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政区地名考四则

《临汀志》说汀州治所有四，经考证有误，汀州治所仅有一迁。《早唐书·地理志》福州辖有“梅青县”当作“梅溪县”；而县又为场之误。《中国历史地图集》之释文谓至元三年南胜县所迁之治即今平和县也有误。元时期福建行省的置度分合颇为频繁，但论者甚少，这里特作资料补充。     

关于唐代转运使的治所问题

唐代转运使成为固定职官以后,便有了治所。可是,治所在哪里呢?至今还是一个问题。1982年出版的《中国史稿》第四册第五章第四节说“唐朝盐铁转运使的治所设在扬州”。其实这种说法很早就有。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20《赋役·漕运》说:“扬郡为江淮津要,唐都关中……皆转漕东南,设转运发运等使,驻节于此,以经理其事。”又在卷35《秩官·盐铁使、转运使、发运使》中,把从裴耀卿至柳灿等五十七人,全部作为在扬州的职官。这无疑是认为盐铁转运使统统都在扬州治事了。另外有一种说法,虽然不明确说盐铁转运使的治所在扬州,但认为“唐代盐铁使久驻扬州”“长期驻在扬州”。     

回顾建国以来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历史地理学的前身是沿革地理学,在我国渊源流长。二千年前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述汉代地名,往往追述先秦以来的沿革。郦道元《水经注》不仅记载河道的古今变迁,还注意到沿河城邑的建置沿革,所以都可以说是沿革地理著作。唐宋以来的总志、方志、专志等舆地之作,无不祖述班、郦,重视一地一水的古今变化。到了清代,沿革地理作为一     

武侯祠碑刻沿革与现状(三)

作为《武侯祠志》资料整理的重要内容,对武侯祠现存全部碑刻现状的描述和沿革的考释,《武侯祠碑刻沿革与现状》之（一）、（二）已陆续刊于《四川文物》的2003年4期和2004年5期,现将已整理完毕的部分继续刊出。[编者按]     

《旧唐书·经籍志·史部》考误四则

《旧唐书·经籍志》载记失误颇多,后世已多有校补,本文就其史部再考四则。《旧唐书·经籍志·史部》＂仪注类＂著录有＂《皇典》五卷,丘孝仲撰。＂＂丘孝仲＂应作＂丘仲孚＂。《旧唐书·经籍志·史部》＂仪注类＂著录有：＂《书笔仪》二十一卷,谢朓撰。＂＂谢朓＂应作＂谢朏＂。《旧唐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有：＂《海岱志》十卷,崔蔚祖撰。＂＂崔蔚祖＂应作＂崔慰祖＂。《旧唐书·经籍志·史部》＂杂谱牒类＂著录有：＂《裴氏家记》四卷,裴松之撰。＂＂裴氏家记＂应作＂裴氏家传＂。     

《明史·兵志》沿革考

《明史·兵志》作为人们研究明代军制时经常征引的基本文献之一,其成文过程亦不容忽视。与整部《明史》的成稿过程一样,该《志》自康熙十八年至乾隆四年,经过了三个阶段的纂修。其阶段性的成果分别是万斯同《明史·兵志》、王鸿绪《明史稿·兵志》、张廷玉《明史·兵志》。     

秦汉吴郡会稽郡建置考

楚汉之际,在江东出现有鄣郡、吴郡、会稽郡,但是《汉书·地理志》不载吴郡,所记会稽郡的地理范围包括了吴郡。清代考据学家对吴郡、会稽郡建置沿革进行了考证,仍然没有一个定论。据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有四种说法:一、《元和志》越王无强为楚所灭,楚以其地并吴立为会稽郡;二、《史记·始皇本纪》:二十五年王翦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寰宇记》秦灭楚以越并吴立会稽郡;三、《汉书·高帝纪》:六年,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一县立刘贾为王。……《汉书地理志稽     

张廷玉等著《明史·舆服志》源流考

《明史·舆服志》自康熙十八年至乾隆四年,经过了三个阶段的纂修。第一阶段由清初著名史家万斯同初步删定,成《明史》四百一十六卷,其中《舆服志》共四卷。收载了极为丰富的史料,奠定了《明史·舆服志》的基本框架。第二阶段由总裁官王鸿绪在万氏《明史》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加工,经过多年的删改、润色加工后,最后成《明史稿》三百一十卷,其《舆服志》仍为四卷,在《明史·舆服志》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三阶段由总裁官张廷玉对王《志》略作删改而成定稿即今之《明史·舆服志》。     

论鼓吹曲辞与中古时代音乐舞蹈史诗的创作

魏晋迄唐的乐舞史诗主要保存在《宋书·乐志》、《隋书·音乐志》及《乐府诗集·鼓吹曲辞》中,为沿用《汉铙歌十八曲》曲调而创作的新题乐府,表现历代王朝开国承家的诗性历史。乐舞史诗作为独具民族特色的史诗范型,与中古时代战争频仍、改朝换代频繁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体现了音乐制度、民族艺术等方面的广泛影响。     

古代运河与临清经济

古代运河与临清经济邢淑芳本文拟谈的问题是：古代运河与临清的历史关系及对临清经济发展的影响．要谈这个问题，必须先简要说明一下问题的前提，即临清的历史沿革和治所位置．据各正史《地理志》和明代陈循领衔的官修地方总志《寰宇通志》与清代顾祖禹私撰的地理名著《读...     

十多年来中国西南历史地理研究综述

近10多年来,西南、全国及港台学者对西南历史地理作了一些开拓性研究,取得了许多十分可喜的成果.一、西南历史政治地理方面取得的成果最为突出在政区沿革和地名索考方面方国瑜先生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一书中对从上古到明清今云南、贵州大部及四川西南部政区治地沿革、民族部落、山川、馆驿关津作了系统考释,征引广博,考征精辟,成为研究西南历史地理的必读之书.蒲孝荣的《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一书,对战国至建国初四川政区治地沿革作了系统爬梳和注释;吴光范的《云南地名探源》一书,对云南地名发展的特点作了深入探索,特别对傣、彝等民族地名作了开创性研究;史继忠执笔的《贵州通志·地理志·历史沿革》则对贵州从春秋到现在政区沿革和民族部落作了全面系统爬梳通释.     

新洲、秭归等四县命名补释

关于湖北省县、市命名及其规律性的探讨,周兆锐先生已撰成《湖北省县、市命名及其规律性初探》一文(见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其文简而不枝,博而有据,读后受益良多。我不揣浅陋,对新洲、秭归、房县、襄阳等四县的命名,分作如下一些补释,不妥之处,尚祈指正。 新洲:新洲自黄冈县域划分出来,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始建县。《初探》中考释新洲的得名是:“新洲,解放前为黄冈的一个重要镇市。黄冈治所多次迁移,曾一度以新洲为治所,对旧治所而言,故称新洲。后黄冈治所他迁,仍相沿称新洲。”笔者近阅《黄冈地区简志(?)编·新洲县简志》(黄冈地区行政公署编印,1981年铅印合订本),对“新洲”之名的来历是这样记述的:“新洲城汉为邾县城,比邾县故城(今     

靖远县《唐冯廓墓志》校释研究

《唐冯廓墓志》新近发现于甘肃靖远,其内容记述了志主冯廓的家世谱系、仕宦经历,对地方折冲府问题、隋唐官制等的研究均有着重要价值。本文依据原志石拓本,纠正了前人录文中的校勘桀误,并对志文所涉及的典故、职官、地理沿革等内容作了注解;另就其他如志主京兆郡望、隋唐检校官制、唐会州折冲府增补、志主以"品子"入仕等问题进行了简要的考订。     

《通典》“晋太尉进贤三梁冠”小札

《通典》记载晋世太尉著进贤三梁冠,与《晋书·职官志》《晋百官表注》《晋公卿礼秩》等不合。《通典》这一错误记载本自《晋书·舆服志》,后者则因糅合《续汉书·舆服志》和晋令而成,故保留了一些与晋制不符的记载。汉魏时期,太尉著进贤冠,至西晋初年改著武冠,并为南朝所尊承。太尉首服的这一变化,除以八公制的设立及公分文、武为契机外,还得益于复古改制思潮对秦汉旧制典范意义的消解。     

古汉语同义词辨析(二)

记.纪.誌(志).载都有记载、记录义。《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贞索隐解“本纪”曰:“纪者,记也。”《说文新附》:“誌,记誌也。”“誌”或作“志”。《左传·成公十四年》:“志而晦。”杜预注:“志,记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西藏地区清代方志的著录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公开出版的一部涉及面最广,所收录地方志数量也最多的大型方志目录.这部方志目录的出版,对各地古旧方志整理及新方志编纂均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部方志目录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与问题.根据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材料,在西藏地区清代方志中,这部方志目录从较早的《藏纪概》、《西藏志》到清末的《巴塘盐并乡土志》、《西藏新志》等9部方志的著录及注均存在可商榷之处,有的需要加注.同时,这部方志目录的著录也有遗漏,《西藏志考》、《三藏志略》、《西藏赋》应著录,雍正《四川通志·西域志》及《乍丫图说》、《门空图说》等也应著录.     

《东里志·沿革纪》正误

《东里志》系明代里人陈天资所撰,但志成后没有刊行,且原稿已经散失,只有抄本流传。最近看到“电脑排字印行”的《东里志》,阅后觉得讹误颇多,而以“沿革纪”为甚。写点正误文字,以期引起读者和研究者注意。     

论戴震在地理学上的贡献

戴震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学者、思想家和考据大师,他在哲学、声韵、训诂、天文、历算、制度、名物及地理沿革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校勘《水经注》,撰写《水地记》,编纂《直隶河渠书》,编修《汾州府志》及《汾阳县志》,并提出较系统的修志理论,在地理学上的贡献尤为突出。     

《说文解字》中的"邗"字新释

"邗"为古国名,《说文》收入邑部,许慎对其字义、读音等进行了说明。考之《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许慎依据汉代行政区划对古邗国地理位置的说解存在问题。清代的"说文四大家"在解读《说文》时均未发现这一问题。清人在释"邗"字时,不仅未能理解许慎本义,而且有偷换概念之嫌,即以"邗沟"或"邗城"替换许慎所言"邗国"。     

战国小说说略

战国小说的单篇之作可分为志怪和杂史两类,《墓主记》《王会》等属志怪小说,《高唐赋》《神女赋》可视为赋体志怪;杂史小说有《太子晋》《说剑》等。战国小说的丛集之作有志怪、杂史及轶事三类,其志怪作品又可再分为地理博物和卜筮占梦两类,各以《山海经》《汲冢琐语》为代表;《晏子春秋》《穆天予传》属杂史小说,《韩非子·说林》可归属于轶事小说。战国小说呈现与子史“互体”的自在状态,标志着中国小说史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