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正> 刘光裕同志连续著文,谈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参看《谈源于生活和高于生活——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四周年》,载《江淮论坛》1982年第二期;《艺术形象和社会生活——再谈源于生活和高于生活》,载《文史哲》1982年第六期)。他在文章中,坚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的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脱离现实生活、一味拔高的错误倾向。但是,刘光裕同志在坚持这些正确的观点、批评某些错误倾向的时候,又提出了另一种错误观点,即:文艺只能源于生活,而不能高于生活。本文拟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原义、典型化、文艺的特质等方面,谈谈自己的不同意见,并就教于刘光裕同志。     

一个心造的幻影——与刘光裕同志商榷

<正> 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已经讨论了多年,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最近,刘光裕同志相继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谈源于生活和高于生活》,载《江淮论坛》82年第2期;另一篇是《艺术形象和社会生活》,载《文史哲》82年第6期),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文艺与生活关系的论述提出了新的解释,这种探索精神是可贵的。但是,刘文的新解是否符合毛泽东同志《讲话》中的原意,是否符合文艺与生活关系的实际情况,都是需要讨论的。笔者不揣浅陋,草成此文,就教于刘光裕同志。     

怎样理解精神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对刘光裕同志《只有一个决定作用》浅议

<正> 《文史哲》在81年第4期同时发表了刘光裕同志的《只有一个决定作用》和樊瑞平同志《论精神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两文,体现了争鸣的精神。这问题是近几年哲学界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刘、樊两同志的文章是有一定的代表性。把两篇文章对比来看,能够启发人们思考。笔者认为刘文开掘得深一些,但又偏了一些;樊文虽平淡,但基本面是正确的。不揣浅陋,提出自己一点看法:     

再说关于“超越”论之我见

我曾在1990年《求是》第6期上发表《关于“超越”论之我见》一文,对近些年来出现的“超越”论思潮提出批评。《人文杂志》同年第6期上,发表翁寒松同志的《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超越性”问题》一文,对我和其他同志对“超越”论提出的批评进行批评。翁文对我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点:第一,我误解了高清海同志的“超越”说,不能在“超越”说的本来意义上去批评“超越”说,因而显得我是在跟风车进行战斗了;第二,我的整个批评,表明我仍然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不等于本体论——答黄楠森同志

黄楠森同志在《哲学研究》1985第12期上发表了《本体论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一文。为此,我在《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上发表了《评“本体论”哲学——兼论实践唯物主义》一文,对黄楠森同志的某些观点谈了我的看法。为此,黄楠森同志在《人文杂志》1990年第5期上发表了《再论本体论——答刘福森同志》的文章,对我的文章提出了全面的批评。看完答文很     

与《释“斡脱克”》一文商榷

《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89年第2期发表了笔者拙文《起辇谷纵横探》之后,喀喇沁夫同志写了《释“斡脱克”》一文(见《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89年第3期),文中就“大鄂托克”一地提出异议,并表示愿意和笔者讨论。笔者读后受益匪浅,同时有几点看法,提出来,与喀喇沁夫同志讨论。     

关于韩非的人口思想问题——答颜啥、袁昌隆二同志

颜啥、袁昌隆二同志在《贵州社会科学》一九八一年第五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也谈韩非的“人口思想”》的文章,对我们于该刊同年第一期上发表的《韩非的人口思想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文进行了批评。对此,我们表示欢迎;但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现提出以下几点说明以为答复。第一、颜、袁二同志在文章的末尾写道:“不能把发生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条件下、而     

不宜用“多样化”描述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同邓伟志同志商榷

邓伟志同志在《社会科学》1985年第六期上撰文《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多样化问题》,就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出了大胆的看法。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多样化”是一个不尽妥当的命题,在此谈几点不同的认识,与邓伟志同志共     

对《“狂人”的原型阮久荪》一文的反映

本刊1983年第1期发表谷兴云同志的《关于<狂人日记>中“狂人”的原型阮久荪》一文后,上海解放日报社《报刊文摘》第186期曾予以摘转。不久,上海两位读者致信《解放日报》,对谷文中的若干事例提出不同意见。为此,我们请谷兴云同志撰文答复,现连同两封读者来信的摘要一并发表。     

论社会必要劳动——兼答寒苇同志

我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效果两个理论问题的初步探讨》一文中(见本刊1962年第9期),曾从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的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单位使用价值的被会必要劳动时间,存在着三种具体形态的见解。《江汉学报》1982年第10期发表了寒苇同志《两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是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一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对推动我进一步考虑一些问题是有教益的。但是对寒苇同志的批评论点,我是不同意的,并觉得许多问题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下面就几个主要问题,谈谈我的意见。     

“尺度”在哪里?——答李宁同志

李宁同志的《关键是探讨“暴露”的“尺度”》(教本刊一九八○年第五期)一文,批评了拙作《文艺的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观点。再三研读之后,颇感失望。不仅找不到新鲜引人的“尺度”究竟是指什么,而且对拙文的批评也似乎讲不出多少道理,因此,笔者愿意再申述自己的看法,就正于李宁同志。 一 《文艺的歌颂与暴露问题》意在探讨文艺在反映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在创作中实际存在着的歌颂与暴露的辩证关系,是一篇学习一九七九年获奖短     

再谈意识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答姚伯茂同志

<正> 姚伯茂同志在《东岳论丛》1983年第1期发表《也谈意识对物质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一文,对我的《意识对物质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是什么》一文提出了两条商榷意见,值得进一步讨论。我想再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姚伯茂同志和其他同志。姚伯茂同志的第一点意见是:拙文所说     

青海汉语方言中的“宾——动”式——兼与程祥徽 张成材同志商榷

<正> 读了《中国语文》1980年第2期程祥徽同志《青海口语语法散论》一文(以下简称《散论》)和《青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张成材同志《西宁方言的语法特点》一文(以下简称《特点》),很受启发。我也愿参加这一探讨,谈谈自己的一点粗浅的看法,供参考。     

物质与精神相互关系的几个问题——与张季平同志商榷

<正> 《文史哲》今年第一期发表了张季平同志的文章《怎样理解精神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对该刊去年第四期上刘光裕同志《只有一个决定作用》一文提出了异议。现在我想就此问题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与张季平同志商榷。关于“一个决定作用”,还是“两个决定作用”,这是我国哲学界较长时期以来激烈争论的问题。表面看大家对物质第一性是没有疑义的,分歧似乎在于如何正确看待精神的作用。可是,精神总是与物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决不能孤立地研究精神的作用,必须考察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我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在解决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时,主要的观点应当是:(1)物质是精神的根源,物质发展到高级阶段,出现了     

“主体性原则”能成立吗?——与陈志良同志商榷

在主体、客体问题的研究取得一定进展的过程中,有的同志提出了“主体性原则”的问题。先是说,认识论的研究必须遵循和贯彻主体性原则;尔后,又把它扩展为整个哲学的一条基本原则。但是,到现在为止,主张这一原则中的大多数同志,并未给这一原则以明确的含义。陈志良同志的意见则比较明确。他在《哲学动态》上,先后发表了两篇这方面的文章。一篇是1988年第3期上的《释主体性原则》(下面引用时简称《释》文);另一篇是1991年第2期上的《再释主体性原则》(下面简称《再释》)。这两篇文章对主体性原则的含义、特点和重要性等,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对他的观点,我有些不同的看法,这里提出来商榷,并向哲学界同仁请教。     

关于“美的规律” 的认识及其“主体性”的质疑——也兼与向翔同志商榷

《河北学刊》今年第四期发表的严昭柱《论美的规律的客观性质——兼与向翔同志商榷》(下简称《论美》),对《再论美的存在和美的规律》(下简称《再论》)一文偏离唯物主义路线的观点和失误,进行了有理有据的中肯批评,读后受益匪浅.笔者同《再论》的作者对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出的“美的规律”这一根本问题的认识与阐释,也存在着分歧,故本着“争鸣”精神,谨以此文就教于向翔等同志.     

关于对梁基永先生“黄士陵粤中交游考”一文的两点不同看法

读《收藏&#183;拍卖》2007年第5期所刊梁基永先生“黄士陵粤中交游考”一文后,笔者对梁基永先生提出的两个观点有不同的看法,提出与梁先生商榷。     

不能否定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与刘克鉴同志商榷

刘克鉴同志的《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一文(载《人文杂志》1981年第1期)对黄振奇同志的《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一文(载《红旗》杂志1980年第2期)提出了不同意见,读后很受启发。但是,对于刘文中关于否定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意见,我们却未敢苟同,现在谈几点看法与刘克鉴同志商榷。     

同一、斗争与相对、绝对——就教于马清健、吕英寰同志

马清健和吕英寰同志的《论绝对和相对》一文(以下简称《马文》。见《哲学研究》1981年第9期),从绝对和相对的分析中,论证了“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观点。笔者有不同的看法,谨提出商量请教。     

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第一”》几点商榷

《新时期》在1981年第8期至第12期连载的徐觉哉同志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第一”》一文,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资料,这对理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的学习与研究无疑是有帮助的。但是,学术探讨是无止境的。为了把历史资料搞得更准确,我对某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现提出与作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