谊情不尽歌未歇——怀念吉川幸次郎先生

吉川幸次郎先生与世长辞一年多了。我以深切怀念之情,把吉川先生的遗诗《访昭陵》送到《人文杂志》发表,追忆和先生相识的经过,以及与先生诗、书往还的友情,作为对先生的纪念。 吉川先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日本的文学博士、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家。他生前在京都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又是日本中国学会理事。他毕生致力于中国文学的研究,著有《支那人的古典及其生活》、《中国文学入门》、《元杂剧研究》等。他特别喜爱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作品,也善于写诗,并有研究杜甫的专著《杜甫私记》。这些作品,在日本曾经广为流传,影响所及,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郑风淫”是朱熹对孔子“郑声淫”的故意误读

"郑风淫"是朱熹《诗集传》对《诗经.郑风》的定性,他不仅将《郑风》中的15篇作品认定为淫诗,而且称其"皆为女惑男之语",是淫诗之最。这一认定并不符合作品文本实际。《诗经.郑风》21篇作品包含了郑人好贤、游乐、恪守礼俗、担忧国事、兄弟友爱、夫妻和睦等各种内容;而表达男欢女爱的所谓"淫诗"仅有8篇,这一比例与其他国风相比,并无特别之处,表现程度也远不及《召南》露骨。朱熹《四书集注》也明确阐释"郑声"为"郑国之音"、"淫"为"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他之所以以"淫诗"斥《郑风》,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否定毛序的"美刺"传统,建立自己的诗学体系,因此故意将孔子的"郑声淫"曲解为"郑风淫",借圣人之言壮自己的声威。     

《西方文化艺术之源——希腊神话》评介

<正>近读曲厚芳、于凤湘两位先生的《西方文化艺术之源——希腊神话》(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下称曲于读本),总体感觉是厚重而沉实,全面系统而又特色鲜明,理由有如下几点:1、扩展阅读。曲于读本,规模不可谓不大,但容量终属有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每则或数则故事后设"相关链接"一栏,以助进一步阅读。如链接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和他的《神谱》、三大悲剧作家及其悲剧作品、阿波罗多洛斯及其《希腊神话》、荷马与《荷马史诗》、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和他的《变形记》、19世纪神话作家古.斯威布与托.布尔芬奇及     

孟子的“五经”系统说

儒家推重六经之教,早在孔子时就已奠定儒家化的六经系统。而孟子奉行的却是"五经"系统,有对《诗》、《书》、《礼》、《乐》、《春秋》的称引与论说,然而独不言《易》。孟子不言《易》的原因在于他将《易》尚且视为卜筮之书,也与孟子并非稷下先生且所持之学与齐、楚之学的风格差异较大有一定关系。     

谈《四世同堂》对民族败类的讽刺

二十年代后期,以“幽默小说家”的姿态登上文坛而引起世人注目的老舍,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作品问世以后,幽默讽刺作为一种鲜明的艺术特色,一直保留在他后来的创作中,成为他的作品深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指出,在一些研究老舍先生创作的文章中,往往忽略他的幽默讽刺风格的变化发展,特别是在研究《四世同堂》这部全面而深刻地体现老舍先生创作风格的作品时,更不能不顾及这种变化和发展。这部作品,虽然仍保留着幽默讽刺的风格,但幽默由诙谐变得深沉,讽刺由温馨变得辛辣,而且冷静分析批判的成分明显加强。这种风格的变化,体现老舍先生创作思想的发展和对社会认识的深化,对加强作品的思想深刻性和深化、丰富这种艺术风格意蕴都起了重要作用。     

唐顺之古文评点初探——以《文编》为中心

唐顺之是明代评点古文的大家,其选评的作品有《荆川先生精选批点〈史记〉》十二卷、《荆川先生精选批点〈汉书〉》六卷、《唐会元精选批点唐宋名贤策论文粹》八卷、《唐荆川批点〈文章正宗〉》二十四卷、《文编》六十四卷等。其中《文编》是唐顺之古文评点的集大成之作,最能代表唐顺之古文评点的成就和特色。现以《文编》为中心,试对唐顺之的古文评点作初步探讨。     

论船山先生所理解的"恕道"

儒家的"恕道"思想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其间见仁见智,颇多歧解。船山先生尽管没有系统地对此加以论述,但在其《四书训义》、《读四书大全说》等著述中多次结合诠释儒家经典文本和分析他人的阐述进行过讨论,形成了船山先生对"恕道"的独特理解:"恕"有君子之"恕"和小人之"恕"之分,且"忠恕"是学者事,可"一以贯之";而君子之"恕"当以"有可推之藏"为前提,当以"忠"行"恕";"忠"和"恕"不是"体"和"用"的关系,"仁"、"恕"有别,舍恕无以求仁。     

不断进取,有所作为——怀念冯文炳先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冯文炳先生是“以‘废名’出名”的作家,是一位颇有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的小说家。早在一九二二年秋,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已经开始从事小说创作。那时的作品大多收在他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竹林的故事》里。后来,他更以废名的笔名陆续写了四本小说,有一九二八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桃园》、一九三○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枣》,以及一九三二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桥》和《莫须有先生传》。至于连载     

《全元散曲》拾遗

隋树森先生的《全元散曲》收元人小令3853首,套数457套,搜罗甚广,校勘精细,并注意辑入散见于元人词集中诸如《秋涧乐府》、《淮阳乐府》、《樵庵词》、《贞居词》等之中的元人小令许多首,即使是散见元明以来笔记中(如《尧山堂外纪》等)之散曲作品亦大多辑入。《全元散曲》“自序”说:“选辑元人散曲不妨略持‘宁滥勿缺’的态度,在找不出坚强有力的反证的时候,可疑的作品,还是不妨辑录”。因此,该书以其搜辑之完备为目前研究元人散曲的理想专著。拙编《元人小令选》一书参考尤多,隋先生说:他从一九四七年就开始编校《全元散曲》一书,至一九六四年成书,其治学之谨     

从沈延毅悼亡诗说开去 ——谨以此文纪念沈延毅先生诞辰117周年

沈延毅先生乃当代一位书法碑学宗师,但不为世人所知的是,先生亦乃通淹今古之硕学大才和诗词大家,只不过由于其书名至盛,诗名被书名所掩耳。沈延毅为诗向以气韵为主,以自然为宗。就诗风论,除悼亡诗外,先生似应归"豪纵"一路。其诸多作品时抒英磊超拔、郁勃苍莽之气,楮墨间敲金凿铁,高歌猛进,很少作嚼雪盥花、温言软语之状。然其一组以《悼亡室韵书》为题的悼亡诗文采焕然、情景交融、深情缱绻、如泣如诉,诚悼亡诗作之佳构杰什。中国千古悼亡诗词有"五大家"之说,即东汉之秦嘉、西晋之潘岳、唐之元稹、宋之苏轼及清之纳兰性德。余以为沈延毅可列入大家,适可填补现当代之空白,如此,千古悼亡"六大家"可也。     

论“以文为戏”

唐代散文家韩愈写的《毛颖传》等作品,被批评者认为是"以文为戏"。在中国散文史上,纯粹的游戏笔墨诚然有之,但《毛颖传》一类作品,却是以戏谑的形式抒写幽愤之内心,表达严肃的社会内容,艺术上是一种创新。"以文为戏"的最早源头始自《庄子》,经汉魏南北朝至唐代中期而极盛,直至明清仍不绝如缕,表现出与社会治乱密切相关的发展规律。"以文为戏"可以具体归纳出"将物拟人,象征刺世"、"自嘲自讽,借客伸主"、"虚构梦境,嘲讽世情"、"荒诞怪异,寄托幽情"四种创作方法。     

鲁迅与契诃夫

鲁迅与契诃夫的作品和作风有若干相似。1944年郭沫若在《契诃夫在东方》一文中发表过这种见解。 1936年苏联《真理报》刊载的一篇文章写过:“外国的批评家以鲁迅先生的作风比之契诃夫的作风。”契诃夫的祖国的作家法捷耶夫同样说:“在同情并怜悯‘小人物’但同时又了解他的弱点的这一点,鲁迅与契诃夫是近似的。”     

“临川四梦”引《诗》所见汤显祖“《诗》教”观

汤显祖的所有戏剧作品皆有征引《诗经》的现象,从中可见,他对"《诗》教"传统的继承与反思。汤显祖认同"温柔敦厚"《诗》教观念,但更强调"不愚",通过《牡丹亭》中杜丽娘"为诗章讲动情肠"的情节设计,剥落了《诗经》的伦理附会,还其"性情之响"的本真面貌,由此塑造了聪慧学习者的形象。"临川四梦"在受教效果上强调性别差异:肯定女子的诚挚、知行合一,批判男性的虚伪、心口不一,从而提出思想变革的要求。汤显祖的"《诗》教"思想并非凭空而生,而是与明代中后期"新人文思潮"崛起、论《诗》风气转变等有较大关联,亦为晚明文化生态相互作用之例证。     

刘章散文漫论

刘章以诗名世。他的诗面向生活,抒发真情,风格质朴,流美有味。这些特点也体现在他的散文创作中。因为无论从内容观照还是形式表现来看,他的散文都具有被生活和艺术的法则所肯定的独特美质。首先,就作品内容看,这种独特美质更多地体现为“真诚”二字,或者说,更多地体现于作者的赤子之情。 刘章的散文按题材可以划分为家乡生活和家乡以外的生活这样两大类。这两类作品的具体内容可以说是五色杂陈。有饱蘸笔墨直接抒写乡情的,如《乡情》、《归家忆》、《山行忆》等。也有通过赞美家乡的山川、风物侧面流露乡恋之情的,如《雾灵春色》、《烟豹二洞志》、《石砚潭记》等;有随作者游踪履痕记述四方风景名胜的,如《天下第一盆景》、《观响山》;也有借描写乡里故实、民间风俗采溯人生百味的,如《黑石》、《家狗记》、《掏獾》、《搭石》等;还有作者感抚世事、追怀故人的篇什,如《风筝魂》、《芳草魂》、《千岁叔叔》等。然而在这些各不相同、异采纷呈的作品中却贯注着一条鲜明的“血脉”,这就是真诚。     

浅析《万叶集》防人歌与边塞诗之相似点

"防人歌"是集中收录于《万叶集》第20卷的一组歌群,因其明显的抒情倾向,历来有学者将之归类为"相闻"(《万叶集》中以描写男女恋情为中心的一类和歌)性质的作品。而抒发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之情,则是边塞诗中一个重要主题。在相似的战争、边患危机背景下,二者不仅在诗歌主题的摄取方面存在诸多类似,作品中对"雁"、"风"等相同物象的阐释亦存在异曲同工之处。     

唐太宗诗文创作活动略论

一、唐太宗诗文创作的基本内容唐太宗"博览群书,总其宏纲,殆及万卷,道文丽藻,一时冠绝".甚至"诗笔草隶,卓越前古.至于天文秀发沈丽高朗,有唐三百风雅之盛,帝(太宗)实有以启之焉".他的诗文、书法造诣颇高,是初唐的杰出政治家、诗人和书法家.根据《新唐书·艺文志四》载."太宗文集四十卷";《全唐文》有文卷七卷;《全唐诗》有诗一卷六十九首;《文苑英华》有文六篇,赋四篇,诗五十六首;《全唐诗外编·续补遗》卷一,诗二首;《初学记》有诗文七十五篇;其余散见其他古籍文献中.其主要作品有"威凤之赋,积翠之咏,庆善有     

云梦秦筒《日书》初探

研究云梦秦简《日书》的文章,已知的有三篇,这就是曾宪通先生《楚月名初探》(载《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1期),于豪亮先生《秦简'日书'纪时纪月诸问题》(载中华书局《云梦秦简研究》)以及何幼琦先生近作《论楚国之历》(载《江汉论坛》1985年10期).诸先生之作,对"日书"的研究无疑是有益的.本文不想涉及三位先生论断的是非,仅就"日书"本身反映的几个问题做一些初步探讨.     

易君左《定泰山为国山刍议》的法学观察

易君左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报人,也是享誉文坛的著名作家,他的《定泰山为国山刍议》一文是泰山文化研究的重要文献。易先生此文,缘起"国难日迫"、"一新国民耳目,鼓舞同仇敌忾精神",详述定泰山为国山之"理由"、"计划"、"办法",既关乎泰山历史地位的重申,关乎民族精神的认同,亦关乎训政时期政治与法律制度的秉承与改革。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我们以法学的视角,重新审视此文,重点探讨了易君左先生《定泰山为国山刍议》所涉及的议事权主体、立法程序等问题。     

关于屈原自沉的原因及其年代

爱国诗人屈原,是在滚滚的汨罗江中,结束他那坚贞不屈的伟大生命的。弄清屈原沉江的年代和原因,对于了解这位诗人的生平,研究他的晚期作品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自从清人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提出,屈原《哀郢》“哀郢都之弃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顷襄王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亡可待也”以后,现代的屈赋研究者,大多定屈原沉江为顷襄王二十一年,原因是殉国难。例如,郭沫若先生就持这样的见解。他在《屈原考》中指出:“就在郢都被攻破的那一年,屈原写了一篇《哀郢》,……他看不过国破家亡、百姓流离颠沛的苦况,才悲愤自杀的。”在《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中,他又指出:“屈原的自杀,事实上是殉国难。”     

论索尔·贝娄作品中的弥赛亚救赎理想

索尔·贝娄是犹太裔作家,其特定的身份注定了他作品中的犹太品性,特别是犹太人意识中的弥赛亚救赎理想更是深入到作品当中,短篇小说《寻找格林先生》表现了对弥赛亚临近的期盼,长篇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则表现了对弥赛亚时代的呼唤。贝娄作品中的弥赛亚救赎理想是在荒诞现代社会中积极寻找终极意义,是以善良意志、自律来开创正义、公平、平等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