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民智、兴新学：士绅与常熟教育事业的近代化转型—以丁祖荫为例

传统时代常熟教育发达，号称“人文渊薮”。近代以来，在较早开埠的上海、苏州等城市影响下，常熟传统教育开启了近代化转型的历程。清末民初以来，以丁祖荫为代表的常熟士绅群体积极创建新式学堂、关注女性教育、推广私塾改良，藉此而开启民智普及新式教育。在近代常熟教育乃至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以丁祖荫为代表的常熟士绅群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近代的私塾改良

私塾改良是中国初等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过程反映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些基本规律和特点.近代私塾的改良主要从管理体制、课程、教学内容、塾师、教学方法几个方面展开,体现出传统私塾与近代小学并存及两者间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融合的特点.这种改良先是自下而上进行,但最终还是通过自上而下实现的.近代教育教学观念的变革是促进私塾教育近代化的重要动因.     

民国时期私立职业学校述论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私立职业学校发轫于清末新政之后,至民国时期得以迅速发展,并成为近代职业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办学者教育理念的开放性、教学内容与方式的多元化和实用性以及生存基础的脆弱性等基本特点.民国时期私立职业学校对于促进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以及教育与社会经济的结合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虞山诗社文人与常熟近代报刊事业

常熟近代报刊事业发达,自1900年起至1949年止,常熟知识分子所办报刊累计达200余种,如此数量众多的报刊推动了常熟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虞山诗社(1920-1937)是近代常熟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在其存在的十七年中常熟近代报刊事业臻于辉煌。该诗社社长俞鸥侣、钱南铁的办报经历是诗社文人乃至常熟近代知识分子创办报纸的缩影,在其带动下虞社文人积极创办报纸。虞社文人在推动常熟近代报刊事业发展以及常熟社会的近代化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文化审视

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产生于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学堂.在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中国古代科学教育传统为近代科学教育的产生奠定了文化基础;另一方面,中国近代实施科学教育引发的激烈论争及影响,传统的治学方式对近代教育中科学精神的影响等,又透视出传统文化对近代科学教育的阻碍作用.     

试论近代中国新式小学的兴起

近代中国新式小学是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后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新思潮的影响而产生的。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提倡“开民智”,从洋务派局限于专门技术教育转向普通教育,尤以小学教育为基础,高度重视其价值和社会作用。“戊戌维新”期间,各地纷纷涌现了一些新式小学,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方式、方法、组织形式及学校管理等方面均有别于传统的封建私塾,体现了近代教育发展的特征,并为清末“新政”时期“新学制”的制定及小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条件     

袁世凯与清末教育的近代化

袁世凯是近代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在清末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倡导新式学校教育,建立了地方教育体制,凭其社会地位为清末教育脱离旧的轨道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清末教育的近代化。     

论私塾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命运

私塾作为一种传统教育机构在"壬寅学制"公布以后便遭到新式学校的冲击,但它与中国近代国情融合,在普及义务教育的过程中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并发挥着巨大历史作用。自新式学堂出现以后,关于私塾是存、亡,还是改良及改良到何种程度,有过众多讨论并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是,就在这种存亡不定的历程中更显现了它的时代价值,突显了私塾顽强的生命力。     

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寺院教育是藏族传统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在藏区长期发挥重要的作用，并对藏族的现代教育影响深远。尽管寺院教育的内容已经不能适应和满足当前时代发展的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藏族现代学校教育的发展，但其独特的教学制度和教学方法对现代的学校教育仍有可借鉴之处。     

中国近代逻辑学教育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近代教育体系建立与发展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学校对逻辑学教育给予了充分重视,是中国近代学校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播近代新学,培养和造就一代新人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近代逻辑学教育在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师范教育中有其独特的内容与特点,对推进近代教育体系和教学内容的完善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逻辑学在知识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在中国现当代教育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逻辑学需要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铁路与华北内陆传统工商业市镇的兴衰(1905-1937)

明清时期,华北内陆地区涌现了数量众多的工商业市镇,其发展则与交通运输密切相关。近代以来,铁路运输的作用日益凸显。作者以1905—1937年间驻马店、漯河、道口、清化、周村等重要市镇为例,通过考察铁路与其工商业发展、人口增长及街市扩展等方面的关联作用,阐明铁路对华北内陆传统工商业市镇发展及华北区域社会近代化进程的重要影响。     

近代浙江的私塾改良

近代,当新式小学在中国大地萌生、壮大之时,旧的蒙学机构--私塾并未随之退出历史舞台。为了利用既有的教育资源,挖掘民间办学潜力,浙江曾先后三次比较集中地对私塾进行改良：第一次在晚清新政后期;第二次在1915年至20年代;第三次在1932年至1937年。私塾改良的进程随着义务教育的推进而不断深入。     

近代天津私塾改良略述

清末开始,随着新式教育的兴起,天津出现改良私塾的舆论,私塾改良开始起步。民国初年,在政府的推动下,私塾改良有所进展,但在初级教育中仍占有相当的份额,与学堂形成了对峙之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私塾采取严格的取缔政策,进一步压缩了私塾的生存空间。至抗战前,新式学堂已基本取代私塾的地位。在近代天津的教育变革中,私塾改良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晚清地方公益事业的兴起与助推国家近代化转型探析

晚清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剧烈变革是异乎往古的,这也推动原本作为社会治理补充的传统慈善事业逐渐转型为致力于地方兴革的近代公益事业。与传统慈善事业相比,近代公益在承袭传统慈善精蕴的同时,吸收西方传入的公益理念,且关照所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而逐渐发生重组与变构,最终在戊戌维新时期萌发与传播,并在清末地方自治背景下的公益实践中呈现出别样的风景。晚清所兴地方公益,其内容涵盖推广新式教育,兴办实业学堂;开展医疗卫生;改善城市交通;创设消防组织;改良社会弊俗。地方公益事业在近代社会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助力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转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主要表现在推动政治近代化进程、促进经济近代化转型、助推教育由传统向近代演变、激发民族精神、改良社会风俗等方面。     

清末山东农业教育的兴办及其影响

清末山东农业教育的兴办,是在清政府推行教育新政及山东农业技术落后的情况下,由山东地方政府大力倡导,以及乡村士绅积极推动等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无论教育体制上,还是教学内容上,当时山东的农业教育都大不同于旧式教育,已具有了近代性质.山东农业教育的开展,不仅开农业教育教学一代新风,而且对山东传统农业的改良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其局限性也明显存在.     

新词与故物:清季以来所谓"私塾"问题的再认识

今人习称"私塾"一词,原本在中国古典文献极少出现.直至l905年科举停废前后,出于称谓排除在西式新学堂系统之外本土学塾的需要,新知识精英才普遍使用这一新词,且不为一般民众熟悉.用"私塾"这样的后起概念,来指称清代乃至历代所有各类型的学塾,捉襟见肘,漏洞百出.更应注意的是,"私塾"用语背后,蕴含有近代中西学战之后所形成的知识权力关系.由于趋新尊西的知识立场,"私塾"常带贬义,暗指为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的守旧落伍.但以新/旧、传统/现代、正规/非正规、文明/野蛮等二元对立方式叙述近代教育历史,不仅扭曲事实,对既往教育制度产生认识偏弊,亦遮蔽过去教育中诸多可为当下借鉴、继承之特性.这就提示,在追寻史实真相的道路上,学者应对可能会产生知识陷阱的近代新词予以特别警惕.     

学校体育的战略任务

体育作为人类社会文比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已形成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学校体育三大类,其中.学校体育是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的基础,是提高国民体质的战略重点.其基本任务是:1)为国家培养和输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2)为大众体育奠定基础;3)把传授体育文化知识,训练运动技能和习惯作为基础教育;把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促进个性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目标.     

清末民初教师群体过渡性特征分析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化时期,随着近代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出现了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职业群体--教师群体.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学官、私塾先生,也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教师,而是带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即群体的构成新旧杂糅;知识结构由单一转向多元;身份处在由官到师的转变时期.对这一群体进行分析,有利于认识事物在社会转型期呈现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熊希龄与近代新闻事业

<正> 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湖南凤凰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极具政治和社会影响的人物.但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只注意了他在政治、实业、财政、教育以及社会慈善事业方面的思想与活动,很少注意到他在近代新闻事业上也还有些经历和贡献.其经历和贡献概括有二:一是办报,二是办新闻通信社.可是这些在现有的近代新闻史书中几为缺笔.为不致长期湮没,笔者就所接触到的有关资料爬梳整理,略作论述.     

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与法制现代化

近代中国私立法律教育立法与法制变革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私立法律教育在近代中国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转型中,发挥了作为新法律文明强有力杠杆的作用.私立法律教育由于附丽于种种现实的政治功利目的之下,其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法律发展的积极效果与负面效应是兼而有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