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体系权力模式问题探析

权力模式问题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权力模式形成于行为体间的互动关系之中,特定的权力模式,建构起国际行为体间特定的关系形态,从而实现了国际体系中权力与生产性要素的分布态势与流动模式。无论是宏观体系运行的态势还是微观行为体互动的结果,对权力模式的理解与分析都可以成为透视国际政治迷局的重要的理论钥匙。在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传统现实主义与国际关系发展进程中根深蒂固的冲突传统与零和观念相对接,在权力来源、权力归属、行为逻辑与体系效应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相对成熟的有关权力模式的假说和论断。新自由主义以制度为中介、建构主义以观念进行逻辑推演,构建了行为体间新颖的权力形态。虽然它们在行为体的界定方面各有侧重,但都将结构(或体系)视为一种宏观抽象的背景性因素,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体系的根本属性,即将体系看做一种具体的、历史的政治过程、观念过程与生产过程。     

国际体系结构单元权力变化与行为互动

国际体系表现为国家之间由于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而形成的各种相互关系内容,并具有某种确定的内在结构层次和外在表现模式的统一体。作为国际体系的结构单元,主权民族国家所具有的权力规模和内涵处于不断调整过程中,促生了结构单元的权力变化与权势差异及由此而产生的行为互动现象,并成为国际体系历史进程中的主要内容。     

论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单元特征——一种理论分析

单元是国际系统中的基本行为体，主导着国际体系中的国际关系。考察分析单元特征对认识和分析国际关系和国家对外政策十分重要。分析单元特征对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主要从国家内部政治特征和国家文化特征两方面进行。     

西方国际政治理论视野中的国家利益研究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其理论形态主要体现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范式间的演变.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作为理性主义方法的代表,将国家利益视为外生于国际体系而先天给定的因素,对安全、权力、财富等物质利益的追求则是国家恒久不变的行为动机.但在建构主义看来,国家利益本源上根植于认同、规范结构中,包含有理念主义内涵,它内生于行为体的互动进程中,认同建构国家利益,并进而决定国家行为的图景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向的启示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研究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转型.20世纪60-70年代IPE诞生之初,学者们以政治学的研究视角,视国家为统一的整体,以国际体系结构为解释变量,研究财富和权力的转换.从90年代开始,不少学者借用经济学的模型,以国家内部行为体的利益和偏好、国内政治结构为解释变量,强调国际市场和国际体制对国家政策的影响.IPE研究视角的转型,打通了国内政治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间的界限,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本身成为20年来国际关系学最富有活力和生机的领域之一[1].本文在对90年代以来IPE研究成果做简单梳理的基础上,力图探讨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转型的意义.     

全球治理民主化的动力、基础与实现模式

全球治理民主化的动力来源于实践需要,包括增进全球治理的民主合法性,应对国际机制的民主赤字痼疾,弥补专家政治的固有局限,缓解传统国内民主受到的冲击,使深受全球化影响的民众能够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全球化引发国际体系权力的横向转移和纵向扩散,国际体系结构逐渐呈现多极多层网络状特征,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兴起和非政府组织日趋活跃,为全球治理民主化的初步实现奠定了权力基础。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应以民主的本质内涵和当代国际体系的特征为出发点,推动全球治理体制的渐进式改革,逐步形成并完善以国家间民主为核心、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为重要补充的多层网络民主模式。     

人口权力范式与当代非传统安全

人口权力范式分为强制性人口权力范式、制度性人口权力范式、结构性人口权力范式和生产性人口权力范式,从权力作用所依赖的社会关系看,第一种范式又可称为内生性人口权力范式,后三种范式又可称为外生性人口权力范式。内生性人口权力范式所包含的权力作用进程发生于既有的国际行为体间的关系之中,而外生性人口权力范式所包含的权力作用进程与行为体间关系的建构过程是同步发生的。国际政治实践证明,强制性人口权力以大国人口安全建构为中间进程进一步影响着国际权势转移,结构性人口权力以激发人口安全困境为中间进程成为国际冲突的诱因之一,制度性人口权力和生产性人口权力则以安全概念建构与安全话语规制为中间进程影响着国家安全和全球治理。     

转变中的工厂政治

工厂政治是指生产领域中的权力结构与行为模式,而蕴藏在权力结构与行为模式之中的内容则是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特定关系。以制度性依附、控制和半顺从为内容的全能主义条件下的工厂政治由于自身的衰退,故而在国家退却和市场冲击中蜕变成工厂政治的专制主义,然而工厂专制政治的危机提出了实现工人的集体性权利的要求。立足现有的制度空间和组织资源,通过工人的再组织化从而重构"内部国家",可能是重塑工厂政治的现实途径。     

论大国间的权力关系：从竞争冲突到合作共享

传统大国关系是通过对抗性竞争冲突来确定国际权力体系座次表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深入推进,国际政治文化的创新发展,不同文明间的交流融合,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日益突出,竞争冲突确立的树状国际权力体系弊端凸显,合作共享权力、积极分担责任成为符合时代发展新要求的国际权力分配新原则。     

科技发展与国际体系的演变

科技发展会对国际体系的两个基本要素——单元、单元之间的互动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从根本上导致国际体系中权力分布状态以及单元互动和相互依赖方式的转变,进而导致整个国际体系发生演变。由于全球各地区的科技发展具有不平衡性,从而各个国际次体系的单元及其互动所受到的影响也具有不平衡性,从而导致各个国际次体系演变的非平行性。科技发展还具有加速规律,这又使得国际体系的单元及其互动的改变也具有加速性,从而导致整个国际体系的演变呈现出加速特征。     

从“主张”到“塑造”——试论提高中国在重塑国际秩序中的自信与自觉

在战后世界格局基础上形成的国际旧秩序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自由贸易所掩盖的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掠夺、排斥为基本特征。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秩序的不合理性。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但是,无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后冷战的大部分时期内,中国还缺乏建构国际秩序的能力。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上升,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范围内权力转移的趋势加快,中国塑造、建构国际秩序的能力大幅度提升,国际体系亦正处于重大转折期。重塑国际秩序,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提高重塑国际秩序的自觉性和建构国际秩序的能力,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政策中的重大课题。     

中国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机理与途径——基于企业家资源拓展的视角

在经济全球化中,中国若要在国际分工中获取更多的比较利益,必须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动态比较优势。企业家作为一揽子要素配置的支配者,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是中国社会经济开放与发展中关键的主动性资源,因此,亟需高度关注企业家这一稀缺资源。中国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动力源,是企业家资源拓展与才能的提升,对经济转型中的中国尤其如此。研究表明,企业家资源拓展的关键途径是市场规模的有效扩大,以此可构成企业家资源拓展与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互动纽带,并揭示"互动"的关联机理及实现途径,由此可拓展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涵,增强其现实解释力,从而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有益的思路。     

新社会阶层参与社会管理的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

社会管理创新就是通过更新社会管理理念,构建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形成新型社会管理格局,建立起促进和谐的社会机制,使之能够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满足人民群众愿望。“善治”理论强调协同治理,主张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与合作。通过引导、调控,逐步形成一个以新社会阶层为主体的呈橄榄形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从而奠定和谐社会的基础。新社会阶层有序的社会参与将有效促进社会政治力量整合,推动国家政治制度完善和社会管理创新。     

文化外交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面对中国的崛起,一些西方国家发出了不良言论,"中国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中国傲慢论"等歪曲中国发展模式的论调甚嚣尘上,并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不断出现新的内容。打造中国的文化外交战略,通过文化交流引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理解,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对和平发展的中国意义重大。文章通过回顾中国文化外交的发展历程,理清了中国文化外交的成果,同时分析了中国文化外交发展中的不足之处。笔者认为,未来中国必须评估文化外交战略资源,做好战略分层,充分运用中国文化资源的多元性和丰富性,结合中国整体外交布局,构建系统的文化外交战略。     

国际关系心理学语境下的俄印关系

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行为,核心要素是把微观心理融入宏观国际关系中,三个层面是个体心理、国家心理和国际心理。国际关系心理学语境下的俄印关系,表现为：俄印相互借重、制衡来自西方压力;大国心理根深蒂固,主张世界格局多极化;把国家安全作为与民族、国家紧密相关的主题。21世纪初国际背景下的俄印关系则体现为：政治与外交高层互访频繁;经济与核能大型合作;军事技术分享深入对东亚、南亚地区乃至国际政治与安全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一般进化的微观机制

一般进化在系统内微观子系统层次上的微观机制 ,是涨落单元内外部子系统之间互为因果循环的正反馈类型的相互作用。其本质特征 ,是双方之间作用的非对称性 ,表现为一方的属性支配着另一方属性的变化 ,另一方丧失自己原先的属性而以一方的属性为自己的新属性。这种相互作用同时具有协同和放大效应 ,从而使涨落单元由局部迅速放大到整体 ,而形成一个新的有序结构     

国务院决定行政许可设定权:问题与规制

《行政许可法》第14条第2款所规定的国务院决定的行政许可设定权是特殊状态下的临时性权力,国务院依据这一职权所设定的行政许可应及时转化为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国务院《行政许可决定》设定的500项行政许可存在数量庞大、个别主体不规范以及没有及时转化为法律、行政法规所设定的常规性行政许可等问题.为保证《行政许可法》第14条第2款的实施,应由国务院制定相关规范,从明确行政许可设定的“必要性”标准、规定行政许可实施的“临时性”期限、控制行政许可设定的数量以及完善对行政许可的评价机制等方面,对国务院决定行政许可权设定权进行必要的规制.     

冷战后国际关系与美国外交政策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发生的巨大变化是由苏联解体和国际权力结构的失衡所造成的。在失去了苏联的制衡之后,美国的行为越来越表现出肆意妄为和粗暴蛮横的特征。美国用先发制人战略取代威慑和遏制战略是错误的,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只能使美国在世界上越来越孤立。国际均势的恢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国际体系的均势最终将会实现。     

环境金融的法律原则探讨

环境金融的出现,是对传统金融业的突破和创新,其实质是通过政府配额与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将环境负外部性内部化从而实现环境利益经济化的过程。中国和世界一样,都面临着以环境为发展成本的巨大代价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重挑战。目前的国际交易规则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发起制定的,要在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博弈中得以保全,创建中国的环境金融市场就显得尤为迫切。有市场的存在就离不开法律的调整,而要设计出科学合理的环境金融法律制度,首要问题就是研究并制定国际通行的立法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