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与日本近代自然主义文学的问题--从成仿吾《〈呐喊〉的评论》谈起

作为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呐喊>已经定格在历史性的排行榜的最前列.很多时候,人们在阅读思考这部作品之前,已经深陷于"历史定论"的支配和影响中,而容易失去独立自主的审美判断眼光.成仿吾在<呐喊>出版不久后,提出<呐喊>可以溯源到日本近代自然主义文学,而今人却轻易地一概把它视为是对鲁迅的严重非礼.其实,<呐喊>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至少在形式格调上有不少相似之处,成仿吾的意见并非仅是"挑刺"和"非难".日本的自然主义起源于法国自然主义,但并未继承左拉的真谛.<呐喊>看上去近似日本文学,但其深层的对民族文化的思考、对国人"人性"的怀疑和诘问,又画开了它与日本文学的天然不同.成仿吾没有读透这一点,并非是他的浅薄.时间、阅历、功夫是解读鲁迅的先决条件,这同样也适用于成仿吾.     

《新唐书》、《全唐文》所载《对〈论语〉问》辨误

孔颖达的<对<论语>问>,是一篇精美的政论文,但宋代俞德邻认为,唐太宗误认曾子为孔子,而颖达竟不省,故责其告君欠谨.俞德邻的解读依据<新唐书>.根据<贞观政要>、<旧唐书>、<十三经注疏>、<全唐文>,<新唐书>所载<对<论语>问>错误有二其一,张冠李戴;其二,文体不合.同时,<全唐文>等文献所载<对<论语>问>的几处异文值得商榷.     

论"吃人"意象的象征意义--鲁迅《狂人日记》新解

<狂人日记>中的"吃人"意象,作为鲁迅所创设的"个人神话",具有象征意义."礼教吃人",其实是指中国的封建文化在对中国人进行文化整合过程中,消解了人性而张扬了兽性,从而形成了典型的民族文化心态"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这便是"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所在.     

"意淫"观和《红楼梦》性描写的以诗写小说本质

目前对"意淫"观的研究主要从思想、哲学角度入手,而对其文学价值的分析还远远不够.文章着重梳理了文学史上性描写由<高唐赋>、<神女赋>所开创的诗化传统向<金瓶梅>等小说所代表的世俗化倾向过渡的轨迹,凸显<红楼梦>面对以上两种"文学遗产"所作抉择的特点和意义,提出"意淫"观使<红楼梦>性描写诗意化、象征化,而悬置了其中的性内涵,其本质上是以诗法作小说.     

真实·矛盾·技巧--鲁迅《呐喊》中的讽刺艺术

讽刺是一种幽默,是文学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鲁迅小说集<呐喊>中的讽刺,具有真实性、矛盾性和技巧性.真实性,表现为鲁迅小说的讽刺幽默是一种思想的结果.矛盾性表现为对事物矛盾本质的揭示.技巧性则表现为语言具有讽刺特点.     

鲁迅与铃木虎雄的"文学的自觉"说--兼谈对海外中国文学研究成果的借鉴

"文学的自觉"说是由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最先提出的;而鲁迅"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观点极有可能就借鉴自铃木<中国诗论史>一书.     

从文化自信到虚无:历史叙事的另类形态--《故事新编》与"新故事新编"比较研究

当下的历史小说,尤其是借助网络媒介的所谓"新故事新编"大多以戏谑的方式关注先秦乃至本民族的始初历史,以现时态的情节碎片冲击了文本的封闭性.这与鲁迅的<故事新编>颇多相似之处.但是两者所呈现的精神状态相距甚远.<故事新编>是一次思想的对垒、哲性的交锋;正是这种理性智慧的存在,托起了解构传统文化、重建现代文化的希望,透露出生命蓬勃的文化构想.而"新故事新编"则充满了内倾与自敛,弥散着浓厚的神秘与虚无之感.大多数文本以第一人称直述当下的迷惘.这深刻反映出民族文化身份的淡薄与所处困境.     

从《汉书·刑法志》看西汉的德治与立法

<汉书*刑法志>内容主要是关于法的起源、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及其变革的概况,尤其是关于前汉以来各个帝王刑罚改革的情况,其理论基调对后世史书"刑法志"各篇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汉书*刑法志>不但是我们研究汉代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史料,其中所体现的浓厚的儒家思想也是研究汉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重要资料.     

辨"有生于无"

老子哲学以道学为核心,而道学之核心问题是"有"无"问题.对老子"有"无"的研究可谓见仁见智,大体可分为道为"无"及道统"有"无"两种说法.<老子>中既讲有无"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又讲"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种矛盾的说法困惑了中国学人两千多年,随着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这一千年悬案才得以大白于天下.     

论宫泽贤治文学作品的“他人本位”精神

宫泽贤治将文学、科学和信仰调和到自己的个性当中,形成了偶像化,他的作品是"自他"未分的一元论精神培育出来的感性表现.宫泽对待他人采取的是被动的"他人本位"的个性立场;志贺直哉则立足彻底的"自己本位"的个性立场.如此特色表现于宫泽的<泉边人家>、<十六日>、<花坛工作>和志贺的<某晨>、<去网走>等作品中.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社会组织的法源释析

社会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权利之间的聚合与表达。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社会组织的孕育和发展为社会进步与人类的文明提供了极大的助益。社会组织的起源应当从人类学的视角去寻找,亦即基于人的社会性需要而引申出了人的结社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法律问题的正当性证明则应当从法律的基本范畴即权利和权力的层面去揭示。对社会组织的分析应当超越传统的社会学进路,将其置于权利保障、国家公权、沟通理性与善治主义的视角下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