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向行动政策”与南海问题中印度角色的战略导向性转变

"东向行动政策"彰显了莫迪政府对印度在马六甲海峡以东地区政策的重新规划,是印度寻求适应亚太地区与全球形势和遵循其国内发展与对外政策逻辑的结果。"东向行动政策"固然是在多种主客观因素的推动下出台,但根本上则是印度期望以更快的步伐实现其地区经济、政治与战略目标的政策工具。"东向行动政策"由"东向政策"强化而来,但其地缘政治内涵并未改变,南海依旧是印度实施该政策的首要地区。鉴于南海在该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重要地缘战略、地缘经济与海上安全价值,印度未来势必进一步强化其在南海事务中的战略导向性角色,在经济、政治与战略层面表于言、施于行。     

能源安全视角下的印度“东向”外交

本文从能源安全视角解读印度“东向”外交的动力和目标。本文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后发现,印度政府、国家能源公司等行为主体在“东向”外交区域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和政策工具获取能源利益,能源安全维度已经构成“东向”外交的重要目标,而且随着印度国内能源供需赤字的扩大,能源安全维度的权重逐渐上升。从能源安全视角研究“东向”外交,可以对印度在海外实现能源安全的路径和规律有一个初步认知,即遵循政治外交与能源合作相互推进和借重的基本逻辑,以及国家在保障能源安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经济现实主义规律。     

“印太战略”与“东向行动政策”的相遇：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刍议

近年来,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日趋频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日印除了海洋安全合作机制不断完善,海上军演、海洋装备与技术合作等具体领域的合作也在持续推进。美日印的接近有着多重战略考量:其一,美国需借助印度改良、强化亚太同盟体系,构筑"美日同盟+印度"的合作框架;其二,美日印意图借助海洋安全合作协同推进"印太战略",美日有西进印度洋的战略意愿,印度则有"东向"参与西、南太平洋事务的利益诉求,彼此需在地缘、安全机制方面互相"准入";其三,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最终目标在于迟滞中国海上力量崛起,构建美日印澳+伙伴国(QUAD+X)主导的印太海洋安全秩序。美日印海洋安全合作已成为影响印太安全局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我国需给予高度重视。     

印度崛起对中国地缘政治的影响

印度是继中国之后又一个迅速崛起的国家。印度崛起对地区和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中国的影响更是全方位的。印度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也增添了解决南海问题的变数,加大了中印边境问题解决的难度,影响中国在中亚的发展,对中国的印度洋航线和南亚战略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印度崛起是中国面临的新挑战。     

多边主义视角下的印度“东向政策”

随着全球化发展的日益深入,多边外交作为一种新的外交观和新型合作机制,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多边主义的视角来探讨印度＂东向政策＂中印度与东盟多边关系的发展以及多边合作机制的构建。     

印度在非洲：追随中国还是挑战中国？——印度对非洲政策中的中国因素

随着国际体系的转型,中印等发展中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纷纷加强对非洲政策的力度。中印两国在非洲事务上的互动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认为,印度有自己独立的非洲政策,中国因素不是印度制定其非洲政策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参考坐标。中印在非洲事务上的共同利益大于矛盾冲突,存在合作的足够空间。     

“印太北约化”背景下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态势及印度的参与限度

拜登执政后美国更加重视打造“印太”多边联盟,倚重盟友的力量对中国实施遏制。美国一方面以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为依托,构建“印太版北约”,另一方面利用其在北约联盟中的特殊地位,推动北约国家追随其“印太战略”,不断介入“印太”事务。美国以两大联盟为其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加速“印太北约化”。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层面不断增强对中国的压制态势,恶化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作为四国合作机制中地缘位置极为重要的一方,印度对“印太战略”和四国合作的立场从“谨慎附和”转为“主动作为”。本文认为,基于外交传统、战略文化及国家实力等诸多因素,印度对四国合作的参与是有“限度”的。美日印澳四国合作不会发展成为北约一样的硬制衡联盟,印度在四国合作中对中国的制衡战略将以软制衡和有限硬制衡为主要手段。研判印度参与四国合作的限度,将有利于中国准确评估四国合作的影响,应对当前四国合作对中国形成的围堵和压制。     

离岸制衡与支点选择：美国拜登政府的对印政策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其“印太战略”基本遵循离岸制衡的逻辑,根本目标是制衡所谓的“潜在霸权”中国,选择和鼓动印度作为“支点国家”承担责任以制衡中国的影响力,维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拜登政府对印政策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优化资源配置,以“民主价值”诱导印度护持美国霸权;推卸战略责任,缓和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及扶持印度制衡中国;维持地区均势,利用印度构建遏制中国的同盟体系。拜登政府对印政策与决策者对印认知和印裔政治集团参与、利用印度构建外部均衡的需求以及延缓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等因素相关。拜登政府的离岸制衡战略将进一步危害中印关系,加深对南亚国家内政外交的干预,使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化,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印度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离岸制衡战略下的美印关系存在着战略分歧、两难困境和“集体行动困境”等问题,这是美印双方无法忽视的隐患。     

中国对印度战略浅析

中国对印度战略是中国南亚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物质能力、观念和发展前景这三方面都体现出相关的理念及包含的意义,即印度是影响中国西南边境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印度的崛起是中国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面对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印度与中国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仍是促进中印战略关系顺利发展的重大障碍。这些考量也许构成中国对印政策选择的基础。     

印度对中国进入印度洋的认知与反应

为了保护在印度洋的利益,中国不得不进入并逐渐扩大在印度洋的活动。而这却引起了印度的猜忌和怀疑。尽管认为中国目前在印度洋的远距离投送能力尚不强,然而印度仍对中国在印度洋的意图、与印度洋岛国不断发展的关系以及中国海军赴索马里海域打击海盗的行为充满了担忧,认为所有这些活动都有针对印度的一面。为了防范和反制中国,印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发展海军;加强与印度洋岛国的关系;提升与美国的关系;实施"东向"政策;不断进入西太平洋特别是南中国海。由于对中国在印度洋真正的意图和能力缺乏了解,印度这些单方面的认知和举措不仅未能解决其"安全困境",反而使中印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中国和印度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比较与竞合

东南亚既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线路的必经之路,也是印度“印太构想”的重要区域.当中国的“一带一路”与印度的“印太构想”在东南亚地区相遇,两国的利益碰撞和影响力竞争明显增强,但也为中印在与东南亚区域合作过程中走向“竞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印在东南亚区域合作中的竞争与合作,贯穿于中国和印度参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不同理念中.中印与东南亚区域合作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使得双方的彼此认知出现错位,印度呈现出明显的排他性,中印在域外因素和合作成效方面也出现明显的差异.比较中国和印度与东南亚区域合作在利益诉求、彼此认知、排他性、域外因素、合作成效等方面的不同,有利于厘清中国和印度在东南亚区域合作中的“竞争面”与“合作面”,推动中印两国在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碰撞与竞争、对接与合作”中探索更具实质性意义的合作,最终实现互利共赢或多赢,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创造有利的条件.     

美国强化环孟加拉湾地区政策:措施、动因及影响

自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地区的战略愿景以来,孟加拉湾对美国的重要性进一步显现。美国不断加大对该地区外交、安全方面的投入,试图通过采取离岸平衡战略,在保持其优势地位的基础上,推动印度扮演"责任承担者"角色,自己居于幕后成为保证区域安全的支配性力量。同时,美国还试图在该地区拓展伙伴关系,参与地区机制建设,运用排他性制度制衡策略阻挠中国在区域内的制度建设努力。美国在该地区采取的疏离或针对中国的举措明显出于"大国竞争"的战略考虑,这必然会压缩两国维护共同海洋利益的合作空间。同时,"下注印度"会诱导印度在孟加拉湾采取强势海洋政策,最终导致中印美在该地区的战略互动朝对抗性方向发展,干扰地区安全治理模式的选择与进程。美国在环孟加拉湾地区的政策调整能否达到其预期目的,还将受到自身实力相对衰落、印度的态度及区域内中小国家外交决策偏好等多重因素的制约。     

印度“印太”愿景的演变、特点及制约因素

印度对“印太”概念的讨论和实践经历了初步接受、积极融入、回调构建和主动塑造等四个阶段的变化,以发展更贴合印度利益的“印太”愿景。当前莫迪政府对外政策的本质特征在于强调印度已成为世界大国,外交重点是与其他大国之间外交互动以及保持大国竞争的平衡等三个方面,其外交实践具备强调与中国战略竞争、加强印美战略合作、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化和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等四个主要特点。莫迪政府在发展和实践“印太”愿景方面的举措颇多并取得一定成果,不过莫迪政府外交政策仍受到国内国际因素的制约。国内因素方面,国民志愿服务团等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制约印度改善国内投资和经商环境;印度自身实力不足,制造业经过多年发展却呈现萎缩态势,这些因素限制了印度参与“印太”地缘合作的成效。国际因素方面,拜登政府持续的“美国优先”实践和“印太”复杂地缘政治态势限制了印度的策略选择,使得印度在总体战略向美国靠拢的情况下,与美国的关系发展仍然存在竞争与合作的两面性。当前印度是区域内主要国家中唯一同时参与多个有竞争关系的重要多边平台,中印之间发展理性务实合作将帮助域内国家在塑造地区秩序的进程中形成更大的合力。     

印度外交理念的演进与莫迪政府外交变革初探

经过60多年的发展演变,印度外交理念中的大国理想和实用主义都在上升。2014年莫迪上台以后,加快推进外交变革,提出将印度打造成为世界"领导性强国"的战略目标,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在实用主义理念下突出外交的"两面性",并加快对外交机制、外交方式等方面的转型和升级。这冲击了南亚地区乃至整个印太地区的原有秩序。然而,未来印度外交还面临着国内经济发展和国外战略平衡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同时也面临着中印关系竞合同时加强的长期考验。中印两国需要有效管理战略竞争,扩大战略共识,尽快走出当前战略互疑的"陷阱"。     

日印安保体系构建的动力考察

近年来,日印安保体系的构建成为日印安全合作的新常态。本文总结了日印安保体系发展的六大动力,即中国的崛起促使日印积极接近、美国鼓励日印合作更上层楼、印度的崛起促使日本拉拢印度、印度的战略雄心促使印度借力日本、日本在中印边界争端上煽风点火、日印共同"护卫"印太海上安全。这一新常态虽有助于日印实现世界大国的雄心和美国施展"亚太再平衡"战略,但却会重塑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对中国总体国家安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中国应当对印度施行打拉结合的两手策略,一方面夯实并拓宽中印合作,以分化日印安保体系;另一方面力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以牵制印度并增强中国的战略地位。     

印度对中国崛起的认知

在中印共同崛起的大背景下,探究印度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尤为必要。通过皮尤＂全球态度调查＂项目的数据可见印度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呈现＂负面＂态势。究其原因,在个人层面,印度公众对中国的无知与冷漠以及某些媒体记者对中国的歪曲报道直接造成这一结果;在国家层面,中印之间在边界争端、西藏问题、中印巴和中美印这四个关键议题上存在分歧,而这些敏感的议题又通过媒体的肆意渲染而影响印度公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印度公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源于中印之间存在的＂安全困境＂。     

印度从辛格政府到莫迪政府的军购行为变化及其原因探析

军购是关乎主权国家军力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直接影响国防安全和国家间关系的亲疏远近。作为南亚强国,印度始终将海外军购作为提升自身军事实力及实现政治大国梦想的重要路径。从2004年辛格主政到2019年莫迪第一任期结束的十五年间,印度在经济实力上升、安全威胁增加、领导人实现政治大国意愿更为强烈的背景下,海外军购却呈明显下降趋势。本文分析十五年来印度国防战略、国内政治和国际环境三个维度的变化发现,印度军工产业的发展理念、军购数量及内容和来源国、执政党理念和领导人执政风格等是造成莫迪政府减少海外军购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综合构建了印度国防自主化发展的态势、官僚机构的腐败和军工复合体集团的利益纠结。此间,国际形势经历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以及从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印太战略”的变化。伴随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莫迪政府拓展印度政治影响力的初衷与美国政府试图借助印度制衡中国崛起的图谋相呼应,印度将军购作为其重要外交工具选择的趋势日益明显。     

印度正在崛起

20 0 1年 ,美印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美国全面提升同印度的关系是美国对印度在冷战后的国际作用和地位进行重新评估的结果。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科恩在威尔逊中心的刊物《威尔逊季刊》2 0 0 0年夏季号发表的《印度正在崛起》一文对印度的现状作了较全面的分析。科恩认为 ,印度正在崛起 ,将成为同中国和日本并驾齐驱的亚洲大国。经济持续增长、政局相对稳定、军事实力不断增长以及地理上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印度崛起的有利条件。但印度要成为大国必须像一个大国那样行事并处理好同邻国特别是同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科恩认为 ,印度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大国 ,不会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构成挑战。但在转变了的国际秩序中 ,印度的资产和资源已经较过去 5 0年更加适用于美国的广泛利益。因此 ,美国应该重视印度 ,增加对印度的了解 ,加强同印度的接触。科恩曾任国务院助理国务卿 ,现在是美国南亚问题特别研究小组的主要成员 ,其观点可能对美国今后的南亚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译文中的小标题系译者所加     

“南亚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20 0 4年 9月 1 5日至 1 8日 ,由中国南亚学会和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共同主办的“南亚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四川省峨眉山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研究南亚问题机构的 8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 ,并提交有关学术论文 30多篇。与会专家学者主要围绕中印经济比较、印度经济发展前景、印度新政府的内外政策、中印关系、印巴关系、南亚安全等问题 ,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关于中印经济比较　学者们一致认为 ,无论就经济增长速度和总体经济规模而言 ,中国经济都超过了印度经济。同时 ,学者们对国外学者提出的有关“印度经济将超过中国”的观点极为重视。学者…     

印度地区安全知觉中的中国意象——基于2002～2003年度至2018～2019年度印度国防报告的分析

印度是中国在亚洲最大的邻国,在中国周边安全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何处理好与印度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课题.洞朗对峙之后,中印两国高层保持了频繁紧密的交往,两国关系得到极大改善.客观来看,鉴于中国在印度地区安全知觉意象中的复杂性,中印关系的发展仍然面临不容忽视的挑战.在中印关系中,双方的安全知觉是错位的,即在周边安全环境中,中国并不认为印度是中国安全环境面临的主要威胁,印度则认为中国是其周边安全环境中最首要的因素.在这点上,从2002~2003年度至2018~2019年度印度国防报告中均有体现.毋庸置疑,历年的印度国防报告形成于印度安全知觉与实践的基础之上,较为系统地反映了印度在全球与地区层面对中国的安全知觉意象,涉及中国的内容也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印度对中国在其地区安全架构中的看法与知觉.厘清这些印度对华安全知觉意象对于思考未来中印关系的走向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根据历年印度国防报告及其综合的外交实践,大致可以勾勒出印度对华安全战略的形态.研究认为,如何稳妥地促进印度地区安全知觉中中国意象的转变是中印关系健康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一项紧迫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