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勘误七则

对于《史记》的点校，中华书局曾作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于是才有了1959年版十卷本《史记》。但是，在翻阅《史记》过程中，仍时或发现其中的一些错误被疏漏。本文所列举的十卷本校勘疏漏，大多为龙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水泽利忠《史记龟注考证校补》、陈直《史记新证》、梁玉绳《史记志疑》等未发现。偶有被发现者，倘觉其未加考论，仍有考论的必要。现在姑且冒昧将其列举出来，以冀商讨。     

钱钟书的《史记》研究及其启示——以《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为例

钱钟书的《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以日本人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为论述标本,探讨了有关《史记》的诸多问题。他对《史记》史学地位的肯定、对《史记》编排有失协调问题的揭示、对司马迁天命观之矛盾的诠解、对《史记》深意的挖掘以及对《史记》文学性的探讨等,对今天的《史记》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旁搜博采去伪存真——评李人鉴先生《太史公书校读记》的校勘特点

对《史记》这部名著,前人做过不少校勘考订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果;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目前通行的版本仍多错误之处。扬州大学李人鉴先生穷毕生之力完成的《太史公书校读记》,力求从汉代语言现象及司马迁撰述体例等方面探索《史记》本来面目,并是正文字上的衍脱讹误。全书精义络绎,自成一家言。作者以本校为主,同时综合运用了他校、理校等多种校勘方法;用其所长,从古汉语语法角度解决了不少前人未曾解决的问题;对前代学者的疏漏之处,敢于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在考订文字的同时,亦注重标点的校勘。该书新近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印行,不仅可以开拓《史记》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为校勘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校读札记

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是目前人们研读《史记》的权威文本。近日,笔者取民国年间张元济校勘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史记》（以下简称“百衲本”）与之对校,见二本或有异文;现取《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下简称“《校补》”）、《汉书》、《资治通鉴》等文献以资参证,就异文中可商之处草成数则,不当之处,祈方家指正。     

《玉海》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宋人著作征引《史记正义》佚文考索之一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系学术价值最高的《史记》古注之一。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时,以《史记集解索隐》为本注,以《正义》为增注附刻其内。编刻者为减少与《索隐》注文的重复,对《正义》删削独多。自《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风行于世,单本《史记正义》遂湮没以至失传,明人已无缘复睹《正义》全貌。20世纪初叶,日本泷川资言从传入彼邦的《史记》古本栏外标注,手辑《正义佚存》一千余条,后散入《史记会注考证》相应《史》文之下,自谓"略复张氏之旧"。然而宋人吕祖谦、王应麟、胡三省等人著作中大量征引单本《史记正义》,泷川均未寓目。笔者从王应麟《玉海》辑得所引《正义》105条,其中67条为《史记》三家注合刻本所遗佚。这批《正义》佚文对深入理解《史记》文义甚有价值,尤其是所引张华《博物志》,为解决司马迁生年疑案提供了确切的文献根据。     

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乐书》标点商榷

由顾颉刚先生领衔点校的中华书局1982年版《史记》,规模宏大,校勘精审,广受好评。但毋庸讳言,该书在标点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本文对《史记·乐书》的19处标点提出讨论并予以辨明。     

《百大家评注史记》作者考

《百大家评注史记》是一部关于《史记》的多家汇评本著作。是书开篇便标明:"状元兰嵎朱之蕃汇辑。"但此书是确由朱之蕃汇辑而流传至今,还是明末书商假借状元名号伪托而成,未有定论。于此,进行一番考证,对确定此书的作者,判断此书的真伪和价值,意义重大。笔者在整理是书过程中,通过查阅文献,收集相关资料,对是书的作者进行了考证。同时,对朱之蕃作相关介绍,阐明其文学成就,并进一步考证《百大家评注史记》是否出自他手。     

《史记》、《汉书》失载西南夷若干史实考辨

西汉元鼎六年,司马迁奉使巴、蜀以南,亲履今四川西昌、汉源一带,以后根据见闻在《史记》中记载了西南夷。《汉书》大量抄录《史记》相关记载并有所补充。综合汉代及稍后史籍相关零散记载,对武帝时期、昆明的迁徙活动,、昆明被西汉、滇国打败,以及武帝开通博南山道路及经营哀牢地区的史实做了细致考证,可知《史记》遗漏了发生在元鼎六年之后西南夷的若干史实,原因是事件发展过程尚未结束,司马迁对情况了解有限;而《汉书》则失载武帝中后期西南夷的若干史实,主要原因是沿袭《史记》的说法,对相关史实疏于考证。     

浩浩其志通千古——《史记·屈原列传》“悲其志”探微

本文由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所说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入手 ,对屈原和司马迁作了某些方面的对比性研究 ,从而阐明了司马迁在写作《史记·屈原列传》中的一些独特用心。     

《史记》札记

文章是作者关于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1982年第2版)的读书札记,共11则,指出了该书在校勘及标点方面的若干失误。     

卢瓌《杼情集》考论

《杼情集》应是晚唐时人卢瓌所编纂的一部"唐人诗话"。此书在宋末元初已亡佚,今由《太平广记》、《诗话总龟》前集、《诗人玉屑》、《能改斋漫录》辑得材料35条。分析这些材料可知:《杼情集》既有对诗作的辑录与评论,亦有对诗事的记载;其体例目前已无法探寻,只知其由几十条并无联系的短小文字连缀而成。较之《本事诗》,《杼情集》更接近《六一诗话》,是晚唐时期的一部"类诗话"作品。它不仅记录了诗歌、诗事,为后世提供了研究"诗话"渊源不可或缺的材料,还代表了先宋诗话发展的高峰,成为链接先宋诗话与宋代诗话的纽带。     

也谈钱钟书先生与《全宋诗》--以《钱钟书先生未刊稿《宋诗纪事补正》摘抄》一文为例

本文以《钱钟书先生未刊稿〈宋诗纪事补正〉摘抄》一文为例,通过分析其对《全宋诗》所作的有关补正,认为《宋诗纪事补正》一书有助于我们全面而准确地评价钱钟书先生在宋代诗歌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对《全宋诗》的修订和完善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略论司马贞《史记索隐》的批判精神

司马贞《史记索隐》冲出名物训诂式史注的束缚,突破为史作注而不破原书的时代风气,为自己的先人之巨著《史记》作注。他充分肯定《史记》的伟大之处,同时不为先人避讳,不特意弥缝“家传是书”之缺失,敢于立言,勇于批驳,既表明了自己对祖上的尊崇,又弥补了《史记》的缺失或不足。他的《史记索隐》不仅有功于《史记》,更有功于后世《史记》的研读者。     

论钱钟书的《史记》研究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20世纪以来,《史记》研究呈现出喜人的局面。其中,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的《史记会注考证五十八则》以中国古典文学特有的感悟式的评点研究为基础,重点考证、评点了《史记》中的疑难字词和精彩段落,利用古今中外事例阐发义理,研究方法形式多样。尽管是微观研究,札记式评点,但可谓字字珠玑,散金碎玉。     

论《皇极经世书》对夏、商、周三代之建年代的推定

邵雍的《皇极经世书》一向被认为是"推步之书",它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精到见解因此而被淹没。但是,仔细梳理分析《皇极经世书》对中国历史的记述可以发现,它把中国有纪年可考的历史定位在公元前2327年唐尧甲辰,推断夏朝之建在公元前2166年,这不仅比"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夏朝之建(前2070)提前了近百年,而且其推断都有权威翔实的文献依据,表现出尊重史实和文献的精神。     

《汉语大词典》失收《史记》双音动词考

《史记》是秦汉时期语言实录的一部宏篇巨著,其词汇在汉语词汇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大型历时性辞书编纂的角度看,《史记》必当是辞书所选秦汉语料之一,如大型辞书《汉语大词典》就大量以《史记》为语料而设定词条及义项,又大量引之为书证。但就该辞书所收词条看,仍存有不少词条失收问题。今就所检《汉语大词典》失收《史记》双音动词数则作一些简要考释,以期对读者阅读、研究《史记》及辞书的再次修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吕氏春秋》看《乐记》部分篇章的成书年代及其佚篇

《吕氏春秋》仲夏、季夏二纪中的八篇文章以论乐为主,通过考察这八篇文章中与《礼记·乐记》相同的内容,可知《乐记》中的《乐本》、《乐言》、《乐象》等篇在《吕氏春秋》撰写前已经基本成书。而结合其他传世典籍中的相关记载,可以推测《吕氏春秋》仲夏、季夏二纪可能还保存了《乐记》十二佚篇中的《乐作》、《说律》与《意（音）始》篇。     

论《诗林广记》对宋诗宋注的摘引

蔡正孙《诗林广记》大量摘引宋诗宋注,并通过"《诗注》云"、"注者《诗注》云"、"注者云"、"直引不标注"四种不同的摘引方式,表达了对宋诗宋注一分为三的态度:纯粹的诗注、诗注的诗话化以及可以共享的知识。究其原因,宋诗宋注的繁荣与释评兼备的注释特点为这种摘引提供了基本的前提,而蔡正孙对宋诗、宋注的重视以及《诗林广记》体例上的创新则为这种摘引提供了合理的保证与必要的条件。     

?济北诗话?对宋学之受容新论

国内学界一致认为虎关师炼?济北诗话?受宋代理学影响较深,其以“适理”、“雅正”论诗就是典型例证。但作为一个佛学修养高深的禅僧,虎关从深层上更倾向于以禅学论诗;其论诗须“自得”“醇全之趣”实质就是禅宗发明本心之回响。虎关“适理”论中含蕴理学与禅学两种思想影子,更接近于融汇禅学、心学于一体的严羽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