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官僚制”对我国行政组织改革的借鉴

一、管理学中"官僚制"的概念及特征官僚制又称科层制理性或官僚制。他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在管理学中,官僚制的概念有着更为宽泛的内涵,泛指以授权——分层、集权——统一、命令——服从为特征的现代组织形态,而无论是公共组织还是私人组织都可以这种形态而     

浅析当代中国大学的官僚化问题——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与国家权力

当代社会,最普遍的组织结构形式是以合理性、客观性为基础的官僚制.官僚制几乎渗透到社会的每个领域,从政府组织到企业单位再到学校社会组织.何为大学官僚化？官僚制是如何进入大学的？本文从国家与大学关系的角度,分析了高校组织官 僚化的必然性,在对比中西方大学发展的基础上,对于中国大学官僚化改革方向——高校进行了探究.     

“智能化+官僚制”:政府官僚制组织的改进和价值

官僚制组织设计的初衷和要求使得其优势和弊端总是相伴而生,成为一体两翼的存在。针对官僚制组织的批判衍生出抛弃官僚制还是改造官僚制的争论,争论的实质是官僚制滋生的障碍和弊端,争论的目标是因应现代社会有效治理的诉求。在尚未出现新的组织形式替代官僚制时,结合现代社会风险性、交叉性、差异性、信息化的特征,以"智能化+官僚制"做出改进是一种审慎的选择,以体现社会治理价值诉求中协同、开放、智慧、服务、效率的目标和追求。     

现代官僚制对我国行政改革启示

以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政治与行政二分为基础的传统行政统治了西方上世纪大部分时间,在西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时期,逐渐开始摒弃。而对于还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我国而言,还表现为官僚制的不足的现状,并且我国还处在信息和全球化时代,后官僚制对我国同样影响颇深,因此引发了对官僚制的重新解读,力在解决我国的今后行政改革方向。     

浅议韦伯官僚制与后官僚制改革

本文通过介绍韦伯官僚制的特征,论述了其对工业社会的大型组织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深远影响,并研究传统官僚制的缺陷,探讨了"后官僚制"和传统官僚制的显著区别。     

官僚制内部顽疾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韦伯的理论性官僚制(简称官僚制),创建与上世纪30年代,确立了现代官僚体制的基本框架.官僚制在行政领域的实施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多少年来一直被奉为政府组织的金科玉律,但是官僚制的缺点同它最初的优点一样有效,官僚制度本身的顽疾将其送上了崩溃的边缘,在20世纪后半叶,理论界特别是公共管理理论对官僚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社会多元化趋势下,官僚制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而正在逐渐的退出政治舞台——官僚制,过时了.     

官僚制组织中信息交互分析研究

现代信息社会中官僚制组织本质是一个开放的信息交互政治系统,它的功能就是内部收集信息和外部释放信息,并从这个信息获取、加工及处理的交互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运作和变革活动。在理论上,官僚制组织的信息交互应该是在合理的层级与幅度情形下与社会经济系统不断有效交换信息的过程。但现实是,作为一群有着反思理性的复杂人的官僚组织中的成员(官僚或公务员)会进行信息截流行为,这意味着使自己隐形权力增加,也造成了官僚组织中的派系小团体活动日益增加。当官僚组织由此变得无法适应社会公共利益需求时,膨胀的信息也会导致官僚组织的崩溃,引发了它的组织变革。官僚组织自身困境要求重视信息交互分析的研究。     

试论行政奖励概念的重构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民主政治的推行和福利国家的兴起,强调主体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强调命令服从关系的传统施政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越来越多手段柔和,带有引导、协商、鼓励性质的非强制性行政行为被用来管理社会、服务行政相对人。而行政奖励便是其中一种。然而,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奖励的概念已经落后于日益变化的社会实践,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必要对此制度进行重构。     

论公共行政中的公共性演变及辩思

公共行政的历史是一部探索公共性实现方式的历史。公共行政对公共性的追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理论所代表的形式公共性追求阶段,二是新公共行政理论、黑堡学派、新公共服务理论等民主行政理论的实质公共性追求阶段。无论是新公共管理理论,还是新公共行政等民主行政理论,由于它们赖以实现公共性的组织基础都是官僚制组织,所以公共行政的实质公共性追求难以成为现实。服务型政府理论认为,在高度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只有变官僚制组织为合作制组织,把服务价值作为社会治理的中心价值,促进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才能实现公共行政的公共性,达成实质公共性与形式公共性的统一。     

官僚制理性精神及对我国组织改革的借鉴

20世纪70年代以来，官僚制在西方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但并不意味着官僚制中包含着的理性精神的终结。而中国组织发展低效缺乏理性的官僚主义却日渐盛行。官僚制的核心精神符合中国特殊的行政环境，中国行政改革目标的实质也与官僚制具有一致性。因而，在中国应加强官僚化的力度，吸取理性官僚制的精华，方能建立起适应我国国情的公共组织体系。     

论马克斯·韦伯的合法型官僚制理论

合法型官僚制是当代世界最普遍的管理和统治方式，合法型官僚制理论的奠基人是德目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只有充分了解马克斯·韦伯关于合法型官僚制的理论，才能够更好地反恩和改进合法型官僚制。     

营造传统农区市场经济制度的创新方式与主体

历史上市场制度的生成有两条途径。一是由民间的组织或个人为捕捉获利机会自动地发起、组织、实施而生成的。它属于需求诱致性创新方式．由民间充当创新主体。二是由政府或权力中心为实现经济与政治双重目标通过法律命令规章等形式推进、组织、实施而生成的。它属于供给主导性或政府主导性创新方式,由政府充当创新主体。笔者认为,我国传统农区市场经济制度的营造．政府应起主导作用。     

领导生命周期理论与不同类型员工的差异化管理路径

领导者的风格应适应下属的成熟程度,这样才能实现有效领导。依照成熟度的演进规律,现实中存在问题型、新进型、老油条型、成熟型四种类型员工。领导者在实际管理过程中,要实行"因型而异"的差异化管理,对问题型员工实行强制性命令,对新进型员工实行"灵活性命令+指导性说服",对老油条型员工实行"强制性命令+平等性参与",对成熟型员工实行适度性授权。     

论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中的管理

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对我们既已拥有的社会生活和活动模式构成了极大的挑战,特别是对一切社会生活和活动赖以展开的管理造成了致命冲击。虽然每一位管理者都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管理困难,意识到了一场根本性的管理革命必然要发生,但关于管理变革的系统性、综合性理论探讨尚付阙如。当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管理实践中的积极探索一直在行进中,在学者们的理论思考中也提出了诸多应对社会高速运行的对策性意见。但是,理论与实践中所取得的所有积极进展基本上都属于策略性层面上的成果,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种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条件下可以担负起有效行动的管理模式。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中,我们认为,关键问题是要谋求组织模式的变革,只有当我们根据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客观要求去建构起一种全新的组织模式,才能把管理领进一个新的境界。我们把这种新的组织形式称为合作制组织,而现实中正在孕育着的一场必然会发生的管理革命,也应被理解成从官僚制组织向合作制组织转变的组织模式变革运动。     

渠道关系强度对渠道权力应用的影响——关系嵌入的视角

传统渠道权力研究缺少对渠道关系网络背景的关注。从社会网络关系嵌入的视角切入渠道权力的研究,将社会网络理论中的关系强度变量纳入渠道权力研究框架,考察渠道关系强度不同维度对渠道成员应用渠道权力以及权力应用对渠道冲突和渠道合作的影响。以制造商及其与分销商关系为研究对象,获得278个制造商样本的调查数据,应用SPSS 15.0软件和多元层次回归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渠道关系中的亲密程度和互惠程度对渠道成员应用强制性权力和非强制性权力分别具有负向和正向显著影响;情感强度对制造商应用强制性权力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其应用非强制性权力没有显著影响;渠道关系嵌入的行为和情感要素对渠道权力应用有不同影响。     

论大学校长组织管理与大学发展

在大学管理中，校长居于决策系统的核心地位，校长的决策主要是战略决策；校长的职责不仅仅是管理，更重要的在于领导，而领导是“在机械地服从常规指令以外的影响力”。大学校长管理方法的独特性源于大学组织的二元权力结构特征和大学个性化发展的要求。     

浅析我国官僚制的改革取向——基于理性官僚制价值的视角

本文追溯了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其理性官僚制是一种理性的行政制度,是现代社会理性化发展趋势的产物。本文分析了理性官僚制的涵义及其价值,认为理性官僚制的价值可弥补我国官僚制度的不足,符合我国官僚制改革的取向。     

官僚制与民主的困境及其出路

官僚制是工业社会的必然选择,但其自身也有一定的弊病。官僚体制与现代民主的理想有一定的背离,为此,许多学者主张摒弃官僚制。然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许多倡导者并不是着眼于否定官僚制,而是要改造官僚制,使其更具有活力和适应性。我国当前处于市场化、工业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的发展阶段,必须首先建立起理性官僚体制,进而对其进行一定的改革。     

丘吉尔的波峰与谷底

马克斯·韦伯总结了社会三种权力形式:个人魅力型权 力、传统型权力和法理型权力形式。应该说,这三种权力形 式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某种时间顺序,而韦伯是比较倾心于 法理型统治的,其优点在于稳定,依据既有规则来统治,领     

现代官僚制的有效性及其行政伦理困境分析

现代官僚制的有效性来自于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在行政管理中发挥的作用,而合理性和合法性是一种价值理念,这种价值构成了官僚制行政伦理基础。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官僚制在面对民主政治、行政责任和行政行为选择方面出现了伦理困境,探索新型的伦理建构对于发挥官僚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功能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