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腐败追赃执法合作的困境及其破解

境外追逃和境外追赃是中国惩治腐败执法合作的两个重要环节,反腐败工作要得到突破和创新,必须明确国际合作的重点,即境外追赃,必须改变原本以"追逃"为核心的合作机制,应以"追赃"为导向,追逃追赃并重,注重对外逃犯罪经济上的剥夺。目前,中国的追赃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寻求他国对追赃问题的司法协助中应当对关系其中的政治因素和法律因素进行全盘考量,通过友好协商和对等原则达成平等互惠的追赃合约。同时,必须正视在反腐败执法机制中所面临的困境。首先,追赃问题关系到巨大的经济利益,为调动起有关国家的积极性,建立和落实资产返还和分享机制能够有效地缓解其中的利益冲突。其次,各国不同的法律制度为追赃问题的司法合作带来了困难,要适应国际公约,需要启动配套法律修改程序,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国际公约》规定,利用民法途径解决相关追赃问题未尝不是一个新突破。再次,网络时代给中国甚至全球的反腐败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但也为追赃工作的国际合作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全国性的信用机制能够实现对洗钱活动的监管,同时鼓励国家之间搭建信息交换平台和赃款追缴情报交流,实现国家之间的实时信息交流和司法协助,使境外追逃追赃工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习近平反腐败追逃追赃思想的科学定位与贯彻执行

习近平反腐败追逃追赃思想包括反腐败追逃追赃的意义、立场与原则、工作方法、国际视野和配套措施等四个方面的内容。习近平反腐败追逃追赃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有机蕴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是我国反腐败追逃追赃实践的理论升华和指导思想。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反腐败追逃追赃思想,我们要强化"四个意识",坚决以习近平反腐败追逃追赃思想为指导;要坚持法治反腐,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要加强法治建设,推动反腐败追逃追赃良性循环;要站稳国际平台,引领国际反腐败新秩序;要讲好反腐故事,全面提升中国国际法治形象。     

经济犯罪案件中的证人保护问题探析——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经济犯罪案件的证据特点决定了证人证言在经济犯罪案件证据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由于受经济犯罪常常缺乏具体的被害人,证人与案件的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证人担心自身经济利益受损等因素的影响,经济犯罪案件证人拒绝作证的情形较普通刑事犯罪更为普遍。因此,如何加强对经济犯罪案件中证人的保护,为证人作证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从而消除他们作证的忧虑,积极主动参与案件的诉讼进程,成为当前的一个热点问题。新《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对证人保护的相关制度,但相对于证人保护的实践需求仍存在一定的差距,需要进一步完善。     

论赃物善意取得制度的实践需求——以追赃实践面临的困惑为视角

刑事追赃活动具有二重属性,一为刑事侦查措施属性,二为民事强制履行措施属性。关于第二重属性,中国尚无民事基本法作系统规定,现有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司法机关的追赃活动因此面临重重困惑,亟需建立统一的赃物善意取得制度。     

修改我国刑事案件审限制度——以经济犯罪案件为视角

经济犯罪案件具有犯罪主体智能化、犯罪行为隐蔽化、犯罪事实复杂化的特点,加上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所有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使得经济犯罪案件普遍存在超审限问题。法院内部所进行的人事改革、制度建设、流程监督等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犯罪案件超期审判的问题,但要彻底解决超审限问题,就必须修改不符合刑事犯罪审判规律的现有审限规定。     

从秦氏托梦看清代的祭祀财产保护制度——读《红楼梦》第十三回引发的思考

清朝的"祭祀产业不入官"制度,使得祭祀财产在所有权方面的稳定性远远超过宗族名下的其他财产。《红楼梦》中的大家族在财产筹划时也往往利用了这一制度在祖茔附近购置"田庄房舍地亩",维持祭祀的同时还能实现家族财产的保值增值。文章在探析祭祀财产概念的基础上,分析清代保护祭祀财产的原因,并对清代法律、民俗中与祭祀财产保护有关的制度进行了梳理,认为祭祀财产保护制度具有很大的政治、经济与法律意义。     

财产犯罪附带民事诉讼之我见

本文试图论证司法机关不应将追赃、退赔作为满足财产犯罪受害人侵权赔偿请求的唯一办法。为了使财产犯罪受害人的民事权利得到切实有效的法律救济，在程序上应当选择最佳方式。司法机关应以受害人财产损害赔偿请求的全部满足为目标，使公民的财产权益置于严密的诉讼制度保护之下。作者建议最高审判机关应尽快对财产犯罪受害人的民事诉权问题作出符合立法规定的司法解释，以在我国司法中真正确立财产犯罪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论中美反腐败执法合作的利益诉求、困境与破解思路

中美两国存在开展反腐败执法合作的共同利益诉求,但是,因为两国对反腐败执法合作内容的关切度存在分歧,具体的反腐败法律制度存在差异,美国对我国司法体制缺乏信任以及中方未能提供美方所需要的必要证据等原因,使得现有的反腐败执法合作机制成效不尽如人意。为此,中美两国应当在符合各自国内法律制度精神实质的前提下,转变反腐败执法合作观念,把反腐败议题提高到中美双边关系战略高度,增进两国反腐共识,改变对犯罪分子缉捕回国为异地追诉惩罚,追赃和追逃要双剑并举,并从机制上由注重惩罚转变为注重预防,进而强化两国国际金融、税务等方面的行政执法合作,建立追逃和追赃情报分享机制,增强两国反腐败合作的成效。     

经济犯罪成因初探──兼谈对经济犯罪的预防

本文从心理学的“场”理论出发研究分析了经济犯罪发生的原因及治理对策。提出：一、社会结构变动的冲击是诱发经济犯罪发生的环境因素；二、价值观念的变异是经济犯罪的个体内在诱因；三、个性心理品质的严重缺陷是经济犯罪的主观原因，亦是根本性原因。基于上述原因分析，作者提出对经济犯罪的预防应坚持综合治理的方针，并将下列三点作为着力点：首先，健全人的心理品质是预防经济犯罪的关键；其次，加强制度建设是预防经济犯罪的保证；其三，强化查处力度是预防经济犯罪的必要手段。     

民间融资的法律风险及防范路径

由于缺乏完善的民间融资法律体系,民间融资参与人面临着遭遇经济犯罪、因意思自治受限导致合同无效、获利不受法律保护、刑事优先程序导致民事救济受阻等诸多法律风险。防范上述风险,必须使民间融资活动在现行法律框架内"不违法",即保证融资主体适格、融资活动非涉众、融资方式非公开、资金使用特定及主体的融资意愿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