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视阈下的张璁与张居正

张璁与张居正是明代中后期的两位重臣。他们之所以在各自的时代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就在于各自与当朝皇帝皆有密切的关系和极强的担当意识。正是由于他们得到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加上各自敢作敢为,故在各自时代做出了突出成就。但由于两人与皇帝关系存在着明显差异,所以各自的作用和遭遇也就大不相同。作为张居正的前辈,张璁能够面对政情变化而不贪恋权位,多次离职,进退自如,赢得了世宗的尊重,确保了政局的平稳。而张居正以“顾命大臣”的身份被动管教神宗,未能得到神宗真正的信任与尊重,故死后遭到声讨与清算,万历政治因全面否定张居正而江河日下。     

财政共治: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关系基本框架

财政共治是建立在分税制基础上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特殊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其中,中央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财政共治以支出责任与财政共治力匹配为原则,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其基础在于民族自治地方税权的完善,方式是中央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官僚与政客——合作共治而非陌路殊途

官僚与政客,一对有着几百年是非恩怨的生死冤家,在近逾百年来就没有被冷落过。两者如何产生,所司何职,彼此关系等一系列常谈常新的问题一直是政治学界或公共行政学界探讨不休的话题。反观学界的理论探讨和政界的实际运作,对于两者关系的发展脉络我们已经清晰可辨,从最初的混沌一体,到后来的渐行渐远,直至最后的陌路殊途。随着公共行政学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推进,两者泾渭分明的初衷已难固守,彼此合作共治才是＂道器＂之需。     

民族共治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学思考

关注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和有关民族共治的问题,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通过从宪政和法理学的视角研究中国民族共治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关系,可以看出,中国民族共治和民族区域自治是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实现民族共治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共建共治共享:新时代公共安全治理的根本遵循与实现路径

新时代,我国公共安全面临着日益严峻复杂的挑战,人民群众的公共安全需求也不断提高,而我国公共安全治理体系从结构、体制机制到法律仍不够健全。新时代公共安全治理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加强党的领导基础上构建起政府与社会组织、市场组织一主多元、互补协同的公共安全主体结构,健全分工合作、协调统一的公共安全治理体制,完善动态有序、广泛参与的公共安全治理运行机制,全面推进公共安全治理法治化,加强公共安全治理的科技支撑作用。共建共治共享既是新时代公共安全治理的根本遵循,也是其主要的实现路径。     

多元共治:改善基层政府治理的有效路径

现代治理理论的兴起和发展为改善政府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现代治理理论所包含的多元共治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对转变基层政府治理的要求,对促进基层政府在治理中科学民主决策,推动基层政府简政放权、实现基层政府的瘦身以及增强基层政府的合法性和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为更好推动基层治理,基层政府应树立多元共治理念,完善多元参与机制,促进基层自治,实现基层善治。     

论"德法共治"的内涵及意义

本文通过对我国传统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的反思与辨证分析,探讨“德法共治”思想的丰富内涵,进而说明实施“德法共治”治国方略的重要意义。     

明清张秋水患与河道治理

明清两代,黄河水患频繁,不断冲及张秋。政府致力于漕运的畅通,治河的目的是保卫运河。明代借黄济运的措施,给漕河带来严重的后患。清咸丰年间黄河改道后,政府治理水患渐不及时。张秋水患为明清两代治理黄河水患的典型,通过对张秋水患及其治理情况来分析两代治理河患的特点。     

明代中后期士商关系再探讨——以内阁首辅张四维为中心的研究

明代士商关系学界关注已久,普遍认为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士商间的广泛交流。而通过对明代内阁首辅张四维这一成功士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成长于商人家庭并处于商人关系网中的官员,虽因商人支持获利良多,但由于长期受儒家教育,反而会显示出"敬商远商"的情形。所谓士商交流密切,更大程度上是伴随着商人儒者化完成的,并非士人放下身段对商人的主动迎合。     

人性与诗性的和谐统一——论张艺谋影片的艺术建构

张艺谋的影片以敏锐的哲学思考、独特的艺术感悟,一反传统的局囿,关注多元与差异,透过人物命运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进行着深刻的反思,呼唤人性和对人的存在的关注.在艺术上他大胆超越,不断创新,从而使其影片呈现出人性与诗性和谐统一的审美境界.     

张謇与张之洞实业道路比较论

张謇与张之洞是晚清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重要人物 ,对于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共同思考 ,使他们走上了兴办实业的共同道路。他们两人的实业实践 ,实际上是我国工业发展的缩影。他们既殊途同归 ,又命运各异。没有他们的早期探索 ,就不会有今天我国民族工业的快速腾飞     

南方故事的两种讲法——张欣和张梅小说新论

在当代中国小说创作中,广州作家有着与众不同的特征.两位女作家张欣与张梅的艺术风格同中有异,审美趣味异中见同,前者热衷于长中篇的叙述,后者擅长小中篇.她们的小说实践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把握中国女性写作的一种视角,而且也向我们敞开了认识当代中国小说实践的一扇窗口.通过她们笔下的"南方故事",我们能够进入到当代中国的诗性文化的氛围之中,领悟人情世事的变迁与感受精神世界的迷茫.     

民初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以《民立报》上宋教仁、章士钊的言论为中心

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曾是民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梦想,从国外回来的宋教仁和章士钊便极力倡行这种制度。相似的成长背景和经历决定了两人政治理念的共性,他们以《民立报》为阵地,努力构建中国民主共和的蓝图,使《民立报》成为上海轰动一时的报纸。但由于当时中国民主基础的薄弱,民主与对抗民主力量对比的悬殊,倡行者对民主思想解读的有限以及实际斗争经验的不足等原因,他们所构建的政治蓝图最终在实践中宣告流产。     

女性命运的变异——张爱玲与张洁的婚恋叙事

把张爱玲与张洁的婚恋小说放到一个逻辑框架里,从女性主义视野进行对照性的共时性研究,可以看出二张在对女性命运的体认和男权神话的消解中表现出女性命运的变异,以及中国女性的生命欲望、解放程度、女权状态。     

文化世家的家学传承：以京口张氏家族张玉书为例

清代京口张家是宁镇地区典型的文化世家。张氏历代举业鼎盛,走出诸多杰出人物,经过世代传承与积累,出现了以文学与政事兼备的成就卓越的张玉书,将京口张氏家学文化推向新的高度。     

论明代中央司法权力的划分

厂卫干预司法是明代中央司法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它其实是皇帝在司法中分割三法司权力、扩张自己权力的一种手段。厂卫的司法权是皇权在司法中的延伸。除了厂卫以外,皇帝还通过自己直接行使司法权、内阁和司礼监分掌部分司法权能以及各种会审制度来限制三法司权力,以期在司法中贯彻自己的意志。这是法司司法的特点和皇权存在矛盾的必然结果。     

明清海禁政策与海上商业力量的消长——以王直、林凤、张元隆海商集团为对象的个案分析

明清时期,国际海上商业环境的变化和国内海洋经济的勃兴促进了海上商业力量的发展和兴盛。武装海商集团的出现则是这种张力的独特表现形式。但同时,明清朝廷对海疆安全愈加关注,并出台了一系列限民防外的海禁政策。16世纪以来,以王直、林凤、郑芝龙为代表的海上商业势力相继叱咤于东南沿海兴盛一时,但由于缺乏适宜生存的社会土壤和发展空间,终至走向败亡。以张元隆为代表的清代海商是和平发展海上贸易的典型,却仍不能见容于清王朝。张氏欲依靠自己的船队走向世界以与西方海上势力争锋,这种锐意宏图最后只能在中国海上商业力量发展史上再增添一幕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