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伦理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人类进行社会治理的途径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发挥法律和行政组织规范等外在强制力的作用;二是发挥伦理的内在软约束作用。但在原始社会的治理中则主要是伦理在发挥作用。从伦理规范的角度看,原始集体主义是其核心伦理精神,民主平等为基本伦理原则,团结互助为内部治理的伦理要求,勇敢刚强为外部治理的美德。原始道德尚处于“前道德”的发展阶段,是一种“萌芽”状态的道德,呈现出简单、朴素、粗俗的特点,它主要通过图腾崇拜、禁忌、礼仪、风俗,甚至巫术等形式实现着对生产生活与社会事务的治理。     

当代中国社会树典型活动的文化传统探析

当代中国社会树典型活动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思想渊源,作为一种权力运作方式,树典型活动主要源于大一统传统、道德教化传统、义务价值观传统和旌表传统。大一统传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质,树典型活动源于大一统的需要;伦理规范与道德教化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道德教化传递着德治思维模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树典型活动是道德教化传统的延续;义务价值观形成于家庭本位的价值思想,规避权利而强调义务,是臣民价值观,当代中国树典型活动改造了义务价值观的传统,在重视义务的同时,对权利也更为重视;旌表制度是树典型活动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化表达,通过对道德典型的彰显与标榜,达到倡导封建礼教,美化风俗,教化民众之目的。当代中国社会的树典型活动延续了旌表制度这一传统,在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充分继承和发扬这些文化传统。     

传统道德与现代幸福生活

道德的作用,不仅是实现社会教化与治理,维持社会秩序的精神规范力量,更是人民群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生活离不开道德,道德是幸福生活的重要条件与保障。在指导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3种价值资源中,主流道德对人民群众的影响日益弱化;西方道德近百年来在发挥启蒙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中国传统美德是影响、调节当代中国人生活的重要要素,因此,我们应该在传统道德中寻找幸福与安身立命之术。为了人民的生活幸福,我们必须坚持弘扬传统道德：弘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弘扬“义以为上”的义利观;坚持他人、群体本位的道德观;弘扬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弘扬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德目。     

新时期道德人格培育的思考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需要与之相契合的道德机制加以维护,道德建设的落足点在于塑造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道德人格,道德建设的目的是促使人们认识自身道德在建构社会道德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健全的道德人格对提高社会效率,有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教师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及其发挥

认为教师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可以起到对优良道德的传递、发展作用 ;对社会不良道德的抑制、改造作用 ;对青少年道德的直接影响作用 ;对其它社会成员的示范作用。并认为教师这种作用的发挥有赖于教师对公民道德建设基本要求的明确、教师自身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和教师职业社会声望的提高     

有限的道德法律化初探

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调整体系 ,在现代社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从普遍的合理性的道德入手 ,提出了“有限的道德法律化”,分析了有限的道德法律化之合理性 ,并探讨了其社会意义     

严复晚年政治哲学思想中的反思倾向

严复晚年的政治哲学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即放弃以社会进化论为基础的系统的政治哲学理论,逐渐趋向以反思和批判现实为核心的政治哲学方式,不再强求人事服从于外在的真理与规律,而注重于以人道伦理为人类社会之基准,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一个社会的道德、风俗、礼仪和国家制度的变迁.严复政治哲学思想的这种变化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把握:其一,在对传统的再认识中发现了一个国家之存在和一个社会道德之延续的根基所在;其二,在对变革、革命和共和政治的批判中认识到政治中保守主义立场的价值;其三,在对进化论的质疑和中西文化对比中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博大精深.     

表率·教化·守护：清代陕西士绅与地方社会秩序之维护

享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士绅视地方风俗之培育、司法审判之公正、社会秩序之维护为自己众多职责的一部分。他们身体力行,或通过圣谕宣讲的劝说方式感化乡人,使他们遵循封建礼教;或结交官府、或直接调解地方纠纷以维护封建法律的公正公平;或由他们出面、或受官方委托组织地方团练,为维护清朝陕西地方的社会秩序,保护地方社会人民的安危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代江南社会生活与风俗民情浅说——从清代方志笔记中所反映的江南社会风貌一斑

刘豁公《上海竹枝词》序言云:“民情风俗,国家安危之本也。”可见风俗民情对于社会盛衰、国家安危之重要。一地之社会生活,与该地之风俗民情关系至为密切。所谓“风俗”,明万历《龙游县志·风俗》曰:“上行下效之谓风,众心安定之谓俗。”也就是说,“风”是正在形成中的民情,     

新中国70年道德建设回顾

道德是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并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关系。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发挥巨大促进作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进的道德力量,在中国人民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征程中,起着精神引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思想道德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后,注重道德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作用,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大力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发挥道德模范的示范作用,大力加强学校思想道德建设。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我国伦理学学科建设成果丰硕。这一系列的工作凝聚起强大的道德力量,使人民群众焕发出极大的爱国热情,华夏儿女同心同德,共圆中华民族复兴之梦。     

顾炎武与"文选学"--以《日知录》为例

"文选学"从明代发展到清代,实现了由点评到实证的重大转变,生活在明清之交的顾炎武,则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开路人.他的治<选>成就集中体现在其名著<日知录>中.其贡献主要是以<文选>入选作品及李注为原始文献,阐释古代典章礼仪,窥测传统文化习俗,阐发文学思想,探讨文体特点及文体流变等.他对所有问题的探讨,都能穷源溯本,援古证今,反复参考,戒发空论,奠定了清代实证学风的良好基础.     

文本、行为与制度：顾炎武道德形象新阐释

顾炎武不仕贰朝的道德形象被晚清以来的政统与道统肯定。学界将顾炎武不仕贰朝的原因归结于个人超群绝伦的道德品质,这种解释既无视顾氏与新朝频繁接触的史实,也没有考察顾氏不仕贰朝的具体原因。要解释顾氏思想与行为的变化应该到清初制度环境中寻找,清政权实施一系列的汉化与尊儒制度,为顾炎武等人与清政权的接触提供了制度环境。顾炎武与清制度共同推崇的儒家思想是二者耦合的思想基础。顾炎武的思想与行为是现实的,他的形象也应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     

再论顾炎武的离析唐韵

对于顾炎武的离析唐韵,一般学者认为主要体现在《唐韵正》中,而且其研究者多对顾炎武离析唐韵的得失进行评判。本文认为顾炎武首先是以《诗经》用韵为基础来离析唐韵,再在《唐韵正》中扩大离析范围,并综合利用多种材料和手段,来离析唐韵。认真总结顾炎武离析唐韵的古音研究方法,对于我们认识顾炎武的古音学成就以及研究古音学有重要意义。     

从顾祠会祭之发起看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士林反应

文章以清朝道光中叶京师的顾炎武祠会祭活动为切入点,以当时关心时局的中下层言官与在野名士组成的一个小群体为观察对象,分析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初时人对于战争的反思。文章认为,顾祠会祭活动意在阐扬顾炎武个人品节、弘扬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从祭祀顾炎武活动可以看出:时人将战争的失败主要归因于用事非人,由此强调慎选官吏、遴选人材,提倡砥砺士节以扭转士林风气,这是一条乏新可陈的旧套路。时人也看到了战争中西方人的炮舰优势,并尝试着从传统科技资源中寻求制器之技,后来由此生发出了影响及于洋务运动的“师夷”之策,这一点上     

顾炎武对平阳府的考察及诗歌创作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与山西平阳府有密切联系,康熙元年（1662）冬,顾炎武至平阳府,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病逝 于平阳府曲沃县,期间二出二进平阳府,对平阳府各县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进行了详实记载、考证和纠谬,为我们留下了研究明 代平阳府的重要资料,体现了顾炎武致力于纠正晚明空疏虚浮学风,立志开经世致用实学之路的精神,也体现了顾炎武考史鉴 今的学术理念。而从顾炎武在平阳府的诗歌创作中可以体会到先生的亡国之痛和一心复国、不仕贰朝的爱国情怀。     

顾炎武《日知录》在日本汉学的影响

文章就顾炎武《日知录》一书对日本汉学的影响,从清代学术史、日本馆藏《日知录》版本、日本汉学家论顾炎武与《日知录》三个方面,作了初步探讨。     

顾炎武访碑考——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一书作为清代金石学之滥觞,奠定了其在清代金石学研究中的开山地位。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将顾炎武行迹与该书所记碑刻所在地相互参考,辅之以诗史互证的方法,可初步考索出顾炎武自顺治十三年(1656)至康熙十八年(1679)这二十三年间在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河南、江苏、浙江访碑情况。囿于材料,顾炎武顺治十三年之前是否进行过专门访碑尚待考证,但康熙十八年登嵩山确为其访碑之终。顾炎武正是通过实地考察、旁搜博采才占有了第一手资料,为其金石学研究和《金石文字记》成书打下了基础。     

顾炎武诗歌的创作理论与实践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他一生写下的４００余首诗歌，无论是对当代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仅对他的诗歌创作理论及实践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探讨与论述。     

顾炎武与朱鹤龄交往考论

顾炎武《与人书》（十年阔别）之受者,学界迄无定论。据笔者考察,当为清初著名遗民学者朱鹤龄。顾炎武和朱鹤龄同为苏州人士,交往甚密。清初两人一起参加“惊隐”诗社,炎武对朱氏的学术道路起了决定性影响;炎武北游后,两人至少三次书信往复,砥砺气节,切磋学术。两人的交往,对清初学术作出了重要贡献。     

“归奇顾怪”——归庄与顾炎武交游考

归庄和顾炎武同为昆山人,交往长达四十年,有“归奇顾怪”之称,又均是复社及“惊隐诗社”的成员。考察二人之间的交游,将有利于研究清初遗民文学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