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自然”的人与“文化”的人——体质人类学和族群研究

在人类学研究过程当中，能否尝试以一种“整体观”的新思维来考察人类的发展过程？这是本篇文章重点讨论的问题。笔者强调从人类的“自然性”和“文化性”这二重属性上理解人类的本质。最后，笔者阐释了“体质是自然的体质，也是文化综合体的体质”这一命题。     

“指事”新说

“指事”定义“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中的“识”历来被理解为“认识”,造成定义语义重复,分野不明确,分类也颇多分歧。“识”当作“分别、分辨”讲,“视而可识”是说可以从形体上将一组关系字分别开来,“察而见意”是说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字的意义指向。这样理解,指事字的范围和分类都比较明确。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研究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是“新批评”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一定的契机下,中国学者开始译介“新批评”,主要集中在艾略特、瑞恰慈作品的翻译与介绍上;通过展示早期译介的基本状况,对“新批评”引入中国的文化语境及译介策略进行反思。     

“在”与“着”的平行虚化及成因

“在”和“着”演变轨迹大体上是平行的，都经历了动词-介词-动态助词-语气词不断虚化的语法化过程，句法位置和语用影响为它们的平行虚化提供了条件，而两者之间出现的差异是“在”和“着”原始意义的制约造成的。“在”和“着”的兴衰更替是语言系统自我调整的结果。     

“民主”程序的借用：袁世凯帝制建构的“现代”逻辑

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限定政权生存和延续的可能空间。为了追求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处于有效性困厄中的袁世凯,企图恢复其熟知的作为传统权威基础及其象征符号的帝制来自动生成其在近代社会的有效性。在辛亥革命的“宪政化”成果下,袁世凯借用“民主”程序来粉饰“民国”到“帝国”的连续性：通过垂询民意,论证变更国体的“合法性”;运用请愿、投票、“公选”等“民意”方式,推进变更国体的实践活动;利用“立法”这一现代路径,重构政治形态的传统取向。在这种结构形式与价值内容存在冲突的“现代”逻辑中,袁世凯欲求的有效性难以实现,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张力成为制约袁世凯政权的“政治瓶颈”并使其终结成为必然。     

欲望：诗意的“放松”与“离开”——“本体性否定”视角下的人生观

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如何健康地对待欲望而又不是轻视性地超越欲望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放松地对待欲望”包涵着对“自然性”的新的理解，而“离开欲望”则是指“不满足于欲望”的“穿越美学”所致。如此，人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完整的人”。     

康德“先天的”和“先天知识”的含义

国际学界对康德“先天的”和“先天知识”的标准解释表明,“先天的”不是指人类天赋的知识或固定不变的结构,而是指理性天赋的、永恒不变的原则和规则。这一解释与康德本人的思想基本一致。邓晓芒先生将“先天的”解释为人类先天的固定不变的结构是不对的。因为在康德那里,知识的结构是按照先天原则和规则在时间中构造的结果。     

高师声乐“环套”教学模式研究

通过对我国现阶段高师声乐教学模式的分析,指出了这一“环套”教学模式多个弊端,同时也提出了调整、改革这一“环套”模式的紧迫性和改革手段。     

论孔子的“礼孝”思想

关于“孝”,孔子曾对学生解释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孔子的“孝”思想是以“礼”为形式的。孔子的“礼孝”思想提出了一套较为全面、内涵丰富的“孝”的伦理准则。     

"文化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成为主要的话语资源之一,与文学地位的日益边缘化、西方主题的中国语境化、文学批评的自我封闭以及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回归有关。"文化研究"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它突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意识,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主动权;它开拓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惯性视域,强化了文学研究的开放性和伸展性;它淡化了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经典观念,把非经典、非精英文化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当然,"文化研究"也还存在着如何转化、如何批判和如何深入的问题。     

尚未完成的"现代"--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

中国现代文学的上限应该定在晚清,而非"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并未止于1949.1949只是政治划界,此后中国文学发生了许多激变,呈现出复杂的现代性样式.晚清至今的中国文学仍然属于尚未完成的现代.通常所谓从"五四"到1949年"现代文学"应该作为特殊的学术史概念来使用,而1949年至今的"当代文学"则应该理解为一个文学批评而非文学史的概念.以往所谓的"现当代文学"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提法,似乎应该为重新作出解释的现代文学所取代.     

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和文体资源

本文探讨了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复杂关系。认为基督教进入并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精神和形式上的重要资源。现代作家借鉴了基督教思想和《圣经》的文学价值 ,并创造性地加以文学表现和转化 ,从而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丰富而独特的意义世界和话语方式。文章还进一步比较性地探讨了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 ,同中国传统文学与佛禅和道家 ,西方文学与基督教联系的相似性和差异性问题。由此提出建立中国文学的现实性与终极性 ,民族性与人类性价值相互统一的美学意义和必要性。     

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文化困境

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面临诸多不利的生存条件 ,因此其变革从一开始就陷入文化困境之中。被动的文化选择、传统思维定势的惰滞、“假洋”现象等是其最突出的表现     

百年中国文学中的当代文学研究

“百年中国文学”并不仅是时间概念,而且是有特定意义的文学史概念,它以其整体的视界,一览众山小的气度,实现了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演变过程,这无异是一项革命性举措,把当代文学置于百年中国文学视野中去研究,是一种艰难的整合,除《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等少数几种论著较令人满意外,有份量的,经得起时间沉淀的著作还是太少,今后如要编写新的文学史,寻求突破性的进展,仍必然把理 文学史观念和方法放在首位。此外,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要注意文化层面上的融合,还应倡导扎实,严谨的学风,强调学术论著撰写时的规范性。     

现代作家心理结构和文化精神的探秘与寻幽——读方维保《中国现代叙事文学的情感与叙述》

方维保《中国现代叙事文学的情感与叙述》一书,从现代文学文本的叙述与修辞入手,追踪作家独特的文化心态和心理结构,结合具体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进行局部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全面把握,努力使理论阐述做到既深入又清晰、既富有思辨又具有个体的特征,这种文化研究与文本阅读紧密结合的方法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诸多问题上给读者提供了积极和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一国两制”的政治文化渊源

“一国两制”是当代中国倡导的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政治选择。它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沃土 ,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生了强烈的共鸣 :建构中华大文化的理念与传统的“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本质高度结合 ;追求统一、反对分裂的文化意愿与传统的“大一统”思想产生共震效应 ;对一国四地全体人民福祉的深切关怀 ,与传统的民本思想的合理内质相互贯通。     

中国文学史上的"古代"与"近代"

考察整个中国传统文学史,即可发现其文学发展上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古时候很长期间,以诗为中心成就盛大的发展,而到某一时期,其发展停滞,显示失去自己文学传统的现象,传统的丧失,自然带来创造和发展能力的丧失.据此如果将中国文学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应称前时期为"古代",后时期为"近代"."古代"转变为"近代"的时期为北宋末年(1126)前后,这时不但在文学,整个中国文化都开始变化.这变化从安史之乱开始发动,发动这变化的是当时中国周边异族的影响与压力.又南宋的新儒学也有反文学反文化的倾向,结果支持这种中国文化的转变.     

"三个代表"与国家统一及"一国两制"

“三个代表”思想与国家统一及“一国两制”有着必然的联系。“三个代表”思想把握了共产党立党执政的规律、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 ,正确处理治党与兴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关系 ,为实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国策提供了前提保障、理论基础和战略依据。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三次整合

在文学现代化的时代潮流中,通俗文学处在文学的边缘地位。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通俗文学观念影响了海派文学、解放区文学、京派文学等文学思潮,它是一股潜在的文学潮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出现了整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