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梁实秋是中国现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他在20世纪的上半期,曾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生了一场决定了他在中国文坛上几十年的命运的论争,他以一位文学批评家的面目出现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今天我们试图撩开各种外部的纷扰,走进梁实秋的文学批评世界,从学理层面上去把握论争的内在特质.     

梁实秋的古典主义文学观及其反响

梁实秋以模仿、道德、理性、判断为关键词,建构了比较丰富系统的古典主义文学观。其理论资源直接来源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也取自亚里士多德、贺拉斯、布瓦洛、约翰逊等。他广泛汲取了西方古典主义思想,并注重与本土文化传统的衔接整合。其文学观有效地介入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实践,影响深远。     

试析梁实秋的文学独立观

梁实秋认为,文学超越于一切时代、一切人群、一切人类活动,它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人类生活领域。梁实秋的文学独立观不同于现代流行的纯艺术论,梁实秋更多地将文学进行人性的界定而非审美的界定,因而对纯艺术论又多有批评。在现代中国,救亡图存压倒一切,梁实秋倡导文学独立观,强调文学对于人性的修复功能,自然不合时宜,但若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整体来看、从文学的发展规律与发展远景来看,则又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     

论梁实秋的文学观对其翻译观的影响

从横向比较的角度和宏观层面探讨梁实秋的文学观和翻译观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其文学观对翻译观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摹仿与纪律"的文学本质论使他的翻译态度严谨而理性;"天才说"的文学主体论使他的翻译选择呈现出较浓的文化精英意识;"中庸平和"的文学审美论使他的翻译策略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在彰显"异"的基础上体现"适度"原则;"判断与透视"的文学批评论使他的翻译批评注重对作品伦理功能与艺术功能的协调。     

顾颉刚与闻一多神话研究比较

顾颉刚为研究古史而进入神话研究领域,并得出"古史即神话"的结论,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及"历史演进法",为系统梳理与研究中国古神话开辟了道路.闻一多自觉地把神话研究与诗学理论结合起来,开拓了神话学的诗学研究天地,他采用人类学"三重证据法",解开了古诗阅读中的神话之谜.     

西南联大的校园氛围与闻一多精神之养成

闻一多精神的最后养成与西南联大留学生们营造的校园氛围密切相关：大后方的腐败现实与教授们在极端贫困状况下抗战救国的牺牲精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促使闻一多勇敢地直面现实,猛烈地抨击腐败;在大学独立原则的影响下,西南联大成为民主堡垒,教授们的主体意识受干扰较少,闻一多在心理上有一个比较安全可靠的后方,从而无所顾忌地参加民主活动;在西南联大精神理念影响下,教授们个性张扬的传统使闻一多民主意识二发而不可收喷发,壮怀激烈,视死如归。     

钱穆与梁实秋关于中西文学比较的笔战

钱、梁二人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中西语言文学孰优孰劣、中西文学的世界性与地方性、中西文学的雅俗演进分化、中西文学产生背景差异等方面。就语言文学的优劣而言,钱穆认为中国文字是优秀文字的代表,故中国文学亦是优秀的文学;而梁实秋则认为中西文字和文学不存在优劣之分,各有长短;从中西文学的世界性和地方性范畴来看,钱穆坚持中国文学着眼世界性后稍微兼顾地方性,而梁实秋则坚持西方文学更具世界性;就文学发展演化的雅俗路径来说,钱穆认为中国文学是雅化的文学、西方文学是俗化的文学,而梁实秋则论说中国文学也明显有俗化的一面,西方文学也多有雅化的情形;对于中西文学发生的背景问题,钱穆认为中国文学生成于大环境,重视时间的绵延,西方文学则产生于小环境,更关注空间的散播,而梁实秋则认为西方文学也有生成于大环境,这并非中国文学的特例。从二人论争过程和结论来看,他们的观点各有合理性,亦各有片面性,但都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不少富有启发的观念与视角,值得当下比较文学研究者去梳理和汲取。     

梁实秋的文学批评与新文学秩序的重建

梁实秋的文学批评作为新文学理论建设的组成部分,由他引起的文学论争不仅仅是文学观念的讨论,而且关系到新文学意义和秩序的重建,它既校正了"五四"文学的流弊,对新文学的发展和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制衡和互补作用,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学革命的意义和文学的现实力量,使文学批评脱离主体感受而走向学理化.梁实秋所倡导的文学理性、文学道德和人性论虽被文学史误读成了另一种意识形态,但他对新文学的反思和重新定义却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公共生活·人性书写·文学特质——沈从文、梁实秋关于文学介入公共生活思想之比较

学界当前关于“诗性正义”“审美正义”、文学道德价值等问题的探讨,或隐或显存在着关于文学介入公共生活的路径、方式及原则等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地方.沈从文、梁实秋在其文学思想中穿越式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们都赞成文学参与公共生活,都采取了包含当下学者观点在内的文学介入公共生活的两种基本路径;他们都通过书写健康人性的方式使文学产生正能量,但对人性的界定及侧重点不同;他们都主张在坚持文学自主性的原则下,依靠文学特质实现文学的功用目的,但他们所关注的文学特质不同.     

早期新诗坛的第三种力量——论闻一多、梁实秋的早期新诗批评

在早期新诗坛的力量格局中，胡适系诗人和后起的郭沫若都掌握了不小的话语权，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这个相对平衡的格局中，闻一多和梁实秋的早期新诗批评则试图开辟男一方天地，对早期新诗的相关议题作出较为平实的思考，从而构成了早期新诗坛的第三种力量。     

“人性”标尺下的不同言说——李健吾梁实秋文艺思想比较

李健吾和梁实秋是现代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的文艺思想,既有共同的特征,又有各异的风采。在“人性”的标尺下,对作家的创作,李强调直觉感受,梁重视理性制约。对文学批评,李突出印象鉴赏,梁强调价值判断。梁保守的古典主义立场,使他时露偏激和片面;李的博学和开放,使他更多宽容和同情。两人都追求思想的独立、文艺的自由,但梁时显激烈,李则相对平和;都有一种精神贵族气味,但梁并不作意超然,李则不免过于清高。     

在“古典盛宴”和“现代窗口”之间吟唱的诗人——闻一多诗歌审美意象解析

闻一多的诗歌意象有两类 :一类充满“古典”气息 ,笼罩着华宴的芬芳和沉醉的诗意 ;另一类裹挟“现代”色彩 ,流转着天地间变幻的风云。诗人进退在“古典盛宴”和“现代窗口”之间 ,用两类意象表达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冲突。闻一多笔下的审美意象 ,其生成有多方面的原因 ,给读者带来了特殊的美感。     

青岛四年对梁实秋的意义

30年代初梁实秋从文化中心的上海来到相对边缘的青岛。他在国立青岛/山东大学四年所进行的教学、翻译及其他学术活动,表面看来是"逃避"或"败下阵来",其实是他重新认识现实,重新认识自己,重建文学自由话语的积累和准备。沉潜四年之后,梁终于做出再次回归新文化中心的选择。这体现了30年代中国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内心真实———想超脱终又不甘心的精神矛盾。所以青岛四年对于我们研究梁实秋也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闻一多和《九歌》研究

闻一多的《九歌》研究 ,将传统“小学”考据方法与西方文化人类学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认为《九歌》作为文化典籍在其流变中经历了由“神话”到“经典”、由“宗教”到“艺术”的发展 ,这是一个从以娱神为目的的巫术礼仪 ,到礼乐教化的歌舞仪式 ,从“祭坛”到“舞台” ,从“祭仪”到“戏曲”的文化史演变过程。由闻一多《九歌》研究开辟出来的人文关怀视野和舞台美学的感悟和领会之途 ,在《九歌》和《楚辞》研究史上功不可没     

寻求学术上对话的平台--《学者闻一多》评论

《学者闻一多》在展示闻一多的研究领域、成果和方法时 ,述评结合 ,从“真、善、美”全视镜探进 ,在思辩的过程中体验对象的鲜活性 ,以感性的描述呈现理性的感悟 ,而以理性的思考介入感性的体验     

闻一多和王尔德契合差异比较论

闻一多和王尔德都曾强调艺术形式,追求愉悦作用,推崇艺术本身而反对表现道德。但他们对美的表现和本质认识不同。王尔德追求美而不真,属于美的偏执。闻一多则把真作为美的前提,崇奉美即是真和真即是美。王尔德颠倒艺术和生活的主从关系,闻一多却对其进行科学的辩证分析。王尔德的创作是唯美与颓废融合,闻一多却只唯美但不颓废。王尔德在个人表现方面极不严肃,闻一多却特别拘谨。我们将闻一多和王尔德进行比较,最重要者是要将辨别假丑恶和真善美作为评价坐标,以之增强我们核心价值观及其判断力乃至道德责任感。     

新人文主义视野中的吴宓与梁实秋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文化史上,吴宓与梁实秋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最显赫的两位传人。从吴宓到梁实秋,我们看到的是新人文主义理想如何自然地融入中国现代文学理想的过程。在他们的思想主张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中西融合的理想,这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扎根于中国现代文化、寻找到来自于中国文化内部支持的基本方式。但是,我们同样也有必要正视像吴宓、梁实秋这样的知识分子所遭遇的现实尴尬,这种尴尬既是理论上的,也是实践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