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结婚与国家在场——以民国时期上海的"集团结婚"为中心

民国时期上海兴起集团结婚,并在国民政府的倡导下迅速推广,成为传统婚礼向现代转型的新趋向.上海集团结婚的出现及推广,不仅是一场婚仪变革,更是国民政府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渗透.正是在这一婚仪塑造及推广过程中,国家作为型塑力量的在场,及符号在场,将国家意志嵌入到作为个人庆典的婚礼中,让参加的民众真切感受到"国家"的存在,进而认同国家的权威.从这点而言,民国集团结婚又是国民政府一次隐性权力技术的实践.     

东晋婚礼议题所见大小传统的对话与较量

婚礼不贺与不用乐是先秦礼制。东晋朝廷出现的贺婚及婚礼用乐与否的礼学议题反映出了礼文化中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对话与较量。在这场持续了几十年之久的较量中,朝廷对于民间的贺婚与婚礼用乐的礼俗由最初的拒绝到最后不同程度地加以接受,这显示出小传统具备强大的生命力。由此可见小传统民间礼俗是引导晋代礼制,尤其是婚礼制度变革的主要动因。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发展"民众教育"的政策与措施——以贵州为例

抗战时期,出于贯彻政令、发动民众起来完成抗建使命等方面的考虑,国民政府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众教育运动.贵州省国民政府在这方面的举措是颇能体现其实施过程和进行情况的.整个抗战期间,它依据国民党中央的旨意和贵州省情,采取了广设民众教育馆、普立民众学校、重用巡回施教车以及认真编选教材等政策措施来发展民众教育.这些政策措施是十分全面和周密的.尽管有立场出发点等方面的明显弊病和不足,但无疑对贵州民众及其社会发生了重大影响.     

国民政府治新时期新疆教育发展方略述论

国民政府治新时期,制定了一系列有益于新疆教育发展的条例、章程,促进了新疆国民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等的发展。国民政府在教育领域着力树立、培养新疆广大民众的国家观与中华民族意识,这是国家观在新疆教育理念中首次明确提出,是近代新疆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对于增强新疆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和向心力,对于稳定边疆、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艺术团体中的国家在场——以黄山上九庙会为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山庙会活动频繁,与政府的推动密切相关。庙会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徽州人热衷参与的民俗活动,体现了徽州人的宗教信仰、民俗传统和生活审美标准。庙会活动的举办与推广,不仅是一场徽州民众集体娱乐的节日,更是国民意志在民众生活中的体现。民间吹打乐班是庙会活动的主要承办者,他们的激情演出,各种吹打仪式的举行使国家意志不断地嵌入庙会活动,让当地民众时刻能感受到国家的"在场",认可国家的威严。就这个层面来说,庙会中的吹打乐班也是民众生活中国家隐性权力的载体。     

"美援"与民意间的抉择——评1947～1948年间国民政府的对美、对内政策

在1947～1948年间进行的"反美扶日"运动及抗议美国援华法案的斗争中,"美援"成为国民政府与美国、民众间三方关系变化的主要动因.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和美援因素影响,国民政府在对内、对美政策上陷于左右矛盾的困境之中,而其最终违逆民意的选择更使它在内政外交中均陷入空前的孤立,并成为其统治在一年之后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媒体视域下的国民政府抗战形象——以《纽约时报》为中心

无论就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言,国民政府的贡献都是不言而喻的。在全面抗战过程中,作为重要盟友的美国,其舆论界对于国民政府的抗战活动给予了高度关注。但在美国媒体视域下,国民政府的抗战活动有一个逐步被认可的过程,其抗战形象亦经历了由被漠视到一个负责任大国政府的形塑过程,这些关注与变化直接影响到美国民众和政府对国民政府的认同。美国政府和民众对华援助的不断扩大,中国大国形象的树立,与美国媒体的宣传有着直接的相关性。作为美国主流媒体的《纽约时报》,有大量关于国民政府抗战活动的报道,以其为中心探讨美国媒体视域下的国民政府抗战形象及其变迁,可以透视当时美国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看法及态度,体察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背景及处境。     

"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的请愿示威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对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各地学生纷纷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并由对外抵抗的诉求延伸到开放民众运动等对内的诉求,由对内的诉求发展到将矛头明确指向政府。形式也由温和的请愿变为激烈的示威。国民政府最初采取的是外宽内紧,慰勉劝阻的对策,后随着学运的不断升级,而改为武力驱散。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基本上还是一种“有限强制”的政策。     

抗战时期川省县长权责的演变及其影响

1939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通令各省普遍实行“新县制”以推进地方自治。国民政府借地方“自治”名义,逐渐加强中央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度。随着国家权力向下延伸与扩张,国家基层行政官员县长的职责也相应加重。同时在抗战背景下,由于军事需要,县长承担着不同以往的重任。县长不仅必须努力推进大量本职工作,还必须完成众多兼职工作。县长事繁任重影响着其行政作为的发挥,也影响着民众对县长及国民政府之观感。     

南京国民政府的"党治"模式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党治体制的核心是国民党对国家政权的独占,这一独占主要体现在国民党中央对国民政府的直接领导和严密控制,即在中央实行以党统政甚至以党代政,而在地方则实行党政平行,党部无权直接制约地方政府.这种模式在中央造成以党压政,使国民政府失去必要的独立性,在地方则造成国民党对地方政治的失控,导致国民党现代化领导能力的低下与统治基础的削弱.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广播宣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注重利用新兴媒介——广播进行对外宣传,特别是国际广播电台用十几种语言向各国播音。一方面是争取友好国家的同情援助,另一方面是对敌实施宣传战。就对日宣传而言,因日俘更了解日本官兵及民众心理,国民政府注重利用日本反战人士及俘虏,向日本国内及占领区民众、前线士兵等进行广播宣传。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底对日广播宣传活动暂停为止,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主要从反侵略理论来呼吁日本人反战,较为抽象。1943年初对日广播宣传活动再开后,主要通过战况和情势分析,使得日本人厌战、反战。日本在战败前夕,企图采取本土决战,实行“一亿玉碎”的负隅顽抗。国民政府广播宣传呼吁日本民众弃战,救己救国,并建立民主日本政权等。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有其局限性,不能高估了其在对日宣传中的效果。     

论抗战时期四川省政府及成都市政府制定的献金政策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推动民众“出钱出力”,报效国家,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民众献金政策。四川省政府、成都市政府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制定颁布献金政策,指导民众捐款献金。     

"人人优异"——国民政府公务员考绩制度略论

国民政府公务员考绩制度对薪俸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决定公务员次年的加薪、晋级或者减俸、降级及免职.国民政府时期有限的人员之考绩使考绩制度的宗旨可望而不可企及;同时在这有限的考绩中,加薪、晋级人员太多,减俸、降级及免职人员太少,以及"官本位"、"关系效应"和"趋中效应"的充斥使考绩流于形式.考绩制度的虚化,直接加重了国民政府的财政负担,加剧了国民政府吏治的污浊,也加速了其灭亡.     

战后初期开放对日贸易问题上的中国政府与民众

1947年6月9日,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利益的考虑,单方面宣布开放对日私人贸易.这一加速复兴日本经济的措施,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国民政府和民众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这一涉及中华民族重要利益的事件作出了迥然不同的反应.在各界激烈的反对声中,国民政府却采取了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宣布开放中日间的私人贸易.     

国民政府乡村合作社运动的路径与绩效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积极推动开展乡村合作社运动。基于对民众能力不足的认定以及不触动土地所有权这一前提基础的设定,国民政府制定出诸多以强化政府作用为核心的扶助性政策,自上而下加强对乡村合作社运动的推进,其实质是力图在政府主导下将西方的合作经济制度移植到民国乡村社会。但在实践中,此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绩效明显不足,国民政府预设之通过开展合作复兴乡村及整合乡村社会的目标均未能达成。     

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与"二二八"事件

筹划复台大计时,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与台调会发生磨擦.在战后台湾接收与重建的过程中,国民党台湾省党部扎根下层社会,主张改革台湾省政,反对贪官污吏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中央是两个不同的组织,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与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同样如此,不能混为一谈.蒋介石既是国民党总裁,又是国民政府主席,其时还兼行政院长.蒋介石是以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身份,调兵镇压"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是一场大规模的、自发的官民冲突.从事件前的群众组织,到事件中的推波助澜,及事件后的妥善处理,国民党台湾省党部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终将政敌陈仪赶走.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报刊中国民政府想象 ——以《老百姓报》为例

抗战初期，由左派陕西知识分子李敷仁主编的《老百姓报》，由于其通俗化的特征，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对《老百姓报》进行文本精读，揭示在抗战初期，《老百姓报》如何建构读者对国民政府的想象。具有左派背景的《老百姓报》，一方面为了在民众心目中构建出“国共合作”的理念以团结民众抗日，另一方面又要坚持自身的群众立场，该报面对国民政府军、国民政府高层、国民政府基层的已有的真实面相，针对不同的报道对象，有意识地采取了灵活的想象的构建策略。     

1948年“反美扶日”运动及其与国民政府的互动

抗战胜利之后,对日处置成为中国民众关注的焦点。而事实上已独占日本的美国在对日政策上却由惩处逐渐转为扶植,这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一场反美扶日运动遂在中国大地爆发,民众以各种方式对美国的扶日行为予以揭露和抨击,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美方这一政策的坚决反对及对国民政府软弱无能外交的强烈不满。由于扶日政策同样损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利益,因此其对待运动的态度与以往也略有不同。     

国民政府的地方武装组织与中共革命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于对"尾大不掉"的担忧,国民政府对各种地方武装力量顾忌重重。为了遏制中共革命的蓬勃发展,国民政府创立地方武装组织是一种无奈之举,也是一种现实需要。地方武装组织虽可配合政府掌控地方,却也造成地方势力分割国家权力。因此,当局时常处于限制与发展地方武装的两难困境。与此同时,地方武装力量越强,经费的开支越多,民众的负担越重,又加剧了民众与政府的疏离与对立。     

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抗战电影的勃兴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国共合作的重要政治舞台,同时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云集了大批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他们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以满腔的爱国热情,走出摄影棚,走到前线和民众中去,拍摄了一批深受观众欢迎的故事片和抗日新闻纪录片。也由于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对电影的重视,促使重庆的抗战电影蓬勃发展,取代上海,成为新的电影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