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小说创作思想

“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 这是空空道人听说《石头记》是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成的后为该书题的一绝,脂砚斋认为这是《红楼梦》的“第一首标题诗》,我以为这也是理解曹雪芹小说创作思想的一把钥匙。这首短短的小诗,浓缩了曹雪芹对“情”与“梦”、“真”与“幻”,“味’与“新”辩证关系的认识,涉及小说创作发生论,艺术真实论,审美功能论等重要理论问题,我们的讨论可由此展开。     

“红学”研究新成果:《红楼梦符号解读》

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完成了《红楼梦》一书的写作后,曾无限感慨地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曹雪芹深深忧虑倾其一生心血而成的《红楼梦》,后人未必能真正读懂并解开书中的无数关纽和奥秘。如今,面对着内蒙古大学林方直教授...     

血泪凝筑荣宁府 白骨堆建大观园——从《红楼梦》看仁义道德的反动本质

曹雪芹在《红楼梦》的第一回里,深有感慨地写了一首五言诗: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确,一部《红楼梦》,谁解其中味?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自从《红楼梦》这部巨著于十八世纪中叶问世以后,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映。人民群众喜好它,展转传抄;封建统治者惧怕它,严加禁止。二百年来,地主资产阶级的文人学者不断     

时序"矛盾"与写意--《红楼梦》中的时序"矛盾"考辨之三

《红楼梦》中时序“矛盾”产生的原因,除作者创作思想及艺术手法的体现外,另一个大的方面就是因作者重写意而产生的结果。写意美学思想和曹雪芹的创作思想在这里是合拍的,正是由于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创作中一直贯穿着写意美学思想,才有意无意地造成了一些时序的“矛盾”,甚至地点的“矛盾”、人物年龄的“矛盾”以及其他一些“矛盾”等。     

曹雪芹的时代和“红楼梦”的创作

曹雪芹是生活于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作家。当时虽然还是封建社会,但已经有了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红楼梦》的出现和明清之际许多进步思想家的著作一样,都是“天崩地解”时代的早期民主主义思想潮流的产物。这部标志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到高峰的文学巨著所以出自曹雪芹之手,同作家在康熙和雍正政权交替时期遭遇的重大政治变故直接相关。他是怀着“新愁旧恨”、饱含着血泪进行创作的。《红楼梦》开头引录的关于“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一段“作者自云”,是理解创作缘起的一把钥匙。     

关于“掉头东”……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这首绝句是敬爱的周总理少年时代留学日本时所写的一首述志诗。这首诗的首句“大江歌罢掉头东”,报上最初发表时是“大江歌罢棹头东”,不是“掉头东”,后来见到张鸿诰先生保存的周总理亲笔手书,才知是“掉     

别具一格的瑶族“信歌”

瑶族是一个能歌善唱的民族,有以歌代信的传统习俗。所谓“信歌”(亦称为“寄歌”“放歌”或“传歌”),就是用歌来写信,这在自称“勉”和“金门”的瑶族中尤为盛行。信歌在瑶族民间流传的历史相当久远,准确年代无可考。解放后所收集到的“信歌”,如《桃川信歌》写于清咸丰五年(1855),但它并非是最早的一首。许多流传于民间的“信歌”手抄本,大都不注明年代,可能是由于世代传抄遗漏所致。据《广西大瑶山瑶族社会历史调查》云,瑶族人民直接用汉文记录本民族历史,最迟是在明末清初,其方式多采用歌谣的形式叙述。由此看来,“信歌”作为口头创作产生的年代,自然要早于明清了。     

论创作的“自觉性”

所谓创作的自觉性即有意识有目的有明确的思想指导进行创作。所谓创作的非自觉性即只凭“天性”“直感”“本能”进行创作。创作究竟是自觉性的还是非自觉性的?这不仅是创作理论中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而就作者的世界观建设来说,搞明确这一问题更显必要。 如上所说,创作的自觉性即指创作前要考虑主题,要有明确思想指导,创作中亦要有明确思想指导。那么,我们只要分别将这两点立住,问题就解决了。     

《红楼梦》中“小道具”谫论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了不少小物件,亦可称为“小道具”。粗粗一看,这些“小道具”似乎不那么重要,可有可无,甚至以为是作者在卖弄“杂学”,故弄玄虚,调侃读者,捉弄红学家。但要仔细品味一下那些小物件的背面文字（寓言）,又似乎不那么简单,仿佛其中颇有一点“深意存焉”。或许就是某些权威们所说的“味外之味”了。我明知自己的“味觉”差劲,虽然品不出更多的“深意存焉”,大略也可以尝出其中的香臭。这里所写的三件“小道具”的妙用,就是读书中的一点感受,故日“谫论”。一、冷香丸：薛宝辍人格的象征《红楼梦》第7回中写…     

论曹寅——《红楼梦》研究探讨之一

研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先世情况,对于了解首雪芹的创作思想是有一定帮助的。这当中他的祖父曹寅是对他影响较大的一个。现在我们拥有的曹寅的史料并不算少,但是对曹寅的评价则颇不一致。有人认为曹寅是个文雅风流的人物,几乎被捧成一个“完人”;有人则认为他是康熙皇帝派在江南的特     

“沉舟病树”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充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这是一首思想悲观、情调低沉的诗作。它抒发的是封建专制时代逐客孤臣失意无聊时的感慨。自从刘禹锡被提升为“法家”后,这首诗经常出现在大量发行的“法家”著作和有关评论文章中,拔     

“历史”的考证 考证的“历史”——曹雪芹祖籍论争述评

“历史”作为已经过去的事实,其原貌如何?或许见于某些历史遗存,但记载互异、零星片断的历史遗存只有经过以科学的理性态度加以考证诠释,才能确定其真伪,进而借以窥探“历史”的原貌.对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籍这一尚未确证的史实,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随着史料的陆续发现,专家们不断考证诠释,虽然见仁见智,以至形成“丰润”与“辽阳”两说“分庭”、“对垒”之势,但剔除论争中的非学术因素,双方的“历史”考证越来越接近考证的“历史”.或者说,曹雪芹祖籍的“历史”原貌正在专家们的考证诠释中显露着真迹.     

“商女”指张丽华

杜牧《泊秦准》是一首著名的七言绝句,注者对诗中“商女”一词,大都注为“歌女”,如林庚、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即注云“指酒家歌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选编的《唐诗选》亦注云指“卖唱的歌女”。《文史知识》八四年第二期钟振振《商女=歌女?》一文,又别解为“商     

“诗经”里的两首劳动情歌——“摽有梅”和“萚兮”

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诗歌当然也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淮南子、道应篇”说:“今夫举人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力之歌也。”同时人类是最富于感情的,他们想把劳动生活中的复杂感情表达出来,便只有借助于节奏鲜明的诗歌,“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说:“男女有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正是说明诗歌产生的道理的。我国最古的“弹歌”,汉“乐府”中的“江南可采莲”,以及后世的“采茶歌”“打夯歌”等都是和劳动生产密切关联着的。“诗经”是我国古代的一部乐歌总集,当然亦不会例外,其中有很多篇是劳动人民歌唱他们的劳动     

论唐寅诗风对《红楼梦》诗词创作的影响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小说创作的压卷巨制.《红楼梦》又是一部诗化了的小说.与作者曹雪芹同时代的评论家脂砚斋说:“雪芹撰此书,亦有传诗之意”.曹雪芹在这部小说中创作了大量诗词曲赋,人们通常称为“红楼梦诗词”,其各体兼备、寓意深邃,具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红楼梦诗词或为了深化主题,陈述此书立意之本,或塑造典型形象,隐寓人物命运,或描绘周围环境,烘托故事氛围,或预示大厦将倾,家运消亡的悲剧结局…….作者以他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刻的思想见解、精湛的艺术手法熔铸出一种独特的诗的境界.这些诗词一直成为“红学”领域研究和探求的重要课题.诸如:其中内容之一,就是《红楼梦》诗     

曹雪芹原著无“真真国”辨

《红楼梦》程高本、戚序本第五十二回,宝琴讲述她八岁时随父到西海沿上买洋货,遇一“真真国的女孩子”。并念了这女孩子作的一首诗。丁广惠《红楼梦诗词评注》收此诗,题为“真真国女儿所作诗”。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亦题“真真国女儿诗”,且注云:国名“真真”,就是“真真假假”的意思,即严格地讲它是不存在的,只是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但是,我以为曹雪芹实际上本无所谓“真真国”的构思,仅将理由述之如下: 第一,《石头记》多次出现外国国名,都是确实存在的国家。如第二十六回之暹罗国(即今泰国),第五十二回之哦啰斯国(即俄罗斯国),第六十二回之波斯国(即今伊朗)。除“真真国”外,未     

货币和贵金属

“金银天然并非贷币, 但贷币天然是金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题头这句名言是马克思对货币和贵金属关系的最好概括。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货币章”等著作中,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阐述十分详尽,其理论的深邃,知识的丰富,任何一个经济学家的货币理论都是无可比拟的。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认为,“金银天然并非货币”。就象黑人天然不是奴隶、纺纱机天然不是资本一样,金银天然不是货币。金银之成为货币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产物,是商品内在矛     

北宋词坛的“柳永热”

柳永风流俊迈,以歌词闻天下。不仅“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①,而且上层社会也盛行柳永词。②北宋词坛的歌词作者,或模拟、仿效,或将其当作词坛(?)敌,都想与之较量一番。王安石是一位政治改革家,但对于歌词创作,仍甚守旧。他主张按照“歌永言,声依永”的传统进行创作,反对“先撰腔子后填词”③,目的就在于抵制乐坛“新声”,主要是郑卫之声。即使如此,在他为数不多的歌词作品中,仍留下了明显的柳词痕迹。例如他的《雨霖铃》“孜孜矻矻”。这首词模拟柳永而又大大不及柳永。《雨霖铃》是个“颇极哀怨”的调子,柳永以之道别言情,哀伤之中并带怨恨,声情并称;王安石以之说禅理,不伦     

“歌”与“行”有别乎?无别乎?——从《长恨歌》与《琵琶行》谈起

唐代诗人白居易写过两首著名的七言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这两首诗尽管体裁相同,却一首叫“歌”,一首叫“行”。我们不禁要问,“歌”与“行”有别乎?无别乎?要想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头到尾把作为诗歌体裁的“歌”与“行”的本来含义及其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一系列情况弄个水落石出。“歌”与“行”的含义的变化,从诗歌发展史上来看,可分为汉武帝设立乐府之前、汉     

曹雪芹的世界观和“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及社会背景

曹雪芹的世界观我们反对把红楼梦曲解为只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也反对把曹雪芹的世界观简单的说成完全等同红楼梦通过形象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因为前者的结果,就降低了红楼梦这一伟大的现实主义创作,使之成为自然主义的庸俗记录;后者的结果,就混淆了古典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方面的区别。自然,我们必须首先肯定作品的主题思想和全部形象都受作者的世界观的直接指导,但也不能不承认在阶级社会里出身剥削阶级的古典现实主义作家,并不同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的世界观是复杂矛盾的,从而他们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和他们的全部世界观,也就不能不或多或少的有所出入。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