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林之乐与仕宦之忧——《玉笥集》与元明之际士人的隐逸心态

元明之际存在着大量不乐仕进的隐士群体.按照传统观念,明初皇权的强化以及对士人的严厉打压,是导致隐逸风尚盛行的根本原因.本文通过对隐逸诗人邓伯言<玉笥集>的个案讨论,试图指出:隐逸基本上是文人儒士元代生活状态在明初的延续;元代以来士人由入世到出世的价值取向的转变,是形成元明之际隐逸风尚的主因,而明初政治环境的严厉化以及士大夫的遗民情绪,只是加剧了这种风气.     

“隐逸诗”辨:从田园到山水——以陶渊明、王维、谢灵运为人物表

“隐逸诗”作为主题学范畴,其所包含的文化史信息或价值底蕴,远非“田园诗”、“山水诗”这对题材学概念所能替代.或曰,作为“隐逸诗”人的道德自律程度,要比一般“田园诗”人暨“山水诗”人来得自觉乃至卓越.“隐逸诗”人所亟需面对的首先不是怎么写“田园”或“山水”,而是对日常人生取何种活法才真正令己安魂.故从历代诗章可辨陶潜如何“弃官而隐”、“隐而欠逸”、“不逸乃隐”;王维则“先官后隐”、“亦官亦隐”、“亦隐亦逸”;而谢灵运只是“误官纵逸”、“逸而非隐”.     

浅谈王维的隐逸及山水田园诗

关于王维的隐逸及主要创作于这一时期的山水田园诗学界众说纷纭,文章将二者放在一起进行考查,认为他的隐逸及山水田园诗的内涵是一致的,体现了诗人为官做人的人生哲理,他所形成的隐逸文化是长安文化的延伸,是盛唐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论吴澄的隐逸心态及其隐逸诗

吴澄的隐逸诗与其以儒为主、游移于儒释道三者之间的心态有关,受这种心态的影响,吴澄中年以前的一些隐逸诗反映了他游移于儒释道之间的矛盾心情;吴澄晚年的隐逸诗则表现了安贫乐道,追求“孔颜乐处”的精神;昊澄的隐逸诗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表现了对农民的同情,对“农智”的赞扬,这无疑是对“上智下愚”思想的突破。吴澄的隐逸诗代表了元代隐逸诗的特点,真实地反映了元人的隐逸思想。     

襄阳山水及文化对孟浩然隐逸的影响

孟浩然之隐逸除了受到个人际遇以及时代影响之外,与其家乡襄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襄阳的自然风光、隐逸传统、民风民俗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孟浩然的诗歌创作。本文将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孟浩然的诗歌进行阐述与分析。     

青山独往有真意，异代相随俱风流——王维与陶渊明隐逸思想比较

为了寻求心灵的依托与慰藉,王维与陶渊明以不同的心态走入自然.王维淡漠人事,一意参禅,力图以释家的空与寂来消除内心的痛苦.对王维而言,山水是外在的.而陶渊明把田园融入自己的生活,隐逸成为陶渊明的生活方式,作为现实社会的异在形式,田园是陶渊明的精神家园.     

从孟浩然交游赠答诗观其隐逸情怀与仕进精神

细察孟浩然赠答酬唱之作,可知其交游甚广,既有宰辅州牧,亦有僧道隐士,入而为儒,出而好道,可谓隐逸情怀与仕进精神并存。孟浩然前期隐逸为寻求终南捷径,后期隐逸则缘于仕进无门,看似处于仕隐矛盾之中,实则隐逸思想为其仕进思想派生之物,其非传统之道隐,实为儒隐。盛唐精神与尚儒家风赋予孟浩然进取之心,积极交游显贵,意在谋求仕进,入世之心至死未泯,儒家仕进观始终为其思想之主流。     

魏晋隐逸诗的流变及与士人园林之关系

隐逸诗和古典园林是士人隐逸文化的组成部分。魏晋时期,隐逸诗和古典园林作为士人隐逸思潮的载体而兴盛。这期间,隐逸诗由游仙、招隐等题材逐步转向山水、园林题材,而士人园林的勃兴也反过来影响到隐逸诗创作意境的开拓。     

论梅尧臣的“平淡论”与隐逸的关系

关于梅尧臣的“平淡论”,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梅尧臣所指的平淡之诗,是抒发闲适、隐逸情怀之诗,但不仅限于隐逸诗人所作之诗或隐选诗。平淡是梅诗的主导风格,这并非从一开始便是共识,此观念是后人以陶渊明、韦应物之诗为参照而建立起来的。梅诗平淡风格的诗学内涵,与梅尧臣本人的“平淡论”是不同层面上的论题,区分两者的不同,有助于更透彻地理解梅尧臣的诗风。     

花开有异 竞自芬芳——陶渊明、孟浩然诗美之比较

陶渊明和孟浩然在山水田园诗美的创造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本文结合陶孟所处的时代,个人经历,思想根源进而说明两人在诗歌自然美创造的异同及承传关系。     

论沈约的隐逸诗与游仙诗

隐逸诗与游仙诗作为两类特殊的抒情诗,在抒发诗人内心的苦闷忧愁与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方面具有相似的特征.沈约的这两类诗歌,从创作数量上看,前者多而后者少;从诗中所反映出来的情感倾向看,前者真诚深情,后者淡漠信疑不定.而这种不同是与隐逸、游仙本身的特征以及时代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相关联的.     

魏晋南北朝的隐逸与山水旅游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纷扰、玄学的感召使具备较高文化素养的士大夫遁迹山林、寄情江湖,而在山水旅游方面留下隐逸的文化创造。山水从纯粹的道德伦理象征变为人们畅神娱性的自觉审美对象;山水游览之作大量涌现;自然景观通过士人的登临吟咏而显名于世     

仕宦文化与隐逸文化的双重文化体系——唐长安文化管窥

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儒释道文化一直伴随始终，在儒释道精神之下派生的仕宦文化与隐逸文化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在唐代长安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长安文化是厚重的，有着丰厚的底蕴。以帝都文化为主流的长安文化有着多样性和丰富性，仕宦文化、隐逸文化就是长安文化这条大河派生的支流。     

兰亭雅集与隐逸诗的唱和探析

中古时期,隐逸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即注重对隐逸精神的追求,其隐逸的外在形式也有所变化,随着隐逸之风的大兴,士人积极营造隐居的生活环境———园林。因此,在园林集会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兰亭集会上,士人共同创制了大量的隐逸诗来表达自我的隐逸思想,改变了隐逸诗个性创制的特征,其诗歌又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中国古代文人的隐逸文化

中国隐逸文化历史悠久,是漫长几千年历史的一道独特风景.但“隐”又有真假之分.真隐虽原因各异,但却有其看重个性生命自由之追求;假隐则以隐为手段,成为其出仕之终南捷径.隐逸文化被社会关注,儒道两学派与其关系尤密切.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庄子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则更接近和体现了隐逸文化的精髓.隐逸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隐士必须是知识分子,其中卓越有成绩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占了相当比例,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

隐逸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它对中国社会文化特别是士人文化心理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唐代隐逸风气兴盛,对其历史嬗变的研究,是深入了解唐代文人的行为心态、人格理想以及价值取向的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且对其递嬗缘由的追问,也是深入剖析唐代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层面。概而言之,初唐承继魏晋隐逸遗风,盛唐在隐逸中贯注入世因素,中唐淡化了士人的担当精神,晚唐以隐居避祸全身。     

试论中日隐逸文学的异同——以陶渊明与西行法师为中心

中国与日本古代文学史上都出现过隐逸文学,陶渊明与西行法师是其中的优秀代表。陶渊明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西行法师被称为日本隐逸文学的第一人。陶渊明与西行法师都在隐逸生活中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歌。他们所处的时代特点、隐逸动机、所创作的诗歌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点。生活于乱世,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从隐逸动机上来看,陶渊明及中国的隐逸者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西行法师及日本的隐逸者则更多是出于宗教上的理由。     

陶渊明与岑参的仕宦经历、山水田园诗风格比较

陶渊明的人生经历及诗文创作对唐宋两代文人的影响深远,尤其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影响更为显著。盛唐边塞诗派的代表人物岑参的山水田园诗也深受他的影响,尤其在岑参早期的生活与创作受其影响最大。陶渊明与岑参在家庭出身与仕宦经历方面有着很多的相似性,二人的仕宦经历都体现了仕与隐的矛盾,并且这种矛盾都是通过山水田园诗表现出来的。对二人的诗歌风格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岑参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不但深受陶诗之影响,而且在艺术表现上较陶诗更为成熟,二人的山水田园诗分别体现了不同的风格特征。     

“隐逸”新概念与亦隐非隐的陶渊明

东晋玄学主张万物各有性分,只须实现自己的性分,获得自身存在的统一,就是逍遥的、自足的存在。传统的“隐逸”由此逆转为“小隐隐林薮,大隐隐朝市。”与此“隐逸”新概念相关联的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据其性分,在其所主动选择的田园耕读生活中获得了自身存在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