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族群与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及其影响

"古苗疆走廊"作为中国南方东西向的民族走廊,是历史上中国内地进入西南民族地区的传统通道,其形成是中国各族群长期互动和中国经济、政治结构变革的结果。"古苗疆走廊"成因具有多元性:民族生态分布、西南民族贸易与区域市场、南方稻作水利田发展、国家力量的渗入、西南的经济开发与移民等。"古苗疆走廊"的提出,有助于了解明清以来中国西南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以及地域社会在这一进程中的应对;并扩大研究视野,即将各民族研究与跨族群、跨区域的整体研究相结合,作为西南非汉族群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与中国内地的大通道,而且是西南与全球经济连接的纽带。     

文化建构、认同与“古苗疆走廊”

历史上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边陲云南与内地之间一条交通大动脉,并且也是由国家权力强力主导开辟的一条“国家走廊”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空间,对曾系“苗疆腹地”的贵州省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都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对历史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过程的回顾．探讨了其“国家化”特征、汉族“移民文化”与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间的“整体性”与“多样性”之关系;并对贵州文化的“主体性”缺失和建构、文化的“族界化”现象、文化的“地域整体性”等问题也进行了若干反思,并就今后展开“古苗疆走廊”研究提出一些初步建议。     

“巴盐古道”在“国家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中国历史上,"巴盐古道"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巴蜀地区盐业的发展,其不仅是西南地区经济连接的纽带,也是国家权力主导之下极力发展的民族走廊。随着历代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经营以及民族社会的不断进步,盐道的历史地位也在不断凸显。而且"巴盐古道"本身作为交汇区和过渡带,对国家力量渗透、族群社会发展、区域市场建立以及西南移民活动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也体现了"巴盐古道"早已被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之中。因而,"巴盐古道"作为一条传统通道,对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互动和变革有着重要意义的同时,在民族走廊历史进程的研究领域中亦不容忽视。     

苗疆边墙与清代湘西民族事务的深层对话

本文把清代苗疆边墙放在明清数百年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对话中详加检讨,形成一个对今天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基本结论:与明代边墙不一样,清代边墙已不再纯粹是一道军事工程,而是国家为解决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族矛盾,在长期的民族政策对话中实现的一项民族制度创新;它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是基于军事安全基础之上的,国家权力在多民族社区的成功运作,并成功地实现了国家对多民族社区的近代化重构目的。     

“苗疆再造”与民族关系

在对清雍正朝武力“开辟苗疆”动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主要针对 “开辟苗疆”历史事件之“苗疆再造”阶段所施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教育教化措施对苗疆民族关系所产生的系列深刻、深远影响进行分析和讨论,认为苗疆民族关系由此而变得更为复杂和多元,直接的结果是造成民族关系的紧张和文化的激烈碰撞、冲突,并因此带来苗疆社会的急剧动荡和清政府对苗疆治理措施的审视和调整。对这一过程中的民族关系思考无疑有助于对当今国家民族政策更加认同和理解,也有助于民族地区民族团结、国家认同意识的增强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第六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区域、社会与文化会议综述

2013年6月16日至17日,第六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在贵州民族大学召开。论坛主要围绕"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理论对话、‘藏彝走廊’与西南民族研究、民族认同与宗教、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研究及民族识别与西南民族的研究、国家走廊与贵州民族研究"五个专题对西南地区发展及西南地区民族研究等进行全面深入的学术交流,体现了当前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现实问题研究的责任和担当。     

清代西南边疆的国家儒学教化体系考述

清朝是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经略最为深入的一个朝代。清政府用"华夷一家""以汉化夷"的治边思想替代传统的"华夷之辨""以夷治夷",在西南边疆改土归流、开辟苗疆,推行崇儒重道和教化为本的基本国策和治理原则,大力施行国家教化,培养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主流政治文化认同,在深层性及根基性的文化及信仰层面建构起西南边疆与内地的精神统一体,实现了西南边疆的稳固与统一。在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从意识形态的研究视角去考察清朝政府在西南边疆实施的儒学教化体系,论述该教化体系如何形塑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文化的认同,可为我国当前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历史的镜鉴。     

清代边墙与湘西苗疆开发

清代统治者办理苗疆的主导思想一开始就是力图在苗疆建立正常的行政管理体系,既使边墙的修建也是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在边墙框架下的湘西苗疆,经济社会得到极大发展,湘西苗疆逐步融入到统一的中华大家庭中,中国文化版图就是在这样一种民族文化融合中逐步形成的。     

民国时期西南“夷苗”的政治承认诉求——以高玉柱的事迹为主线

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向政府请愿的一个具体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新中国的民族承认政治并非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言仅仅是国家权威的产物,亦非仅仅是仿照前苏联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结果,而是这个国家与自辛亥革命以来涌现的少数民族承认诉求之间达成的一种协商结果。中国少数民族并非仅仅是消极的被构建者,他们具有能动性,会应对新的情势来构建新的自我。     

论乾嘉之后湘西苗疆的文化治理

经历乾嘉苗民起义的震动之后,清廷转变治理思维,其在军事防控外,实施了多元化的统治策略,文化治理是其中之一。具体表现为其通过加强王朝认同、兴办学校、敕封神灵、发展科举等文化策略治理湘西苗疆。清廷在湘西苗疆实施的文化治理涉及湘西苗疆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渗透于苗民日常生活之中,其改变了湘西苗疆的文化发展脉络,构建了新型社会秩序,深层次地改善了湘西苗疆的民族关系,大大地巩固了清王朝在该地区的统治。     

汉语“挖掘”义动词的历时演变

在汉语词汇史上,＂掘＂、＂凿＂、＂穿＂、＂抇＂、＂搰＂、＂挑＂、＂撅＂、＂挖＂均表达过＂挖掘＂义,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其消长变化特点。先秦＂掘＂字鼎盛,＂凿＂、＂穿＂、＂抇＂初兴;两汉至唐宋＂掘＂、＂凿＂、＂穿＂并驾齐驱,元末明初＂穿＂、＂凿＂淡出此义,＂掘＂字独占鳌头。明清之际,＂挖＂字兴起,并迅速一统天下,成为表＂挖掘＂义的专用动词。     

明清鄂西南土家族地区民族的分布与变迁

在明代及清初,鄂西南土家族地区民族分布存在土蛮集中分布的土司区和汉蛮杂居区两大区域;土司区内民族构成中土蛮占绝大多数,汉蛮杂居区内汉人、土蛮间比例几乎相等。清代改土归流后,部分土蛮人口外迁,同时又接纳大量的汉、苗等族流民,形成土蛮大分散小聚居分布,汉、苗等兄弟民族插花般镶嵌分布的格局;民族构成转变为以汉族人居多、以土蛮为少数民族主体的构成格局。明清时期导致该地区民族分布与构成及其变化的因素有自然和人文两方面,自然因素提供变化的可能,人为因素决定变化的方向。当前该地区的发展还得多从人文方面着手。     

再论清初的“复明运动”

清朝初年旨在推翻清朝统治、恢复明朝的政治活动被称之为“复明运动”,它是南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复明运动”的性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通过对“复明运动”个案的研究,“复明运动”应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它是清初民族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参加者不仅有明朝的宗室、文武官员,还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的目的是为恢复汉族的衣冠文物制度。     

喇叭人述略

“喇叭人”是明代初期屯兵贵州西南部的军事移民和当地土著民族长期融合产生的族群。在长期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喇叭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地域文化。本文对喇叭人的形成以及其族称“喇叭苗”的来历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喇叭人在居住、宗教信仰、服饰、语言、婚丧习俗、节日和禁忌等方面的文化特征。     

丝绸之路陇右南道甘肃东段的形成与变迁—丝绸之路陇右南道研究之一

丝绸之路陇右南道形成于春秋时期,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获得初步发展。西汉时期,在原有西行道路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经张川、秦安、静宁、通渭、定西、榆中至兰州西固渡黄河通青海或河西的官道,称为陇右南道东段北线。东汉以后,随着行政中心南移、沿线人口减少和自然环境的劣化以及畜牧经济的发展,北线逐渐衰落,而经清水、天水、甘谷、陇西、渭源、临洮、临夏入青海的南线秦州路逐渐成为西行主干道。至唐代、北宋,陇右南道甘肃东段南线更加繁荣。但由于受区域政治形势的影响,唐代陇右南道东段北线与南线个别路段走向发生了改变。北宋以后,陇右南道秦州路趋于衰落,逐渐被由关中西入平凉,翻越六盘山至隆德、静宁、会宁,再翻越华家岭,经定西至兰州的新线路取代。     

试论清朝雍正至嘉庆年间在湘黔川边苗区实行的“治苗”政策

今湘黔川交界地区是苗族聚居地。汉以来 ,由于该地区反抗斗争不断 ,迫使中央王朝不断调整“治苗”政策 ,清朝雍正至嘉庆年间这一问题最为突出 ,清初沿袭明朝在这一地区的土司统治制度 ,雍正年间推行“改土归流” ,实行“以汉治苗” ,进一步加强封建统治 ,促进了苗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由于满汉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进入苗区 ,任意兼并苗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剥削欺压苗民 ,最终导致了乾嘉苗民大起义。清朝平定起义后统治政策又从“以汉治苗”回到了“以苗治苗”     

长城沿线环境破坏与长城位置移动

古代中国生态环境的破坏是长城移动的重要原因之一。秦汉长城中段位于阴山山脉,西段延伸到罗布泊。秦汉以后,由于森林破坏、毁草开荒及战争,长城中段南部大面积草原沙化,其西段河西走廊地区多处绿洲被迫废弃。其结果是秦汉以后的长城位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汉长城相比,明长城中段向南退缩500千米,东段南迁100至300千米,西段则向东缩短了大约600千米。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浅谈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萌芽于先秦,确立于秦汉,成熟于唐代,完善于明代。历代监察机关的设置有着一定的规律可循。本文将对此做简要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