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宫廷之差异初探

本文从宫廷侍奉、造办、纂修、教育、守卫、行政这六种机构及人员方面,对明清两朝的宫廷情况进行对比,总结清代宫廷的特点,探讨其原因及影响.认为:清代每日出入宫廷的人员,大部分是外部男性,太监数量比明代大减,盖与满族男女之防的旧俗不像汉族之森严有关；而每日都有较多官员入宫与皇帝办理政务,则是清帝对宫廷制度的重要改变,与满族皇帝勤政、吸取明代教训以维护满族主体统治有关.清代宫廷的这些变化,对清代政治也产生了某些值得肯定的影响.     

"以力行为工夫":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哲学基础

黄宗羲最有特色的思想是他的新民本思想.之所以称为"新民本",就因为他已经超越了自<尚书>、<孟子>以来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传统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的旧民本范式,而开始走向民治、民有、民主的新范式.黄宗羲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是对君主专制的深刻批判;他批判君主的"一家之(私)法",主张建立"天下之(公)法",呼吁"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反映了其朴素的民治思想;他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则揭示了他朴素的民有、民主思想.     

政府官员问责制：多维理论基础与制度建构探析

近年来,我国官员问责事件频频出现于媒体报道,官员问责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行政生活中的惯例,现代化的官员问责制似乎已经呼之欲出。针对这种现象,文章着重在我国现实的政治、法律、行政和社会背景下,探讨建立政府官员问责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就确立我国政府官员问责制度提出立法建构的设想,指出应当遵循的原则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从官员复出失范审视中国行政问责制的漏洞及其修复

问责官员的去向与安置作为行政问责最后一个环节既体现行政问责的执行效力,也反映行政问责制度本身完善与健全的程度。问责官员"悄然复出"、"迅速复出"、"神秘复出"甚至"无痛复出"等失范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在制度设计与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着诸多漏洞,如缺少对行政问责客体的后续跟踪和监督机制,问责标准模糊、范围狭窄,问责程序启动的内生动力不足,制度合法性自我消解等。重视并规范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细化并统一行政问责标准、强化异体问责及加强行政问责制度的执行力度是修复行政问责制度漏洞、促进行政问责制度建设、深化行政问责制度改革的有效途径和手段。     

首相官邸主导型决策过程的形成及挫折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政治、行政等领域的改革使首相官邸成为决策过程的中心,其制度性背景是自民党总裁拥有国会议员候选人的公认权和政治资金的分配权、行政官僚权限弱化使首相权限增强、小选区制度造成的在野党弱化等.其中也有政治家个人的因素,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首相官邸主导型决策过程模式最具典型性.     

国家治理结构转型视域下的大部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改革先后经历了"泛政治化"和"去政治化"两个阶段,前者罔顾国情,以西方国家治理体系为典范,后者回避矛盾,追求纯行政范畴的改革,其共同特点都是脱离了政治-行政统一体这一制度情境。目前中国政府改革目前再次走到了需要在政治改革上有所作为的时间节点上,但不是简单回归上世纪80年代的政治改革,而是要以大部制改革为契机,并基于政治-行政统一体这一制度情境去探索国家治理结构的重新建构。     

制度变迁视角下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法治效应分析

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是行政体制改革中直指行政权力架构的重要改革措施,其将会对行政体制的制度变迁产生深远影响.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建立,将会明晰行政权力边界,使行政权力范围及其责任变得可计算,使高度集中行政体制弊端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得到有效遏制;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将使地方政府成为制度创新的重要参与者,并且实现微观行为中潜在制度利益最大化与行政法治挂钩,使法治理念和法治原则彻底摆脱“制度工具论”的困扰,对制度约束下的行政创新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     

晚清科举中的矛盾现象及分析——谈科举考试的社会功能

1905年,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一百多年来,对于科举制度的研究中,西方学者以置身事外的身份和历史社会学的眼光看得更为深刻和系统。近年来,重新认识科举的呼声在壮大。本文将科举制度与晚清的社会结构相联系,着重阐述清代社会危机下的科举制度所呈现出的矛盾现象,并以此为分析对象,探讨清代社会结构的变动及科举制度在这种变动之中体现出的社会功能,即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中国,由人口增长所引发的社会危机中,科举制度的存在成为缓和与转嫁这种危机的关键,发挥了强劲的社会调和的功能,进而使中国社会的稳定得到维持。     

黄宗羲对"君为臣纲"的批判及其启蒙意义

作为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的思想具有鲜明的启蒙特征和意义.在早期启蒙思想家之中,黄宗羲对"君为臣纲"的批判尤其引人注目,成为早期启蒙思潮的亮点之一.从揭示君主的起源入手,黄宗羲指出君主的职责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秦后君主背离了这一初衷;在此基础上,他指出现存的君臣关系从同为天下服务的同事关系异化为主仆关系,并为改变这种关系提出了限制君权的方案.黄宗羲对"君为臣纲"的批判使君主的权威遭到了打击,并且直指古代社会的价值核心--"三纲",具有不可否认的启蒙意义.另一方面,他对"君为臣纲"的批判具有不彻底性,是在肯定君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     

黄宗羲公观念论析

明清鼎革之际,社会剧烈动荡,思想领域也异常活跃,公观念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发展。针对灭私立公的传统公私观,黄宗羲提出“自私即公”,并反对君主专制,倡导公天下。为了保证社会的公正,必须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这种公观念带有朴素的民主平等意识,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清代科道官行政处分提出权的历史解读

清代是大一统的君主官僚制政权,其行政处分的提出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作为清代执行监察职能的主体,科道官通过朝廷赋予的监察职能提出对文武官员的行政处分,文武官员的违法、违纪、失职等各种不法行为均在其弹劾之列。但在君主专制政权下,科道官群体中能够正常发挥整肃吏治的效用者并不多见,逢迎谄媚、植党营私、摭拾细故、挟私报复、袒庇私人等现象的存在限制了科道官监察职能的发挥。     

试论清代监察制度机能萎缩及其原因

职官司法监察制度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特有的产物，它创始在秦汉，发展于唐宋，成熟于明清。监察制度属于封建政权体系中的监控系统，在统治集团中具有一定的自律制衡机制，对封建官僚政治的有序、稳定和官吏的相对廉洁职守曾起过十分有效的约束、威慑作用。作者认为，时至清代，虽然监察组织、制度达到了比较健全和完备的程度，在特定时期监察制度亦起过重要作用，但无可否认，清代监察机关的作用较之前代历朝都大为逊色。本文就清代监察机能萎缩的表现尤其是就其萎缩的原因从君权强化、监察体制本身的缺陷和政治极端腐败、“首崇满清”等方面作了分析和探讨。     

唐代学风的颓坏与科举制度的演变

科举制度起源于汉代的策试,萌芽于南北朝时期的九流常选,定型于隋代的进士科,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主要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度的出现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就唐代的情况来看,一方面,科举制度的推行把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力量集合到一个统一的体系之中,从而使唐代的政治除了具有空前的统一性之外,还具有一种广泛性与平等性。尽管这种广泛性与平等性极其有限,却对唐代政治的稳定与经济、文化的繁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大唐帝国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鼎盛时代,科举制度的贡献不容抹杀。但是,另一方面,科举制…     

明清顺天贡院的修建及经费探究

贡院是科举考试的专用考场。明清顺天贡院既是乡试之地,又是会试之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历经近五百年的沧桑,其维护与修建不仅牵动着皇帝与天下士子的每一根神经,而且也是科举制度正常运转的有效标志。     

“有治人无治法”:康雍乾三帝的用人治国理念

"有治人无治法"蕴含着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对"治人"在国家行政中作用的充分肯定,体现了古代思想家及统治者的政治先觉。而清朝康雍乾三帝将"有治人无治法"引入用人选官的行政体制,无疑对清朝权力主体及治国方略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古代国家行政过程中,法规与制度始终是作为根本性原则存在的,只是清朝皇帝乾纲独断的风格,往往又随时去"破坏"既定的"治法",最终致"有治人无治法"成为"君道"。而古人所强调的"治人"在政治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也是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     

度牒制度与清前期社会制度变迁

清入关前即已实行度牒制度,康熙初限制寺观及僧道数量,雍正时期,放松对僧道管理,度牒失去效力.乾隆初恢复度牒制度,乾隆三十九年,正式废止度牒制度,从此僧道身份与政府干预脱节.清前期度牒制度着眼于社会治理,而非宗教规范.度牒制度在清代之废止,是明清帝制框架下民间社会自由生活秩序之逐步发展,佛、道教与其他民间信仰乃至普遍日常生活习俗融和,僧道成为大量普通人生存出路,政府对社会控制放松的结果.乾隆帝复、废度牒制度之转变,反映出其现实主义的政治策略思想.     

明清时期华北宗族的发展——以山西洪洞刘氏为例

明清时期山西洪洞刘氏与当时南方的宗族一样,从明中后期开始组织化.刘氏从默默无闻的家族崛起,成为当地的望族,发展起宗族组织,并从明中叶维持到清末,主要原因在于科举的成功,农商结合的经济以及响应政府的教化活动,此外与大族联姻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洪洞刘氏虽然经历了明清鼎革,但是其宗族建设进程并未断裂,在清朝继续保持其优越的政治地位.刘氏宗族在清代通过进一步加强宗族建设,使宗族组织化,宗族经济增强,反映了明清华北宗族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民国理学家群体的政治认同及其嬗变——以灵峰精舍为例

民国理学家夏震武及其灵峰精舍弟子是长期被忽视的一个乡间理学家群体,他们秉持独特的"华夷观"和"公天下"理想,否定清王朝和中华民国的政治合法性,既不认同君主专制,也不承认民主共和制,隐居山林,笄发古服,践行儒家"三代"理想。但1930年夏震武去世后,其弟子纷纷变服剪发,逐渐分化,其中大部分开始认可国民党政权,成为民国"国民",后来甚至以儒家的方式接受共产主义理论。这群近代儒士的认同转变过程绝非线性逻辑所能概括,天下、国家、中学、西学,各种思想因素交织在一起。传统儒家理想一方面是他们拒绝民主共和政府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也成为推动他们接受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原动力。     

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战斗檄文──读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

君主专制制度是封建主义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现,君主独裁是几千年封建社会政治黑暗的根源之一,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历史上许多进步的思想家,曾冒着坐牢、杀头、灭族的危险,对这种制度进行了揭露。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所著的《明夷待访录》是一部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光辉著作。 明末清初,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给社会经济带来了新的气息,市民运动的兴起,阶级斗争的内容更加深刻。农民大起义的风暴席卷全国,一六四四年李自成的农民军占领北京,明王朝三百多年的统治宣告结束。激烈的阶级斗…     

官员问责的政治逻辑、制度建构与路径选择

官员问责制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它是民主政治的必然逻辑、权责一致原则的具体要求和改善中国政治环境的现实需要。官员问责宗旨的实现有赖于建构较为完善的制度,当前需要重点关注问责的事由、问责的主体、问责的程序制度。但是,制度建构属于基础性的条件,是一个较为长期的任务,目前还应该选择坚决锁定行政高官为问责对象、特别重视官员问责的连带性、认真分析不同类型责任的承担方式、极力推行政务公开与透明等关键点加以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