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曼的风险理论及其风险

卢曼的风险理论作为对风险本质论与风险建构论的综合,一方面将风险界定为系统在当下选择所开启的未来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运用"二阶观察"法分析了社会建构风险的机制,成为风险研究的重要学说.不过,卢曼的风险理论虽然有其贡献,但也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卢曼对风险的研究其实是其系统理论在风险领域的一次套用分析,以证明系统理论对各个社会领域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另一方面卢曼的风险理论也是对西德当时发生的一系列环保运动的反应,他关于风险/危险概念的区分目的就是为了揭示潜藏在这些社会运动背后的资本、权力逻辑.这使得卢曼的风险理论带有浓厚的现实色彩.     

中国城镇化战略:构造逻辑、题域呈现与风险防范——基于共生理论与根植性理论的探讨

基于共生理论与根植性理论,并借助"逻辑—题域—风险"的分析框架,可以清晰揭示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逻辑发生学与实践运筹学。依据多重混合逻辑所展演的发生秩序、实践动力与目标指向,大转型时代的城镇化正经历一场历时性题域的共时性呈现,同时表现为技术—经济的、社会—政治的、文化—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和心理—体认的复杂面相,这正构成了城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但在此过程中,易于伴生性地出现过载、固化、漂移等诸多风险,并具有跨域渗透性、层叠集群性与虹吸传感性等特征。为此,必须从内生应对的系统性出发,以确立法治化与效能化治理的根植性为目标,通过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的现代性而实现风险管控、导引良序发展。     

阿拉伯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逻辑

在国际或世界新闻史的研究中,选取的对象往往因语言或文献原因而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其实这样的做法是不全面的.当我们在做新闻史研究时,不一定完全依照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阿拉伯世界的新闻传播发展逻辑还应该遵循自身情况来定位,单纯地追寻西方和固守传统模式显然都缺乏充足的理由.单纯用西方模式来理解其他地区的新闻事业,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风险.     

论辩证逻辑的文化基础——兼论中国文化现代化中的逻辑现代化问题

普通逻辑(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如果从时间角度看,是初等逻辑与高等逻辑的关系;如果从空间角度看,则西方人主要使用的是形式逻辑,而中国人则一直使用辩证逻辑.中国文化是辩证逻辑的文化基础.古代中国的辩证逻辑只能算"准逻辑",它具体表现为<易经>模式、"阴阳五行"模式、熟语模式、经典模式等思维模式,采用不严格的类比推理的方法.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借鉴西方形式逻辑的方法和标准,使辩证逻辑达到科学的、现代的水平.这应该成为我国逻辑学科研的主攻方向.     

语境下的互文翻译:"任性"不能任性译

对于2015年3月2日全国政协新闻发布会"大家都很任性"的翻译问题,需要从语境、互文性与翻译关系的角度进行讨论,深入分析"任性"一语在网络媒体环境中的互文指涉意义,考察"任性"与"capri?cious"在目的语文化中的语义匹配与文化效应.研究发现:在政协新闻发布会的具体语境下,"任性"因具有正面、积极意义,可寻求更多比"capricious"更符合语境的翻译.     

风险、现代性与当代社会发展——当代西方风险理论主要流派评析

关于现代化过程中的风险景象及其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影响的争论是当前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在现代性这一当今诸多学科共享的问题背景下,依据对风险与现代性关系的不同理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层面的风险研究主要有四大流派,即风险社会理论、风险文化理论、风险的复杂自系统理论和风险的"治理性"理论。在全球化的情景和建构和谐社会的语境中,借鉴这些从风险视角透视现代化发展方向和未来的理论,从创新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高度,反思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风险问题是发展研究不可忽视的新课题。     

对国际环境下投资风险的重新评估：阿尔及利亚的例证

从５０年代起 ,我们已进入后工业时代。这一时代的突出特点是 :● 世界经济不断增长 ,市场全球化导致企业管理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 ;● 技术飞速发展 ,对各个领域都产生影响 ,而且技术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 ;● 信息和通信技术加速进步 ;● 公司间竞争加剧。体系的变化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使公司的中长期管理变得很不明确 ,同时风险也显著增加 ,影响到所有行动者和所有活动领域。在企业内部 ,经理人员面对风险 ,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的基本策略 ,突破主要依靠投资保险来避免风险的传统办法。目前的环境———今后将更是如此———要求采取与过…     

算法推荐意识形态风险的法律防范

作为个性化新闻分发的底层支撑技术,算法推荐的科学技术特质决定了其并非中立,而是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属性.算法推荐的利用若不受监管,将会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网络信息环境和用户的价值观念带来冲击,引发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平台流量至上的推送逻辑降低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凝聚力,以用户偏好为中心的内容推荐加剧了价值分化和观念隔离,过滤推荐引发价值迷失和信息操纵.有必要发挥法律的安全功能,通过强化网络平台的审核、监督义务和信息披露义务促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升级;通过赋予用户算法知情权、算法解释权打破信息茧房,建立多元信息环境;通过限制算法推荐的适用范围和算法审计监管构建"可信任"的算法,切实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     

东亚威权政治形成的原因与背景分析

东亚威权政治的形成背景十分复杂,有着深刻的历史、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国际环境等原因.深受集权主义的专制传统和殖民主义的政治遗产的影响是其历史渊源;经济基础的极端落后和"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是其经济诱因;民主体制政治要件的残缺和民主政治尝试失败的教训是其直接动因;社会力量的孱弱和"庇护制"社会关系的存在是其社会条件;东方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胶合是其文化基础;而冷战对峙和意识形态斗争则是其形成的国际环境.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的演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比较及启示

本文从政府治理公共社会事务政策工具产生与演化轨迹的视角,重点剖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进程中政策工具的演化逻辑.虽然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起点各不相同,但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轨迹却基本一致,皆经历了从强制型工具为主演化为强制型工具与引导型工具相结合,并最终趋向于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三类工具相互融合的动态演化过程.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共同特征,其本质体现了一个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变迁史,而差异性主要由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体制、社会发展所处阶段与所面临的食品安全风险的不同而产生.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体系的完善既要科学把握全球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普遍性,又要从本土的实际出发,促进并努力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主体间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的均衡与匹配.     

风险社会语境下的新闻自由与政府责任

在风险社会中,新闻传媒处于异常尴尬的位置,它的风险预警功能受到质疑而风险放大功能得到强化,这就导致新闻传媒与政府的关系需要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下加以重新审视。在西方,有一部分学者跳出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提出国家和政府并非自由的天然敌人,奥巴马政府信息规划办主任、著名法学家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甚至提出温和的自由主义的专制主义概念。本文试图指出:在新闻自由问题上,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基点不同,貌似同归,实则殊途。第二,中国的新闻体制改革依然需要进一步深化,政府对传媒的传统控制方法亟需改进。     

浅谈延缓性新闻与新闻延缓的区别

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 ,有一些新闻因传播工具不同而延缓了新闻时间 ;而有一些新闻则纯粹由于如写作、投递等出现障碍 ,迟滞了事件内容与读者见面的时间。两者有本质区别。前者属于延缓性新闻 ,而后者则是新闻延缓。     

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判理论研究

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判理论是在全球政治和后现代文化高涨的历史语境中,建构起来的一种适合于美国后工业社会状况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它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传统,然而却第一次发展了资本的文化逻辑理论,从而超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救赎,深刻地揭示了文化的经济性;通过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传统与资本逻辑之间建立特定的张力,来重新激活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在抵抗全球资本主义普遍化逻辑中对现实问题的重大反思,并由此建构起其独特的文化政治学.     

新时代特大城市地铁安全风险的社会学解析

随着国家社会经济不断深化发展,特大城市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在维护社会稳定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新时期,方便快捷的地铁已成为特大城市现代化生活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风险突发、复合叠加、时空压缩、危害全面等新兴风险特质在地铁安全风险领域表现得特别显著:一是风险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二是风险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三是风险隐患主要源于人流量大、受众广泛以及自身抗风险能力弱;四是一旦发生事故,伤亡多,应急处置难。由于国情不同,中国特大城市地铁安全风险的特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显著区别。西方国家因恐怖主义活动、阶级(阶层)冲突等造成的地铁安全事故数量比较多且后果特别严重;中国特大城市的地铁安全事故却相对温和,但是对恶性的、危害严重的安全事故风险亦不能放松警惕,亟须提前做好预防和应急准备。     

"文学性"的审美道德位移与悖谬

文学领域的道德叙事转向,仅从社会外部把握是不够的;文学内部秩序的变动,同样可引发道德叙事的审美移位与价值变迁.近些年来,伴随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学性"追求,以及对西方美学思想经验的移植,我们的文学产生不少耐人寻味的问题,如引进西方后现代的"道德悬置",却滋生反道德与道德虚无主义;高度倡扬"生命写作",却因缺乏对生命的批判而导致生命叙事的粗鄙化;在失去苦难的"革命"与阶级论讲述以后,因为文化传统习性的推波助澜,"苦乐叙事"大行其道,等等.     

环境侵权中不可抗力损害分担研究

现行环境立法中不可抗力损害分担在主要依据"偶然事件由被击中者承担"规则的同时,还强调了依据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这种考虑了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的"偶然事件由被击中者承担"的环境侵权中不可抗力损害分担规则,虽然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效率理念,但是缺乏充足的理由支撑进而面临颠覆性的存在危机.因此,在环境侵权领域,我们必须继续探索并重构科学的环境侵权中不可抗力损害分担规则.基于环境侵权风险承担理论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在未来环境立法中,建议依据环境侵权风险承担规则(包括可控制性规则、可预见性规则、效率规则与经济能力规则)进行不可抗力损害分担,以促进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文化秩序与新闻传播的价值

新闻传播的文化功能之一,是以信息传播方式构建社会成员"个体"的内在文化环境,而确立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文化秩序则是其存在的合法性的价值所在.新闻传播活动之所以要反映和批判文化秩序中不合理的制度与社会关系,并在解构与整合的过程中构建新的文化秩序,是由新闻传播行为的社会功能及社会对其角色期望所规定的.良好的文化秩序,对于当前中国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即实现经济、社会、人、自然之闻的协调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技术风险的规避是一种悖谬——以风险社会理论来看

风险社会理论提出了新的风险逻辑,给人们重新审视技术的社会影响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视角.与传统的技术"副作用"理念不同,风险社会语境下技术的不确定性后果被认为是一种现代制度发展成熟的正相结果.全球化进程中的"个体化"趋势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而人类并非万能的拉普拉斯妖,因此技术风险的规避就只是个悖谬.对这种悖谬的探讨,更重要的是要发现与彰显潜藏其后的一种能够指引人类走出困境的新思想.     

透视30年代上海“大众文化”

1930年代的上海曾出现过短暂的"大众文化"的繁荣,人们的生活观念发生了审美的转变,社会呈现出了浓厚的商业气息、浓郁的文化色彩.当时的上海文化与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在社会发展环境、大众传媒、市场经济体制等各方面都有很大差别;而和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大众文化相比较,在文化结构、文化受众、文化形态上又有着许多不同.上海的市民文化只能说是中国大众文化的前奏.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风险甄别、治理逻辑与政策建议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是现阶段加强我国农业基础地位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举措。但在政府主导型或行政嵌入式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进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因受以现代化和城镇化为特征的发展主义思维逻辑影响,对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目标定位存在认识偏差,导致在整治实践中存在政策扭曲、错配和异化行为,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潜在风险。文章尝试突破"经济—社会—生态"等正外部效应的分析进路,以风险视角切入,探讨风险的多重样态及其治理逻辑,并提出有效防范或治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风险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