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及对新时代乡村社会风险治理的经验启示

传统乡村社会面临的风险以自然灾害风险、疫病风险、社会稳定风险、矛盾纠纷隐患等为主。这些风险不仅冲击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还严重威胁广大农民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传统乡村社会风险治理主要采取强基、救济并用应对自然灾害,预防、救治结合应对疫病,官民共治稳固社会秩序,利用乡规民约化解矛盾纠纷等措施。传统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呈现出上下互动与协调配合、礼法合治、公权力与民间权威相互结合等特点,其经验对推进新时代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与乡村社会有效治理——基于黔东Y自治县乡贤参事会建设为例

传统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面临着村组组织的效力式微、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及农民的低组织化状态等诸多困境,阻碍着民族地区乡村自我整合和有效治理。黔东Y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通过充分挖掘当地治理资源,成功探索建设了乡贤参事会这一重要农民组织载体。依据文化基因、制度基础、利益理性和精英再造等方面对乡贤会的运行逻辑分析显示,其具有促进民族地区乡村经济振兴、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优化村级治理体系和实现村级民主治理等多重价值,这种探索对于实现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化,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而要提高民族地区农民组织化水平,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明确角色定位,在提升农村组织化的内生动力方面进行路径完善。     

内生型乡村治理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我们现有的乡村治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外部性制度安排的特点,实际上乡村社会的治理及秩序与村庄社会关联的内生性因素有密切关系。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的困境表现为:农村社会结构变迁,治理基础改变;外生型制度遇瓶颈,出现"内卷化";村民趋于"原子化",难以达成共识;传统治理模式式微,传统权威丧失等困境。因此迫切需要从乡村社会本身来理解、分析内生型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主要形式及运行机制,通过内外制度的有效互动,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内生型乡村治理的发展基础体现为:民众渴望传统治理文化;民众的参与意识增强;农村内生合作组织的生长;政府对传统治理文化的重视。内生型乡村治理的主要形式有乡规民约、新乡贤、合作社和协商民主的乡村实践。内生型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可以充分发挥村民的自主性,提高村庄集体行动与问责能力,实现乡村治理的多样性,确保内生治理的合法化,增强内外制度的互动。     

农民政治参与中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与践行路径

乡村社会转型时期,农民政治参与面临政治参与主体性弱化、参与方式非制度化和参与环境复杂化等现实困境。乡贤文化是乡村社会的内生力量,能凝聚乡村人文精神、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于当前农民政治参与具有人文道德价值和经济社会效益。发挥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农民政治参与,需要从提炼乡贤文化精华,丰富政治参与文化积淀,发挥乡贤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完善政治参与制度保障,搭建平台吸引乡贤返乡,夯实政治参与经济基础等方面共同构筑保障体系。     

再仪式化与农村社区治理的逻辑机制——基于浙江台州市L区“乡村十礼”的实践

农村文化礼堂的再仪式化,是将传统农村民俗礼仪和儒家传统礼仪结合起来,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其实质是文化再生产。浙江台州市L区"乡村十礼"的建构和礼仪实践,反映了以象征性的符号表达仪式的特定关系、礼仪文化再生产的建构方式和乡村社会转型的价值再塑方式再仪式化的逻辑机制。"乡村十礼"的实践表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农民道德共同体和精神家园的仪式过程构成了再仪式化实践逻辑。"乡村十礼"为行为规范的礼仪活动,反映了政府建构乡村社会文化礼仪的价值取向、农村社区治理的文化选择和农民个体的文化意愿,也成为农村社区治理中文化治理的探索实践。     

再造与重构:基于乡村价值与农民主体性的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整体性方略,乡村价值的再造与农民主体性重构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价值保障了乡村各要素的相互协调与融合,而农民则是乡村价值的主要依托。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冲击,改变了乡村各要素间的关系,弱化了乡村运行动力,引致乡村价值流失,农民“缺场”导致其在乡村振兴中多重主体性缺位。因此,应从对接现代农业、培养农民企业家、完善人才体系、重建乡村共同体、确定教化主体、完善村民参与制度等方面再造乡村生产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教化价值,进而重构农民的经济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社会主体性和治理主体性,为乡村振兴的落地见效奠定经济基础、文化根基、组织基础和治理基础。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公民道德建设

加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前提条件、“生态宜居”的有效举措、“乡风文明”的关键环节、“治理有效”的核心所在和“生活富裕”的基础保证。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个体的崛起在增进广大农民现代性意识、促使农民群众走出传统的同时,也给农民的精神世界和道德认知带来新的挑战,农民的价值判断趋于多元、公共精神趋于式微、集体观念趋于弱化,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发挥不够突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面临着多元整合困境、公共性培育困境、价值取向困境和组织保障困境。新时代,应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民,增进农民的价值共识,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思想基础;发挥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基础;以乡村文化构筑新型乡村社会“共同体”,重塑农民的集体主义意识,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文化基础;以提升组织力为主要目标,激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活力,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组织基础。     

多维理论视角下的我国乡村治理

本文从多理论维度对乡村治理进行考察表明,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是适应时代要求和保障农民直接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必然选择;通过国家正式制度和乡土制度的博弈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行提供一个乡村制度框架保障;通过改造和升华传统乡村社会资本、大力培育现代乡村社会资本,为我国乡村治理的发展提供扎实的现代社会基础;通过多中心治理体制促使同时满足乡村公共利益和农民个人利益最大化要求善治体系的形成.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建构精细化研究——基于安徽省S市3村的调查

农村地区是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阵地。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精细化水平,对于乡村社会具有现实意义。深入研究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制度建构精细化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础,让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在适合的制度条件下运转起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有助于加速促进乡村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形成以及乡村振兴的实现。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对安徽省S市3村制度建设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参与冷漠化、制度错位、非制度参与、传统乡土意识式微等现象。因此,需要培育村民治理主体意识、规范权力实践主体、完善村规民约,既要引导村民有序参与,又要重新唤醒他们在农村的归属感,要采取多种措施,使村民自治工作在适当的制度条件下开展。     

中国传统民间法的生存现状及其未来命运——基于五种主要民间法形态的范式研究

作为发端于中国本土的社会控制机制,中国传统民间法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对于其概念的阐释,也存在着不同的解构模式。不同时代语境下的中国传统民间法也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发育形态,在当今中国,它主要通过乡村习惯法、少数民族习惯法、礼法、宗教法、商事惯例等形态予以呈现。对于中国传统民间法的价值解读,存在着本土资源学说与文化多元主义两种理论范式。基于中国传统民间法所固有的规范价值、文化价值及其教育价值,其理应在当今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RV减速器间隙及关节摩擦对医用机械臂动力学的耦合影响

乡村文化的研究包括了乡村文化载体与乡村文化价值两个层面。乡村文化载体呈现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不断“嵌入”而乡土文化不断“退场”的过程,乡村文化价值呈现了传统文化价值的“衰退”与现代文化价值的“新生”。两个层面的嬗变表征了乡村文化的历史转型过程。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文化振兴战略,应对乡村公共文化载体治理与乡村文化价值功能做出反思,不仅要寻求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与乡土文化的“接点治理”,而且应推动传统乡村文化价值与现代乡村文化价值的“双向涵化”。为了保证这一路径的实施,应着力提升基层治理和“社区营造”能力,并真正确立起农民和农村的文化主体性。     

新农村文化建设中传承优秀民间传统文化途径探析

新农村文化建设中传承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的途径包括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通过发展农村文化产业来促进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通过加强宣传和教育形成民间传统文化传承的＂文化自觉＂;加快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对现有保护条例执行的监督;加强民间传统文化的＂价值研究＂等。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功能研究——基于甘肃省Z县X村扶贫互助合作组织的个案

改革开放30年,在市场经济不断渗入和农村土地制度调整的背景下,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的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推动农民集体行动和孕育基层民主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在简要回顾乡村治理变迁历史过程的基础上,结合西北地区一个典型的乡村组织个案,具体阐释农村社会组织在当代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社会功能。各类农村社会组织与农村党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间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乡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乡村文化治理

乡村文化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其中。多中心治理理论,打开了乡村文化治理的新视角,并与乡村文化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当前,乡村文化治理面临着基层政府“行政主导”模式突出、社会组织和农民参与性不强、专业人才短缺等现实困境。在多中心治理理论指导下,提出基层政府应搭建乡村文化治理的整体性框架;社会组织则对接政府扶持,协调乡村文化治理;农民应发挥主体性,积极参与乡村文化治理;企业竞争性参与,发展乡村文化产业。通过多方参与的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破除乡村文化治理难题。     

空间表征与象征秩序：桂西南壮族乡村治理中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层工程。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的内在需要。桂西南壮族地区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多维耦合空间,表征出“文化空间”“空间表征”“象征秩序”三个维度的空间生产特性。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中,乡村治理中的个体实践能动性、内在价值动能性和社会互动礼俗性,诠释出了地方传统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重塑效能。     

传统乡村治理形态与功能的方法论意义

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问题本质上是农村治理形态与功能的重构。传统乡村以民间组织为基石,通过建构乡里制度、政治儒学和科举制度,达至乡村秩序、民间资源、道德信仰和人才教育等的动员与治理。今天,传统治理模式早已成为历史,然其依托民间组织实现多维治理的理念,仍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文化小康”视域下新时代乡村振兴路径探析

农村“文化小康”是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与必然选择。以农村“文化小康”体现的农民主体性、农村进步性、国家发展性三重价值维度为基础,深入剖析当前我国农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农民主体性缺乏、政府主导性缺失、社会关怀度不够的突出问题。提出以切实转变农民的思想观念、激发文化建设内生动力来加强农民的主体性与本位性;以保护与发展农村传统文化、特色文化、优势文化,努力推动农村的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来促进乡村文化繁荣复兴;以坚决贯彻落实以人为本,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来保证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农民,是农村“文化小康”视域下打破农村发展困境、助力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路径依据与路径选择。     

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的价值、困境及建议

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角度看，乡村教育治理的核心在于规范乡村教育治理主体有效参与的制度与程序。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对于丰富乡村教育发展的制度供给与执行模式、发挥第三方评价和监督乡村教育质量的作用、挖掘乡村教育发展的社会价值蕴含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是乡村教育治理中的典型问题。以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治理为实例，分析当前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存在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有关对策建议：利用大数据平台实现社会力量对乡村教育治理的精准支持；厘清政府与社会在乡村教育治理中的责任；完善政府购买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服务的机制；提升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的能力。     

法经济学视野下的乡村治理规则选择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了乡村社会的变迁,并伴生着当代乡村治理路径的探寻。关于乡村治理模式重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法学和社会学领域,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的较少。考察传统乡村治理的特点可以看到,以宗族为代表的社会组织是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以乡规民约为核心的民间法是主要治理规则。本文通过构造当事人选择适用民间法和国家法的决策模型,分析了国家法价格下降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进而探究背后的法律含义,得出乡村治理规则的选择取决于人们购买司法正义的价格。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共存应当构成现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架构。乡村治理的良性实现有赖于科学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农民信仰问题实证研究

农民的信仰状况事关乡村治理的价值基础,具有维护乡村社会稳定、整合乡村资源的社会功能。通过对豫东、湘西农村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农民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致使农村面临难以治理的窘境。因此,党和政府应该对此保持警惕,努力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重建农民的信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