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及其启示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浩劫,无数鲜活的生命在这场战争中被摧毁。新兴大国德国国家实力的崛起对国际体系的冲击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国际环境,而英德两国对国际形势及相互意图的误判,导致两个敌对国家联盟的形成,最终导致战争的爆发。避免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国际关系是解决大国之间安全困境的必要途径,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关于中国的和平崛起

历史表明,大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国际体制和秩序的变动,甚至战争的爆发。历史同样表明,大国的崛起并不必然导致战争。崛起中的大国是否成为世界的威胁,首先取决于它的政治意图,取决于作为这种意图之表现的国家战略定位,除此之外还取决于既有大国对新生大国的态度和反应,取决于它们之间重大利害关系的调整。中国具有和平崛起的主客观条件。中国的和平崛起离不开与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间的互利合作,另一方面中国的和平崛起将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不受到侵犯,中国就不会走上与既有秩序确立国或集团武力对抗的道路。     

透析假“绿色”之名的新贸易保护主义

从实践和法律角度对绿色壁垒定位,认为绿色壁垒即是新贸易保护主义,也是当前国际社会的一种特定行为规则。在国际秩序既定游戏规则下,要跨越绿色壁垒滥用对本国造成的不利,首先要读懂规则,依规则行事;其次要抓住规则体系中导致权利被滥用的法律空隙,利用规则应对冲突和维护国家权益;还要在增强自身实力的基础上完善国内立法,积极参与国际谈判,抵制假“绿色”之名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寻求国际秩序与国家主权的平衡。     

论国际社会提供保护责任的协助与补充属性

主权不仅是国家所拥有的控制、支配手段,同时也是一种保护其人民的责任。如果国家不愿或不能履行保护责任,国际社会就应该提供保护。保护责任机制包含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主权国家承担的是首要的和主导性的责任,而国际社会承担的则是补充和从属性责任。强大而运用正当的主权权能是国家履行保护责任的手段与保障,国际社会在主权权能缺失时应当提供必要的补充保护,但最终应实现目标国的权能培养与提升。主权是国际社会里一种特殊的自我演化的身份秩序安排,国际社会应按照补充原则来提供保护,这样才能充分尊重和维护目标国的主权身份。国际社会在苏丹达尔富尔的保护实践验证了从属、补充原则的恰当合理。     

国际体系和平变迁的动力

国际体系的和平变迁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理解何种条件下和平变迁能够得以推进,依然是世界政治研究者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和平变迁的国际政治秩序有三个动力,可以看作是三个不同层次的秩序构建过程,分别是规范的动力、理性的动力与制度的动力。战争是过去几百年国际体系权力转移的主要途径,但是将来国际社会中和平变迁的有效机制是值得期待的。如何在国家实现崛起的过程中,推动国际体系的和平变迁和权力转移的和平实现,是值得中国审慎思考的问题。     

论一国援助或协助另一国不法行为的国际责任

在国际责任法上,援助或协助另一国实施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应该对其行为承担国际责任,但其内在逻辑和法理依据并不明确,这将影响、制约对责任归属的具体情形和事由的理解适用及其自身的发展完善。为此,在对相关的国际责任条款草案予以规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国际社会所存在的各种援助或协助行为情形进行实证归纳与剖析,从而在责任归属方面确立一种"相当因果关系"模式。《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的相关规定构成了责任归属上"相当性"要素的现有内涵。通过对"相当性"要素的恰当阐释、调整和运用,适当地界定援助或协助行为的不法性及其国际责任,从而维护、促进国际社会的和谐治理秩序。     

“全球摇摆国家”与美国的霸权护持战略

在自身实力不断衰落的情况下,美国想借助于实力不断上升的新兴国家以维护现存国际秩序。由此美国学界提出了“全球摇摆国家”这一概念。所谓“全球摇摆国家”,主要指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四国,其主要特征是,强大且快速增长的经济;在一个或多个地区占据中心地位;民主政体以及希望改革国际秩序,但并不寻求推翻现存国际秩序。美国企图在适当满足其变革诉求的基础上,使其坚定地支持现存国际秩序。这是美国维护其霸权地位的重要战略手段。然而,顺应大多数国家的诉求,改革现存国际秩序以使其更公正合理,才是维护现存国际秩序的根本之道。     

国际体系进化与全球治理转型

国际体系始终在缓慢演绎进化之中,其根本动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动力大国实力变化及国家利益追求.全球治理通常伴随着国际体系重塑而转型,但也因其应景性特征而调节的弹性较大.在国际体系进化中,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已经成为体系进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全球治理转型体现出由强权治理逐步转向议题治理的趋势,世界政府难以在全球治理转型中出现.     

从国际合法性视角看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对国际秩序转型的影响

国际合法性与社会共识有着密切联系,而社会共识又是国际秩序的基础,因此,国际秩序存在的合法性程度与国际秩序的稳定直接有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能否在有关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念上形成基本共识,不仅涉及国际秩序的合法性,而且事关国际秩序的稳定。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社会在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上形成基本共识,而且它们倡导的秩序理念和原则也将深刻影响国际政治秩序的转型。新兴大国的秩序理念既与历史上的国际秩序主导思维模式———均势理念不同,又与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倡导的民主、人权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理念明显不同。尽管目前各方都希望国际秩序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但未来的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在国际秩序的原则和理念上形成某种共识。     

大国崛起与“中国威胁论”

依据现实主义理论，在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国际社会的安全困境中，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扩张与战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上升，以现实主义为理论依托的“中国威胁论”一时喧嚣尘上，其实质意在遏制中国的崛起，维护其现存的霸权地位。在当前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随着国际联系的日益密切以及国际合作的盛行。现实主义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大多数国家的崛起也都只能走和平崛起的道路，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也是当前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话语权、文化霸权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创新

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也在同步上升，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并未相应增加。西方国家利用控制国际话语体系的优势，不断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价值观输出，对中国当代大学生的西方价值观宣传和拉拢是其推行全球文化霸权主义的重要一环。因此，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斗争和话语权争夺战中，如何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适应新时代大学生的特点，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宣传教育的主阵地作用，进行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发创新，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毛泽东核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早在核武器刚出现时,毛泽东便将它与中国的安全和未来联系起来,并逐渐形成一套相对完整和成熟的核战略思想。从根本上讲,毛泽东的核战略思想是在内外合力的催生下形成的。这种合力是由毛泽东追求强国地位的推力与应对外部威胁的压力共同构成的。毛泽东的核战略思想随着国际政治与安全环境的变化而愈加全面和深刻,呈现出人民战争思想与核威慑思想相结合、由政治军事上的战略藐视向战术重视的深入以及反对核战争到主张核裁军等主要发展演变特征。     

包容性发展:中国崛起及其对外应对战略

中国正在不断崛起,尽管与世界强国还有不小差距.崛起中国如何有效应对国际不适反应,是考验国人智慧的重要课题.中国倡导成立"亚投行",虽然引发了众多国家间博弈,但"朋友圈"空前壮大,这充分彰显了包容性发展的战略魅力.实质上,包容性发展,不仅是中国崛起的内在战略归因和亚投行"朋友圈"热的基本战略根源,更是新形势下极具亲和力的中国对外应对战略,因为它强调发展的开放包容、平等合作和互利共赢,与某些国家垄断式霸权行径有着根本不同.推进包容性发展,可从具体项目做起,如中国正在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规划建设.展望未来,由内而外全面推行包容性发展,不仅有助于中国持续崛起,而且可望重塑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     

“和平”崛起战略与中国的国际制度参与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相对综合实力的迅速增加，中国与当前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的关系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从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对中国建设性的参与国际制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作出探讨，认为中国融入国际制度是缓解大国崛起下安全困境的有效机制，是和平崛起的重要平台，是通向世界大国的必经之路。     

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变化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及应对

随着世界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出新的变化:碳关税壁垒日益突出、知识产权壁垒直线上升、本国货币竞相贬值等.这些变化将对中国出口企业造成严重冲击:出口成本提高、市场份额下降、出口环境恶化.因此,中国政府和企业应主动采取优化结构、发展低碳经济、实施知识产权发展战略和加强汇率政策国际协调等措施"拆壁破垒".     

“消失”还是“隐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市民社会”存否辨析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避谈“市民社会”的事实,在学界引发了市民社会概念是“消失了的范畴”这一代表性观点,但从文本表述和文本内容相结合的整体性视角来看,市民社会概念实质上是“隐匿”而非“消失”的。市民社会概念的“隐匿”主要源于马克思研究视域和批判方法的双重变革：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研究视域的转变促使马克思认识到现实的市民社会内蕴多重历史面相和理论意涵,马克思为革新和重构市民社会概念而刻意将其加以“隐匿”;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运用则推动马克思自觉意识到应当深入市民社会内部展开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这种批判方法的变革为市民社会概念的“隐匿”留存可能性与合理性空间。市民社会概念的“隐匿”不仅表征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种进步性指向,也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展开的市民社会批判中自我革新的理论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