村产业兴旺发展的重要前提。采用动态博弈和演化博弈分析方法,以陆河县青梅产业为例,构建外部冲突影响下产业链中不同经营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以期探索影响产业链稳定的关键要点。博弈发现：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链稳定的关键主体;小农户是农业产业链稳定的薄弱环节;政府有效监管是维持农业产业链合作与稳定的关键;基于契约的融合型农业产业链具有更优的稳定性。可以通过培育依托地方农业特色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搭建产业融合平台促进乡村三次产业深度融合、完善监督机制发挥政府产业链稳定守护者角色来促进产业融合、降低违约可能、提升农业产业链稳定。     

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模式的探讨

从龙头企业与养猪农户利益联结的内涵出发,在对现有7种利益联结模式进行剖析基础上,指出我国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模式应以“公司 基地 农户”或“公司 园区 农户”联结模式为主,其他模式作为补充的结论,并阐述了相应理由和运作实施条件。     

工商资本下乡的多维效应及其发生根源探析——基于湖北省Y县的经验调查

工商资本下乡对“三农”的影响引起了广泛争论,形成了市场效率和小农理性两种具有张力的价值取向。通过对湖北省Y县的经验调查,发现工商资本下乡具有增长效应、分化效应、排斥效应和断裂效应,基层政府、工商资本主体和大户主导的农业产业化模式排斥了普通农户参与的经济机会,给乡村政治和治理的稳定性带来了诸多风险。这些效应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于基层政府在政策资源分配时具有“抓大扶强”的价值追求,工商资本主体“强势分利”的经济逻辑对普通农户具有排斥性,而资源禀赋不足的普通农户则坚守着“小农理性”的生计原则,结果便是普通农户与工商资本主体间利益联结机制的失衡。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既要利用工商资本推动农业产业化转型,也要重视小农经济的内生发展,充分保护农村社会“蓄水池”的承载功能。     

农村产业融合视域下美丽乡村建设困境分析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乡村建设逐渐呈现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美好前景。广西壮族自治区“美丽南方”的实践表明,农村产业的延伸型融合模式、重组型融合模式、渗透性融合模式有效推动了美丽乡村的组织建设、文化建设、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然而,由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较低,村庄承载能力不强,农村产业内部管理不规范,产业体制机制障碍等问题严重阻碍了美丽乡村的建设进程。为此,应当将以农民为中心、以农村资源要素流动为目标、以系统的乡村建设机制为基础的美丽乡村建设价值作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下美丽乡村建设路径的价值选择。     

有效衔接视角下农村产业发展模式与演进路径——基于江西省P县的调研

产业是巩固脱贫攻坚和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和载体。基于对江西省P县的调研发现,产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以政府主导的扶贫模式、以能人大户为主导的过渡模式、以村集体为主导的振兴模式。通过分析三个不同层次的产业治理体系发现产业发展是从“扶持型”向“内源式”发展的转变,此过程拓展了治理主体,优化产权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同时这种内生的产业发展模式也存在治理资源不匹配、政策依赖、连接机制不顺畅等潜在隐患。鉴于此,应引入市场化的产业治理资源,理顺主体权责关系,提升村级产业治理能力,拓展群众与产业发展联结形式,循序渐进的推进扶贫产业持续发展。     

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有效衔接初探

在后扶贫时代及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巩固和提升产业扶贫成果对于乡村产业振兴有积极意义。在论述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有效衔接的内涵与价值基础上,提出政策-要素-利益的融合分析视角,并结合广西P县个案"扶贫车间"的回访调查,分析政策、要素、利益三者在产业衔接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影响。研究发现,在后扶贫时代,通过强化政策保障机制,使扶贫产业的政策投入作为输入型资源,从兜底扶持转变为激励策略,从项目制打造扶贫产业点到政策集合助力培育和布局核心产业;建立要素融合机制,增强产业竞争力应当引导企业、合作社等主体依托区域市场提升产业链拓展功能,实现产供销有效性整合;优化利益协调机制,强调产业振兴主体的多元化,实现政府、企业、村集体以及农户的利益均衡和共享。过渡期的有效衔接将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效能提升,在诸如产业融合发展、产业链条拓展、利益均衡分配以及产业发展基础性制度建构等方面呈现出积极效能。乡村产业振兴的目标导向存在地区差异性,其最低目标在于维持劳动力的有效就业,保持集体经济的活力以及实现农村生产要素资源的有效利用。     

农业集群的网络结构与链接模式研究

农业集群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组织形式,是由主体和资源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跨产业链的复杂网络系统,表现出明显的多层级性、耦合性、供应链集聚、分布的无标度和群落性等结构特征.以"农业龙头企业、批发交易市场、农业科技园区"等为主导形成的网络链接模式是决定农业集群网络关系的基础.培育一级集散结点,建立核心组织主导的网络链条,促进网络层级融合,强化网络主体的联系与合作,是促进农业集群网络结构优化的重要途径.     

乡村产业振兴中的“联村发展”——对陕南H县“三联”经验的考察

脱贫攻坚结束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后,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发展面临政策环境转型、外在扶持力度减弱等新挑战,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为此,H县创新探索出了以“支部联建、资源联享、产业联盟”为核心的联村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逻辑是弥合产业发展的市场边界与村庄的行政边界不一致的罅隙,通过跨域机制、整合机制与链接机制打破乡村产业跨边界发展的梗阻,有效整合不同主体的多方资源,推动小农户与大市场衔接,并最终构建乡村产业发展共同体。联村发展不仅有利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而且还直接助力乡村产业兴旺与共同富裕政策目标的实现。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内涵要解、发展现状与未来思路

“三产融合”是指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农业与农村第二第三产业之间通过融合渗透、交叉重组等方式形成农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新型农业组织方式和过程。“三产融合”的关键和核心是“融合”,其根本目的是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农民福祉持续增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三产融合”是农业产业化的高级形态和“升级版”。近年来,我国“三产融合”呈现出融合主体多元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持续快速发展、利益联结机制日趋紧密的良好态势,“三产融合”发展日益成为农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构建“三产融合”发展体系,要培育、发展壮大多元化融合主体,强化各主体独特作用;创新发展多类型融合模式,促进不同模式共生协同;打造平台载体,促进“三产融合”集聚集群发展;健全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形成“三产融合”利益共同体;完善支持政策,促进“三产融合”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