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改革40年:实施逻辑与发展趋向

农村经济改革是我国整体改革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基于约束条件和发展战略、农村经济制度、微观主体行为选择、经济发展绩效的依次影响关系,构建了农村经济改革的分析框架。该框架阐释了我国农村经济改革40年的内在逻辑,强调农村经济改革经历了"粮食增产主导"和"农民增收主导"两个阶段,且制度变革的核心是推动政府-市场关系调整,主线是放松政府管制、激发市场活力并转变政府经济职能。现阶段我国经济从高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农村经济随即开始步入城乡融合主导阶段,这内生地需要深化农村经济改革,且在政府-市场关系持续调整时需要关注政府间、市场间的结构特征,由此可引申出新时代背景下推进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若干政策建议。     

房价上涨路径分析综述

1998年住宅实行商品化后,房价上升迅速,房价上升是由于我国货币供应量超过国民经济总量所致。货币超发与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增长模式高度相关,以出口和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带动的经济发展,在经济制度选择上引致货币被动和主动的超发。政府投资的资金依赖于城镇土地出让金,在城镇土地出让数量受到限制的约束下,土地出让金被不断地推高,带动房价上涨超过居民的实际购买力水平。     

我国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政策选择

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是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着一系列难点问题,主要包括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业市场风险大,农业发展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条件恶化等。发展现代农业除了要建立政府的支持政策体系外,还必须建立有利于农业资源配置的制度基础,加快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供求主体与政府作用研究——以陕西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践为视点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制度保障,是破解"三农"问题,保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政策选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以及非政府供给主体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呼唤政府的有效参与。政府作为制度的提供者和政策的制定者,具有政治力量和资源配置权力上的绝对优势。政策扶持、财政激励、法律保障与监管支持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政府主导作用的根本体现。妥善处理好社会养老保险中自愿与强制、农民与政府以及养老保险水平高与低之间的诸多关系,引导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健康、有序发展是当前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首要问题。     

农村基础设施治理的政策工具选择

农村基础设施的有效治理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课题,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治理中有多种政策工具可供选择.农村基础设施治理多元主体的确定为政策工具的选择提供了前提.从治理的多元主体出发,可以确定政策工具选择的范围.农村基础设施的类型构成了政策工具选择的依据.农村基础设施治理政策工具的选择必须坚持公平和效率统一的原则,从而使选择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     

中国五大反贫困战略

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政府的扶贫力度加大,全国农村的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1994年底的7000万人,政府已宣布,到2000年基本解决上述7000万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意味着中国届时不再有年收入低于500元的阶层存在。在近日举办的亚太区域社会改革与社会发展政策高级论坛上,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党务副院长迟     

政府补助与民营企业研发投入

在关于政府研发补助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效应的争论背景下,本文通过分析第9次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发现政府研发补助政策对中国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激励效应,但这一效应受到企业决策者、企业资源禀赋结构以及企业环境等企业系统相关属性的影响。本文认为,为了进一步推动企业创新研发活动,政府需要继续改善市场环境,并在补助政策上向那些在企业决策和资源禀赋结构上更趋向于自主研发创新的民营中小企业倾斜。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异质性视角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协同研究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适应中国农村改革需要而出现的一种重要组织载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渗透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合作社内部相对同质的成员结构被打破,社员“搭便车”、组织效率低、集体行动难等问题动摇了合作社组织系统稳定的基础.社员异质性表现为个人特征、资源禀赋、目的动机、风险偏好等方面,某些异质性带来的低效率会使合作社组织系统失衡.应从实现合作社组织系统内部均衡的动态逻辑条件出发,构建系统均衡的协同路径,解决合作社组织的不稳定问题.     

以特色农业引领乡村振兴——以宁夏葡萄酒产业为例

本文选取宁夏葡萄酒产业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地方政府有效培育特色产业、将自然禀赋转化为发展绩效的实施机制,构建了理解特色产业发展过程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良性互动的分析框架。在案例事实材料的基础上,以“官场+市场”理论为分析框架,发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良性互动是特色产业政策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地方政府通过科学的战略选择、有力的行政推动、专业的管理机制、精准的招商方案、有效的市场建设和多元的品牌策略,在政府资源的赋能中实现了自然条件优势向产业发展效益的转化。     

我国跨世纪农村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我国跨世纪农村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戴元光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特别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我国政府提出了２０００年达到小康的近期目标和２０１０年实现现代化的长远发展规划，为我国农村现代化建设描绘了...     

农村公共产品自愿供给的制度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自愿供给在供给主体、供给动机、供给规则上与政府供给、市场化提供、制度外供给均有所区别。自愿供给的实现,受多维度、多层面、关联互动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需要一定的制度基础、制度激励、制度效率和制度规范。浙江农村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从产生到逐步成熟,目前已呈现出供给主体、供给项目、供给渠道和供给资源多样化的总体特征,并初步形成集体、企业和个体、社会组织自愿供给三种制度类型,为提出农村公共产品自愿供给制度的总思路,完善农村公共产品自愿供给的制度设置,缓解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矛盾提供了理论指引和实践路径。     

中国农村改革的制度变迁理论视角追溯

中国农村改革已经历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间,农村改革较为曲折,从开始阶段农业经济迅速增长和农民福利的"帕累托改进",到改革中期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再到国家以新农村建设为方略给农村经济带来新的希望.这种曲折的经历可以用制度变迁理论加以解释,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是因为农村制度变迁的成本较低,但相应的收益十分明显;而随后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则因为农村制度变迁相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失去优势,从而出现资源向城市集中;目前的新农村建设表明国家又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农村,但关键的因素在于如何深化农村改革,寻找实现农村经济制度创新的路径.为此,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应着眼于三个方面,即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推动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的进程;继续加大对农村公共财政支持的力度.     

“双轨政治”重构与农村基层行政改革——激活基层行政研究的社会学传统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提高了地方政府行为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也给农村基层行政带来了未曾预料的后果.通过激活农村基层行政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建构“双轨政治”的理想模型,总结当前农村基层行政的特征,并结合地方政府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制的丰富经验,提出依法行政的体制改革仍需尊重基层社会的自治传统,充分利用有效的自治资源,支持不同类型农村社会组织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和团队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三重约束

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遇到了在市场化进程中的体制约束、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源约束和城市化进程中的结构约束。产权制度改革久突不破是整个经济改革的最后障碍,将来中国最大的危机是能源危机,在推进城市化、工业化改革的进程中遇到的深层次矛盾是结构性失衡问题。因此,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格局下,分别切准每个有针对性的问题,抓住症结点予以突破,带动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和持续发展的轨道。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透视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经过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20多年的发展,不仅形成了从上而下的以农业行政和事业单位为主的政府农村公共服务体系,而且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新的农村社会服务组织,形成了以农村集体或合作组织为基础,各专业协会为依托,以及公司加农户等多种经济成分、多渠道、多层次的农村社会服务体系.但是,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和县乡机构改革的不断进展,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又面临着新的问题,目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加强新农村公共产品政府投入的对策分析

农业作为弱质产业,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着比较突出的市场选择失灵问题,必须进行以政府为核心的选择,确立政府投入的主导地位.受二元经济结构下非均衡的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影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主体长期缺位;农村税费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基层政府公共产品的投入能力;现行财政支农制度存在着严重的设计缺欠,投入效率低下,导致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严重不足.要通过深化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政府作为公共产品供给投入主体的作用,构建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产品政府投入的新模式,切实提高财政支农效果.     

社会转型背景下社团发展的机遇与约束

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显现出社会对社团的需要,并为社团提供了自由生长和发展的空间和多元化资源获得的途径,此为社团的发展带来了机遇。然而,与此同时,政府通过政治和行政资源的辐射力控制了社团合法性的获得,并将这种控制加以制度化,也约束了社团的进一步发展。造成社团生长发展的处在机遇与约束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是由改革开放引起的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建构的。因此政府一方面要释放部分垄断的空间与资源,另一方面又通过对政治、行政等稀缺资源辐射力的控制,约束社团的发展,并依据合法性的需要对社团进行选择性支持。     

加入WTO与我国微观财政政策调整的取向

加入WTO将对我国的经济政策实施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微观财政政策方面,需要按照WTO的有关规则做出诸多调整和完善,包括更多地实行关税约束、改进涉外税收结构和涉外优惠方式、分类归并财政补贴措施、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和调整政府转移支付政策等。     

农业农村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社会：一个分析框架

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政府承担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责任。我国政府以国家干预、政府主导为特征的农业农村政策,在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城乡协调发展等方面都已取得较大进展,但现有农业政策在提高农业生产率方面的限度日益显现。有鉴于此,急需构建一个政府调控和引导农业农村发展的新的分析框架,在其中,政府需要界分与市场、农村社会组织之间的行为边界,在充分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尊重农村社会自主管理的基础上,体现政府职能的＂兜底＂特征;而且,政府在构建市场/社会运行的基本制度、匡正和补充市场/社会失灵、培育市场/社会主体等职能中需要进行逻辑先后排序。应用这一新分析框架,加强和改善政府对农业农村发展的调控和引导,就需要基于农业市场化取向改革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注重对农业生产市场主体的培育;需要以政府为主体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事务治理;需要基于城乡一体化要求重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确保农业农村发展政策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