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视阈中的生态危机治理

生态环境与公众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环境的日益恶化,出现了生态危机。其根源在于：一是与政府错误的政绩观有关;二是公民社会的缺失,使政府未受到应有的监督。因此研究公民社会的发育对生态危机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投资基金治理制度的发展趋势

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精心设计的投资基金治理制度在现实中遭遇"中心委托人缺席困境"、"持有人集体行动困境"、"监督者激励约束困境",这种困境最终反映的是经济学产权治理理论和法学分权制衡治理理论在面对投资基金这种新型企业形式时解释力不足,投资基金治理应为组织治理和市场治理的统一,投资基金治理制度的新版图也应包括组织治理制度和市场治理制度,且市场治理制度应成为投资基金治理制度的重心.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度化的价值和问题分析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度化是指政府对公民有效参与公共政策所进行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理性和非理性两种方式。理性的公民参与对维护政策合法性、制约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补救官僚回应性缺失、提高公共政策的执行效率等具有重要价值。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作为一项集体行动,也会遭遇到参与非职业性以及参与成本、观念等困境。理性思考公民有序参与公共政策问题,在公民社会逐渐形成的中国显得格外有意义。     

论政府生态治理的三重困境:理念差异、利益博弈与技术障碍

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失灵"无法通过自我调适实现经济发展的生态转型,往往陷入经济发展和生态危机相伴的"锁定"状态,因此具有低成本、高效率优势的政府权力的适时介入显得非常必要。然而,政府的生态治理却面临三重困境:多元价值观念碰撞格局下的政府生态治理困境、多元利益主体互动博弈下的政府生态治理困境、生态公共政策生成难题下的政府生态治理困境。对此,需要在生态治理中厘清不同主体的利益结构和策略结构,引导其理念和行为实现生态转向,尤其是要提升政府系统的生态理念,促进制度结构变革和行为调适。     

论农民公民意识的培养:一种社会政策的视角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作为理念形态的公民意识也就是公民行动的先导.在广大的农村,由于农民的公民意识缺乏,农村社会很难出现公民行动,从而导致农村社会出现了集体行动困境和治理困境.要打破这一困局,必须加强农村社会的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有很多途径,其中,由于现代社会政策行动既具有利益的关联性、广泛的参与性,又是一个行动体系、一个现代规则体系,因此在农村广泛地实施社会政策,并广泛调动农民参与到社会政策行动中,是培养农民公民意识的有效途径.     

合作治理:实现生态环境善治的路径选择

生态环境治理涉及公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政治秩序的稳定,已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深化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关键。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现实困境源于缺乏整体性的合作治理机制和长期规划,具体表现为:政府层面的角色错位和配套措施滞后、社会层面的力量薄弱和资源有限以及市场层面的企业自利性侵害环境公益性。提高生态环境的治理效果,可以尝试应用合作治理理论构建"政府—社会—市场"的合作治理模式,以追求主体共存、生态共享、利益共荣为价值目标,最终取得生态环境善治的最佳绩效。     

论生态的社会治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理论解读

生态危机已经成为撼动人类生存家园的全球性难题,但是,生态恶化并未因学术理论界的疾呼而得到有效遏制.本文试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社会治理理论解读当代生态热的得失,并时中国的生态治理方案作了初步探讨.提出生态的社会治理是中国走出生态困境的根本路径.     

协同惰性：集体行动困境分析的新视角

集体行动作为“人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解决共同的难题的基本措施之一。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来看,集体行动并不必然获得成功,失败和困境反而成为常态。诸多关于集体行动的理论研究,往往醉心于某个单一角度或是微观层面上的分析,割裂了要素之间的结构逻辑。因此,这就需要形成一种更为宏观和系统的理论框架,能够涵盖集体行动困境产生的多重因素。以协同惰性为重要内容的协同优势理论以其多元而开放的题域,从目标、权力、信任、成员结构和领导力五个维度构筑了集体行动困境分析的主体结构,不仅为理论发展开辟了新的渠道,也为揭示我国当下的协同治理困境提供了更为可靠的理论工具。     

业主委员会的集体行动逻辑及其善治路径

业主委员会是中国社会刺度变迁的产物,作为一个自治组织,在治理过程中产生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只有从经济学的视角运用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物业管理的属性．才能找出业主委员会治理过程中“集体行动困境”的原因,并通过对物业管理这一准公共产品供给的生产过程与提供过程相区分,指出多元协作治理是业主委员会善治的路径选择。     

风险社会中的社会治理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系统组织理论的视角

在风险社会的多变环境和多重挑战下,不确定性因素和系统性风险对社会稳定发展的影响幅度也在不断累加,形成了社会治理体系演进的新挑战。以政府为主导的一元化垂直控制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政情和民意交错层叠状态下的社会治理需求。为了达到多元的公共利益的治理目标,并在这一过程中避免解决各类问题时都优先使用行政手段的过度治理倾向,需要借助系统组织的理论视角,以复杂系统中的信息对称为抓手,推动政府、社会、企业和公民建立治理共同体。本文通过分析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立足于系统治理的逻辑,提出了强调价值和意义体系、落脚于过程而非结构的动态治理模式,并从制度结构、治理能力、基层服务和社会心理四个方面探索了社会治理优化路径,为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