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状况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影响

文章提出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多层次影响因素模型,并运用分层模型来研究生育政策和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影响。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妇女个人和家庭特征、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情况下,生育政策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仍然有显著影响,生育政策越严格,出生性别比失衡越严重。研究还发现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对出生性别比失衡有缓解作用,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的增加都可以减缓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程度。不考虑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容易低估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加剧作用。     

从人口结构演化解析中国人口政策的实际影响

随着中国人口结构中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衡等问题的出现,特别在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社会上形成这样一种认识：推行了近三十年的人口政策是造成人口结构问题的根源,只要放开这一政策以上问题将会迎刃而解。对此,本文从经济学角度进行了剖析,认为人口政策虽然对出生性别比失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并非主因,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更是与此关联不大。在中国人口数量依然严峻的形势下,通过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社会进步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基于出生队列的中国人口性别结构特征分析

一个国家的人口性别结构主要由出生人口性别比、死亡人口性别比、国际迁移人口性别比共同决定。中国并非移民国家,人口性别比结构主要由出生人口性别比和死亡人口性别比共同决定。本文利用各年普查数据进行估算和预测,构建连续的出生队列并以此数据对我国人口性别结构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中国人口性别比长期持续偏高,而在我国的生育文化特征下女性人口在低龄组更容易被瞒报,所以统计数据的瞒报、漏报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低龄组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程度,但不能把瞒报、漏报认定为性别比偏高的主因。根据生物学一般规律,在同等客观条件下男性的死亡概率在任何年龄均高于女性,总体上同一出生队列的人口从出生到进入婚龄,男性死亡人口规模大于女性,所以婚龄人口性别比在没有国际人口迁移影响的前提下必然要小于出生人口性别比。低年龄组死亡人口性别比对于婚龄人口性别比具有重要影响,但由于科技进步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死亡率不断降低,死亡人口性别比不会给婚龄人口性别比带来决定性的影响,不会改变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会导致婚龄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基本事实。通过对2020年婚龄人口相应出生队列的分析,认为无论采用哪种数据来源和方法计算,持续偏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必然会导致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衡,进而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问题。     

云南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特征及治理对策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最近两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1％的人口抽样调查汇总数据对云南省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后发现: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自80年代开始就一直处于失衡状态,但云南省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滞后性,云南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在2000年以后才开始凸显出来,2005年之后一直处于110-113的水平之间,波动变化较小;出生人口性别比结构失衡的水平与全国相比有所降低,但失衡的程度却在不断加剧;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了随孩次的增加而升高的特征;另外,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区域差异特别明显,这不仅表现在城乡之间,也表现在各州市之间.为了实现优化云南省人口结构以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我们提出了一些治理性别比偏高的治理对策和建议以供相关部门参考.     

出生人口性别比与和谐社会建设:一个定性和定量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出生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潜在因素和制度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失衡与儿子预期的经济价值和文化功用相关。最后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缓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建议。     

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研究——兼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趋势

在观察数据基础上,描述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现象,并对其内在机理做出解释。研究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周期性波动是一个普遍规律,其波动周期与生育间隔相关。正常情况下,周期成分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影响较小并且稳定。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周期成分明显大于其他国家,这与中国强烈的性别偏好有关。周期成分不是影响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主要因素,性别选择行为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原因。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尊重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的客观规律,关注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中长期变化趋势。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拐点"已经出现,在继续加强综合治理工作的条件下,出生人口性别比将进入下降过程。     

孩次结构与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关系研究

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升高与生育水平的下降存在着时间上的紧密关联。生育水平下降所导致的孩次结构变化与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关系,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研究发现,第二孩尤其是多孩生育的减少对我国出生性别比的失衡起到了明显抑制作用,且作用幅度从1981年至1999年逐年加强,2000年至2010年又有所减弱。2000年以前,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失衡主要由二孩及多孩出生性别比水平的大幅升高所导致,2000年以后第一孩出生性别比水平升高的影响也日益显著。     

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了出生性别比吗?——基于微观行为主体的考察

出生性别比偏高且逐渐走高是中国过去近30年最显著的人口结构变化之一,对于"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出生性别比"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在努力探索,也一直在争论。本文从微观行为主体的生育决策出发,试图理顺性别偏好、生育政策和性别选择技术可及性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重点考察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微观决策主体的生育行为,通过构建概率模型考察不同生育政策下的无选择生育和有选择生育的出生性别比,从理论上分析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微观家计调查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评估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如果存在性别偏好且生育选择技术可及,计划生育政策确实会影响生育行为,造成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具有性别倾向的一孩半生育政策反而加剧第二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问题;政策实施的严格程度显著影响出生性别比;生育性别选择的成功概率越高,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越严重。最后就生育政策的调整思路及如何有效地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提出建议。     

中国乡城人口流动与城镇出生人口性别比——基于“五普”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以城镇区域人口为重点,定量分析了农村人口流动对城镇地区人口出生性别比,以及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子女性别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未流动人口、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和城镇非农村流入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均偏离了出生性别比的正常水平,农村人口流动影响了城镇地区生育性别,农村流入城镇人口相对较强的男孩偏好观念加剧了城镇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     

中国与韩国出生性别比问题比较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持续升高的势头。2000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19.92。地区间、城乡间出生人口性别比差异也较大。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起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升,1990年高达116.5。但经过韩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2004年韩国出生性别比下降至108.2,接近正常水平。韩国应对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成功经验对解决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现象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特征分析

利用对中国人口有代表性的、最新资料 ,分析中国出生性别比异常的变化趋势和人群、地域特征。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异常 ,主要表现为第二及以上孩次的出生性别比的升高 ,其中只有姐姐的婴儿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情况最为严重 ;且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 ;从地域分布来说 ,华南和华东地区出生性别比异常现象最为严重     

当前我国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经济学思考

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近几年愈演愈烈,被广泛关注的范围已经从学术界扩大了整个社会。本文拟就从产生问题的根源——男孩偏好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男女孩儿预期效用迥异入手,提出对当前已有政策的一些修正方案。笔者认为:诚如许多专家学者指出,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文化因素——男孩偏好,但是问题解决的根本出路绝不能仅限于男女平等,而应该实行对女孩的积极的性别歧视。     

引起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三要素

从“人群、技术和管理系统”三个要素分析造成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原因 ,在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的地方 ,首先 ,有一定规模的男孩偏好的人群 ;其次 ,有可以获得的性别选择信息和技术服务 ;同时 ,存在着对性别选择行为疏于管理的系统。这三要素是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习俗和生育政策的大环境下发挥着作用 ,因此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治理工作必须从这三要素入手 ,同时必须努力创造有利于出生性别比治理工作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策环境。     

社会经济发展与男孩偏好的淡化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育龄妇女家庭与生育状况调查数据,对男孩偏好弱化现象及导致男孩偏好弱化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农业技术和生产工具的进步、农村家庭收入来源中非农收入比例的提高、男孩较高的养育成本、社会保障的完善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加所导致的人们对“养儿防老”预期的降低以及住房、交通条件的改善等一系列社会经济变化的共同作用,使人们的男孩偏好逐步淡化。     

孩次性别递进比研究

作为孩次递进方法论的新拓展,本文以新的理念和方法,创立了孩次性别递进比人口发展模型及孩次性别递进比指标系列;开创了独特的人口指标类型及其表达形式;给出了计算方法和实例,探讨了应用前景,论述了孩次性别递进比方法的应用前景和在出生性别比分析中的独特优势。     

出生性别比综合治理:有所为,有所不为

从1980年我国出生性别比越过正常值域至今,党和各级政府制订了种种措施进行综合治理,但取得的成效甚微。这一时期我国治理工作的特点有:重视禁止性法律法规的制定,但与之相配套的规章制度比较缺乏;重视目标任务的提出,但落实目标的措施比较缺乏;部门性、专项性规章制度较多,综合性规章制度比较缺乏。今后一段时期内综合治理工作,可以按照避实就虚、避难就易的原则,在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健全社会养老制度、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加大对两非行为的打击力度等方面有所作为;而在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传统文化的改变等方面有所不为。     

中国大陆婚姻状况变迁及婚姻挤压问题分析

本文以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城乡之间的比较,借助对婚姻挤压以及中国大龄未婚人口现象的系统描述来揭示其存在的特征和后果。婚姻挤压和大龄未婚现象既与个人因素有关,同样受到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不仅在性别上有所差异,城乡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别,农村未婚女青年的比例较低,最多的大龄未婚女青年集中在城市。而婚姻迁移和社会对于男女两性的期望不同将会对新的婚姻挤压问题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县处级干部对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认知——以广东省为例

通过对广东省委党校县处级干部培训班学员300份问卷调查和典型调查,开展互动式研讨,获得了县处级干部层面关于出生人口性别比现状、问题、原由及对策的第一手资料和研究成果,对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有所裨益.     

1990年代中国出生性别比:究竟有多高?

当1990年代各种人口调查"过低的"生育水平难以置信时,其"过高的"出生性别比数据却被广泛接受。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2000年人口普查出生数据漏报的性别差异的分析,利用教育统计数据,重新估计2000年及90年代的出生性别比。结果表明我国实际的出生性别比并不像2000年普查数据反映的那样严重偏高。我国实际的出生性别比和低年龄组性别比要比普查反映的水平低5～9个百分点。1990年代在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部分中,女婴漏报的作用高达50%以上。本文还根据2000年普查千分之一抽样数据,考察了出生性别比的社会经济差异。     

中韩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现象之审视

中韩两国在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特点、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产生的原因等方面有着极为相似之处,总结韩国应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措施和做法．特别是通过促进妇女政策环境的形成和建立社会性别平等机制来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经验。对于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