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治理与文化生态修复——以民间手工艺为例

当下乡村振兴的治理体系除了自治、法治、德治三个基本维度,还需要通过文化生态修复的维度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能,因地制宜地为村落探索其特色发展路径。手工艺通过正确的步骤与方法介入乡村振兴,是修复文化生态、实现乡村综合治理的特色路径。基于优先修复乡村文化生态理念,践行乡村文化艺术创新“六步法”,以创新服务驱动乡村手工艺产业发展,以在地品牌打造修复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以手工教育体验修复乡村传统民俗文化根脉。激活乡村劳动者的自我造血能力和文化自觉意识,健全乡村文化和经济的自治体系。     

民间传统文化与农民道德建设——以黄山市为例

民间传统文化是构建农民道德素质极其重要的社会因素。黄山市的民间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和生态伦理资源。从结合民间传统文化进行农民思想道德建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入手,探寻了在农民道德建设中充分发挥民间传统文化之作用的对策和建议。     

社会资本视角下民间信仰与乡村治理——以闽东陈靖姑信仰为研究对象

民间信仰是在历史长河中,由民众自发形成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在我国广大农村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通过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进行研究,对民间信仰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出发点在于尽力对以往研究进行深化,从而加深对乡村治理问题本身的把握,以期对优化乡村治理模式提出更好的发展方向。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制度构建原则论析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既是实现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举措,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步骤,还是促进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繁荣的基本手段。因此,居于文化治理核心位置的制度构建,在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中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尤为显著。民族地区由于历史演进与文化传承的独特性,生成了富含区域特点与族群底色的集体记忆,这就决定了这一地域的乡村文化治理在总体原则上呈现出了二重性:既要遵循国家文化治理的战略设计与制度安排,尊重普遍性,又要立足地域特点与地方实际,侧重特殊性。文章以青海为考察中心,细致审视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制度构建的基本原则,旨在从系统性分析制度整体、从地域性思考制度特色、从人民性考量制度价值,从而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区域实践与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     

清代徽州的民间合约与乡村治理

民间合约是清代徽州人处理纷争时惯用而有效的方式,在乡村治理中占据着独特位置。徽州地狭人众,围绕土地、山林和坟地等资源发生的纠纷较多,人们常常通过订立"封禁合约"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当发生犯禁事件,且事态并不严重时,让犯禁者写立"甘服合约"是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当诉讼不可避免时,提起诉讼的事主们往往会订立"诉讼合约",明确各人在诉讼中的责任。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往往又会寻求和解,订立"息讼合约"。从徽州民间解决纠纷的方式上可以看出,在国家法控制架构内,民间合约是协助封建国家权力和法律有效治理乡村社会的一种重要形式。     

民间精英与乡村治理——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政治传播机制

在传统乡村,以士绅为主的基层精英阶层在沟通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实施社会教化,维持官民良性互动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到20世纪前期,现代传媒对乡村地区几乎不产生直接影响,由于民间精英的城市化和劣质化,国家权力组织也未能有效地渗入基层,从而导致了乡村治理的困局.     

徽州文化视野下的乡村治理——以绩溪宅坦村为例

乡村治理的状况如何关乎转型期农民问题的解决。文章以安徽绩溪县宅坦村为例,考察了该村的乡村治理现状及其特点,认为它由于有传统文化的支撑才得以呈现出比较理想的状态,因而我国的乡村治理不能忽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继承。     

基于乡村治理的视角重塑乡村公共文化——以武汉市蔡甸区L村调查研究为例

乡村公共文化的建设在当前经济社会新常态下显得尤为重要,是基层治理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从乡村治理的视角出发,构建新的乡村文化模式,注重乡村自身公共文化的培育,着力发展村民自助合作社群,将乡村文化重心下沉到村一级来实现乡村文化生活的重建,最终推动乡村的有效治理。通过推进乡村的公共文化重塑,为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做出尝试性的探索和提供新的路径。     

乡村治理中现代乡规民约的民间法理论问题

乡村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当下的重要任务。乡规民约中流淌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有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积淀,对乡村治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乡规民约作为民间法的一种,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调整国家法所不能到达的地方。然而,乡规民约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因此,要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必须构建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新时代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实然审视与应然图景

乡村文化治理是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繁荣、构建文明和谐新乡村的现实诉求,是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逻辑基础来看,乡村文化治理着眼乡村文化治理内涵范畴与核心要义透析的学理阐释,根植中国共产党推进乡村文化治理变迁脉络的历史演进,聚焦乡村文化发展价值塑造与秩序建构的现实指向。但在当前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治理主体流失与缺位、治理空间萎缩与衰退、治理机制僵硬与缺失等问题。乡村文化治理本身蕴含着实现乡村文化繁荣振兴、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价值目标。通过强化乡村文化治理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公共空间的建构延展,深化乡村文化治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才能提升乡村文化的治理效能,实现乡村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和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乡村文化传统的实践与乡村文化振兴——以清潭街“舞草把龙”为例

“舞草把龙”是清潭街重阳节期间流行且带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标签的特定仪式,将其置于人类学视野下,追溯并描述其缘起与流变,挖掘其在特定情境中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对维系乡村社会生机活力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清潭街“舞草把龙”仪式的社会实践,即“舞草把龙”仪式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被列入“刘三姐文化”旅游节等种种事项,不难发现“舞草把龙”仪式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研究认为,这主要归因于“舞草把龙”仪式本身具有社会互动功能、情感联结功能、教育传承功能、社会控制功能。但仪式空间式微、仪式主体缺失等潜伏性危机不容忽视,亟待破解。而时下积极倡导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传统民间仪式的合理开发与乡村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了契机。     

乡村振兴视野下的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

文化与治理是研究乡村振兴的两个重要维度。乡村文化与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形成乡村衰败的时代镜像,使乡村振兴成为当务之急。基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需求,必须高度关注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辩证关系、耦合机制及其联动实践,建构并凸显乡村治理的文化使命,充分激发传统文化多方面的乡村治理功能。围绕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互嵌和相融,作出适应性实践探索和文化应激反应,才能营造适宜、良好的人文环境和秩序状态,筑牢乡村振兴根柢。     

空间、文化和制度：乡村柔性治理的三维检视

柔性治理因契合了乡土社会的运行逻辑,成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不可或缺的一种治理方式。通过空间、文化和制度三个维度的检视,发现当前乡村柔性治理仍面临公共空间阙如、文化支撑式微、制度环境缺失等问题。搭建乡村柔性治理的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重建乡土文化价值认同、融合乡村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是推动柔性治理有效运转的基本途径。     

新时期边疆民族乡村民间互助组织的兴起与发展——以滇西北民族乡村为例

民族地区民间互助组织在全球化、中央对民族地区扶持力度加大和市场逐步发育中不断发展壮大.数量不断增加和管理体制缺乏的民族乡村民间互助组织体现出很强的民族性、地域性,其不断发展依赖于民族乡村强大的社会资本,而传统的血缘关系联系的紧密性被大大削弱,权威和乡村能人成为其发展的核心力量.从民族地区民间互助组织的动力机制来分析,主要归因于民族乡村基层管理的变革、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村民固有的传统文化、市场经济中村民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和人口不断外流等方面.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伴随着市场因素的渗入,现代性的社会图景突破了传统村落社区的边界,乡村地域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价值准则均发生了巨大转型,解构了原本传统的乡土文化,亦间接地削弱了村民对乡村社会的文化理解力和价值认同感,乡村文化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凸显。在乡村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进程中,村民个体与村落社区的社会关联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村民个体参与社会互动的公共空间萎缩,私人生活领域扩展,社会成员对村落公共事件的关注大大削减。正确把握乡土文化对村落地域变迁的意义,重新整合乡土公共精神,对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尤其是文化治理研究极富重大意蕴。     

治理困境下的乡村文化建设研究:以农家书屋为例

农家书屋工程属于我国当前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J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运行现状的考察,以及对农村居民的文化需求与满足情况的调查,发现作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之一的农家书屋存在建设和使用缺位与错位的现象,并面临着选择性政策执行、数字化政绩游戏、乡村干部责任缺失与信任危机等压力型体制下的乡村治理困境的影响。我国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实现农家书屋建设管理主体和权力中心的多元化,从而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中的合作、参与、协商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乡村政治治理的改革与创新——以江苏省为例

农村治,则天下兴.在总结江苏村级政治治理做法经验的基础上,研究探讨新形势下乡村治理存在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力求在科学发展观的新视野下,以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新突破,探索新时期现代村级政治治理新架构,实现新农村建设的新跨越.     

乡村文化治理：能动空间与实践路向

公共文化以其凝聚价值共识、规范社员行为、化解社会矛盾、构建精神家园的"软治理"功能成为形塑社会合理状态的重要测度指标,为其参与乡村社会价值引流、行动规束、问题处置、关系调节等治理行动提供了实践空间。现代性冲击及其促发的传统文化衰弱使乡村共同体面临着价值歧殊、权威流失、行动游离和认同衰减的解构风险,对此,乡村文化治理的实施应以公共性建构为实践逻辑,直面变化的人口结构,不断促进公共交往、重塑公共规则、拓展公共空间、革新公共精神。而以新时代主流文化予以价值引导、以内外主体调适促进权力效能整合、以情境共识营造建构集体认同、以行动规则填充促进秩序的自主生成、以地方知识提炼唤醒乡民文化自觉,则是其整合性推进乡村社会良性运转的可为进路。     

民间法精神及在乡村治理中的重塑

传统民间法以和合精神为指导处理家庭、宗族、乡党等关系,强调和睦、合约与和谐,在秉承义务本位的同时也强调有限的权利义务对等,其与和谐社会和法治建设有一定的契合之处。民间法根植于活生生的乡土生活,是乡土社会自发性、地方性的资源,且因乡民的内心确信而具有实效性,在建构乡村秩序过程中能够发挥国家法尚难起到的作用。基于此,在乡村社会治理中,既要重视国家法对民间法有益内容的吸收,注意二者的协调;同时又要注意发挥民间法在解决纠纷、维护和形成和谐乡村社会秩序中的作用。     

乡村治理：回顾与前瞻——农村改革三十年来乡村治理的学术史研究

在农村问题与乡村社会的研究中,乡村治理是一个关键词。但乡村治理又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概念,对于什么是乡村治理,取决于研究者个人的理解。由此决定了乡村治理既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很好的分析工具,也可以看成是一批学者的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通过对乡村治理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可以透视农村改革三十年来乡村治理研究的大致脉络,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