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铭文中的“福”研究

西周文献中的福是考察早期人文精神建立的一条重要思想线索,铭文保留了福由宗教概念逐渐人文化的演变脉络。周初彝铭中的福以事神致福为框架,聚焦以祭祀规范获得神佑的含义,围绕福的宗教内涵存在一个庞大的概念群。西周中期以降,随着世族的形成与周人政治经验的积淀,西周贵族在铭文中先后累加了以型效祖先威仪、履行政治规范求福的论述,福生发出以德求福的人文意蕴,逐渐演化为统合西周宗教规范与人文规范的论述结构。求福规范的双重内涵在春秋时期裂解为事神致福与以德求福的论争,在战国时期以后成为了中国哲学幸福思想的经典命题。     

西周铭文中的“福”研究

西周文献中的福是考察早期人文精神建立的一条重要思想线索,铭文保留了福由宗教概念逐渐人文化的演变脉络。周初彝铭中的福以事神致福为框架,聚焦以祭祀规范获得神佑的含义,围绕福的宗教内涵存在一个庞大的概念群。西周中期以降,随着世族的形成与周人政治经验的积淀,西周贵族在铭文中先后累加了以型效祖先威仪、履行政治规范求福的论述,福生发出以德求福的人文意蕴,逐渐演化为统合西周宗教规范与人文规范的论述结构。求福规范的双重内涵在春秋时期裂解为事神致福与以德求福的论争,在战国时期以后成为了中国哲学幸福思想的经典命题。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视阈下的“中国梦”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为广大劳动人民谋幸福的幸福观。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认为幸福就是实践基础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构建＂中国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视阈下的＂中国梦＂是中国人民的幸福梦。实现＂中国梦＂必须明确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建设法治国家。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有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幸福观,培养感知幸福、创造幸福的能力,从而更好地实现个人的幸福梦。     

商代“王权至上”理论的工具性作用探析

政治思想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其工具性,＂王权至上＂作为一种政治思想观点和政治实践,是商王通过一定的强制方式赋予其合理性和政治合法性,并胁迫臣民服从而完成的。＂王权至上＂固化了当时整个封建社会民众的自身价值认知,催生了封建皇族大统的传承规制,影响了农民政权的制度构建。     

一位“小巷总理”的幸福观

她,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却默默地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2528户社区百姓;她,没有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却用亲情和爱心滋润了社区百姓的心田;她,戏称自己是比芝麻还小的官,却靠实实在在的行动赢得了群众的信任。     

关于在“基础课”教学中渗透幸福观教育的思考

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简称“基础课”）是对大学生进行幸福观教育的主渠道,帮助大学生树立高尚的人生目的是其人生观教育的重点。针对有的大学生对“追求高尚的人生目的”提出的诸如“追求高尚的人生目的是伟人标准,高不可攀”之类的质疑,从幸福观教育入手,创新教学内容,将其分解成“人生目的在于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和“高尚的人生目的就是将追求幸福与为人民服务统一起来”讲授,既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又符合马克思主义幸福观。     

以“福”促“富”马不停蹄谋发展

江宁区禄口街道彭福村在党的“十七大”精神鼓舞下,按照党中央的“二十字”建设新农村的方针,以“四个文明”建设为中心,在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2008年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一位社区主任的“幸福观”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桥南社区主任徐玉姬,1995年从天台县工艺编织厂下岗后,居住到桥南社区,自此和桥南社区结下了不解之情。自从当上社区主任,徐玉姬以及社区“两委”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使桥南社区成为一个具有情感型、服务型、参与型、文化型、疏导型相融合的“五型社区”,先后获得了“全国计生协会先进单位”“浙江省文明社区”“浙江省绿色社区”等50多项国家级、省市级荣誉。徐玉姬也先后被评为全国妇女三八红旗手、中国好人榜“敬业奉献好人”、全国计生协会先进志愿者、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荣誉。     

幸福来敲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四课”教材幸福观教育赜探——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8版)”为中心

幸福是一个美妙而令人神往的字眼,是人们一种美好的主观感受。大学生对幸福有着独特理解和执着追求。大学生幸福观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四课"的重要内容,并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四课"教材中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加强。大学生幸福观教育首次入位于"基础"教材是在2015版中,并在2018版"基础"教材中加以修订与提升。在对幸福的基本内涵探讨的基础上,文章对"基础"教材幸福观教育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梳理,并就如何提升大学生幸福感、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幸福观,指出应辩证看待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享受幸福与创造幸福、幸福教育与幸福体验的关系,希冀提高大学生幸福观教育的实效性,提升大学生幸福感。     

吴德旋对范晔“事外远致”的“误读”及其文论史意义

作为“桐城正宗”的吴德旋,在其古文理论著作《初月楼古文绪论》中论及六朝人范晔,谓其文“无事外远致”,这恰与原始出典范氏《狱中与诸甥侄书》之原意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理解误差。范晔所理解的“事外远致”集中体现了六朝的文观（既重视作者的情志,又对文的藻韵有一定要求）,而吴德旋的理解实则是借此来表达桐城派的古文理想。吴氏一千多年后,重新拈出“事外远致”概念,接续其议,并非一种巧合,正可由此发掘他们各自时代对于“文”之典范的不同理解,藉此也可透视古代文论抒情传统在不同时代的流变。     

商代甫族、甫地考

殷卜辞中反映出甫族人常受商王之命而从事各种农稼、田猎活动,商王也曾多次亲临甫地并在那里举行占卜活动。当时的甫地与敖、奠(郑)、曼、（女自）(自阝)等地之间似存在着一种呈扇面辐射形的地域临界关系,在地望上可与文献中所记作为炎帝和太岳之后的这一支姜姓中原古族相印合。商代的甫族人与后来许慎《说文》中所称由甫侯所受封的(许)国应存在有历史渊源关系。     

"快乐即幸福"与"有德即幸福"——伊壁鸠鲁学派与斯多亚学派幸福观之比较

斯多亚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是西方伦理学史上两个重要的学派。尽管斯多亚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各自宣称"有德即幸福"和"快乐即幸福",但是二者都主张人的真正的快乐或者说真正的幸福应该是心灵的宁静、无纷扰。这两个学派都是对小苏格拉底哲学的发展,同时也对后来的西方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伊壁鸠鲁学派影响了功利主义,斯多亚学派影响了欧洲中世纪的禁欲主义。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残叶研究

对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最新出土《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标本464:121)残叶进行转写、翻译和简单注释,并将该版本与柏林藏本进行比较,认为两个残片均译自同一个汉文原典,且译者同出于一人或一类人之手。     

甲骨文中的"我"

甲骨文中,"我"有三种含义,第一人称自称;适宜;人、地、族名的同一."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部族."我"向商王纳贡称臣,服务于商王室,参与王室活动.对"我"考察,有助于了解诸侯与商王朝关系.     

《商君书》文学观念探微

《商君书》体现的文学观念代表了商鞅对文学的基本认识。商鞅的文学观念是在批判儒家思想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包括对儒家文化典籍的否定,对以儒家文化典籍为范本的文学传播活动和文学接受活动的否定。它忽视了儒家文化对社会伦理和人文道德精神的塑造作用,具有其片面性。然而它客观上促使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与政治分离,向抒情和娱乐等其他方向寻求发展。     

浅析商代玉器的渊源

本文从有关玉器造型、纹饰、工艺的16条线索入手,对商代玉器的渊源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商代玉器主要受到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后石家河文化、陶寺文化、海岱史前文化、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并阐释了文化因素吸收的原因.     

商代档案管理制度研究

商代是我国灿烂文化的奠基者,在档案事业方面有很多突出的贡献,不但甲骨档案被视为中国目前保存的最古老的档案,而且商代的档案工作非常发达,从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多个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档案管理制度,对于后世档案工作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逸周书》所见灭商之前的周公

现在的周公研究多依据《尚书》中的周初诰辞,而对武王克商以前的周公事迹几乎无人问津。其实,《逸周书》保存了大量这一时期的周公事迹,由于种种原因,该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书中记载周公与武王谋划倾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们继承文王的政治经验,也体现了周公早期的思想主张。我们认真体会春秋时人说到的"文武之政",将《逸周书》与《尚书》进行比较,注意周公思想的整体性与阶段性的特征,就能够更好地理解《逸周书》的记载。     

商代金文量词研究

文章对商代金文中含有量词的21篇铭文进行系统的研究,总结出朋、具、珏、年、品等5个量词,词序以“名词＋数词＋量词”为常态。含有量词的铭文绝大多数是赏赐类铭文,赏赐物不仅有贝,还有玉、璋、积等。     

商后期王畿行政区划研究

商代行政区划包括了王畿和封国两个层次,历史发展到商代后期,王畿中已初步建立了一个行政区划系统.从卜辞和文献得知,兹邑、大邑商、天邑商和商邑处于王畿的核心地带,中商和商的第一种用法则指商的王畿地区.王畿内的行政区划以大邑商为中心,其外是单,再外是郊野,甲骨文中称为鄙(廪)或奠,郊野的边境地区叫戈.而在这些区划中,邑又是最基本的区划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