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吸纳自治:乡村治理转型与现代化路径探索

治理吸纳自治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行政力量对乡村自治力量的目标性规划、过程性引导、规范性覆盖和结果性赋能。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党和国家将治理主体还原为具体的社会主体,以利益关联撬动主体关系,以责任互动生成权力链接,以资源动员联动乡村主体,从而构建治理吸纳自治的乡村治理格局。在治理吸纳自治的运作机制中,中心重塑优化治理吸纳自治的领导核心;协商治理完善治理吸纳自治的权力运行规则;“三治融合”拓展治理吸纳自治的权力运行空间;数字赋能则以现代信息技术提升乡村资源动员效率,促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时代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视阈下成都乡村治理的思考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重大课题和现实任务,这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但从全国看“三治结合”尚有很长的路要走,亟需地方经验突破。成都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城市之一,为全国的乡村治理提供了经验借鉴。基于成都实践,提出了新时代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的乡村治理体系路径选择。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法治”进路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其中,"法治"作为"三治融合"的中坚力量,在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自治"与"德治"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乡村法治体系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客观局限性,使得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法治"薄弱化、虚置化、边缘化的困境。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法律体系,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法治能力,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法治"的衔接作用,实现"三治融合"的协调统一。     

乡村数字治理中法治建设的路径研究

法治作为乡村治理的根本保障,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必然选择,对于促进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法治,能将乡村数字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以规则之治来保障信息技术的安全使用,以权利履行和义务承担来防范信息技术的滥用,进而建立起安全、高效、智能的数字治理体系。然而,配套制度不完善、治理主体权责不明晰以及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等现实窘境,使得乡村数字治理中的法治建设面临着不少的阻碍,影响了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为此,必须要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乡村数字治理,进一步完善乡村数字治理的规范体系、实现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构建科学合理的监督机制,由此才能规避乡村数字治理所面临的风险,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文化治理的创新机制

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亟需安排一个创新机制,以勾连三大纵横治理逻辑,破解乡村文化治理的悬浮化困境。在乡村调研基础上,根据控制权理论提出控制权共享制作为勾连三大纵横治理逻辑的创新机制,通过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和多案例比较分析解读控制权共享制,并总结其规律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控制权共享制,是由乡镇政府让渡部分乡村文化控制权给文化能人、新乡贤等控制权代理人,由乡镇政府与控制权代理人共享乡村文化控制权力的创新机制。（2）整合性理论框架分析显示,控制权共享制产生的根源是乡村文化治理的扁平化结构,其形成了“乡镇政府+控制权代理人”的形式,纵向勾通行政发包制、项目制和乡村社会的联系,横向连接各类功能性组织以形成乡村文化治理分类控制体系,且在乡村实践中具有四种外在形式。（3）多案例比较分析显示,控制权共享制有利于破解乡村文化悬浮化困境,其内在特征呈现“中心—外围”规律,但存在共享深度不够、合法性存疑的问题。（4）从扩大共享深度、提高规范性两方面提出了保障对策。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建设路径

乡村振兴是破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战略部署。从分析乡贤文化和乡村治理关系变迁入手,阐述了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即有助于重塑乡村治理主体、营造文明乡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引导资金技术回流。在分析新时代乡贤文化建设的实践样态和误区的基础上,提出了乡贤文化的建设路径,即明确乡贤群体的身份界定归类、构建多元协作的乡村治理主体、建立人本亲善的配套保障机制。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伴随着市场因素的渗入,现代性的社会图景突破了传统村落社区的边界,乡村地域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价值准则均发生了巨大转型,解构了原本传统的乡土文化,亦间接地削弱了村民对乡村社会的文化理解力和价值认同感,乡村文化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凸显。在乡村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进程中,村民个体与村落社区的社会关联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村民个体参与社会互动的公共空间萎缩,私人生活领域扩展,社会成员对村落公共事件的关注大大削减。正确把握乡土文化对村落地域变迁的意义,重新整合乡土公共精神,对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尤其是文化治理研究极富重大意蕴。     

新时代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实然审视与应然图景

乡村文化治理是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繁荣、构建文明和谐新乡村的现实诉求,是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逻辑基础来看,乡村文化治理着眼乡村文化治理内涵范畴与核心要义透析的学理阐释,根植中国共产党推进乡村文化治理变迁脉络的历史演进,聚焦乡村文化发展价值塑造与秩序建构的现实指向。但在当前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治理主体流失与缺位、治理空间萎缩与衰退、治理机制僵硬与缺失等问题。乡村文化治理本身蕴含着实现乡村文化繁荣振兴、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价值目标。通过强化乡村文化治理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公共空间的建构延展,深化乡村文化治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才能提升乡村文化的治理效能,实现乡村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和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新时代“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

新时代治理环境发生重要变化,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已具备融合的条件。“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和社会关系变革外部驱动、乡村治理结构内源优化和围绕着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立场生成的新逻辑结构,其实践机制总体包括促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推动乡村治理结构整体优化和实现乡村治理目标系统转化三个维度,具体路径是推动政府联合社会力量在建构制度供给与内生秩序的联通机制、形成振兴乡村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和设计治理民生化为导向的政策方面深入推进“三治融合”的基层建制。“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体现出自我革新的制度特性、治理价值的全方位性以及实践布局的系统性,具有克服现代社区民主治理悖论的现实意蕴。     

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前提、限度及其路径

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理念是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深化和升华。对法治、德治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学理分析与阐释的前提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问题。对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之能否及如何实现等问题不能简单肯定或否定,两者关系仍有再讨论的必要和可能。此问题首先应澄清其适用的理论前提,然后需对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具体层次及其适用限度具体分析和阐释,最后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探寻其可能实现的路径。     

乡村精英参与与合作社治理法治化研究

当下中国农村,农民的价值观念、行为逻辑已发生质变,农村的社会结构和联结模式正在剧变。合作社作为一个市场经济组织,从其发展的历史渊源,以及对乡村治理作用与影响的内生机理分析可见,一直都离不开乡村精英的参与。在农民合作社治理法治化的道路上,乡村精英承担着治理主体的功能与作用,引导社员利益理性与经济需求,发挥民主协商功效和社会资本的张力,推动合作社治理法治化进程。但是,在"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合作社治理法律实践中出现了若干困境与问题,质的规定性发生漂移,结构与逻辑也随之变迁。完善合作社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促进企业家成长、优化外部制度环境、加强社员培训提高村民法治观念等具体策略将有助于合作社快速健康发展,并促进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主德辅"的原则。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实质上是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法理学和伦理哲学看来,法律与道德存在三种基本关系:道德的法律化、道德的非法律化、某些道德要求既可以法律化也可以非法律化。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存在诸多区别,但同时又有若干内在一致的地方,因此法治与道德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实行依法治国实质上就体现了以德治国的基本要求;从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行为准则看,依法治国应当居于主导地位;从法治与德治的区别来看,法治应当发挥主要作用。     

嵌入式法治:基于自组织的乡村治理

通过调查黔东南地区归平侗寨房族组织结构及其特点发现,房族组织是当地重要的乡村自组织,法治巧妙地“嵌入”族规和纠纷解决之中。 乡村自组织资源非常丰富,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和法治推进的本土资源。 法治嵌入乡村自组织主要有制度嵌入、规则嵌入以及行动嵌入三种方式。 制度嵌入主要通过“行政权主导乡村自组织制度设计”机制实现;规则嵌入主要通过“正式规则的非正式转化”机制实现;行动嵌入主要通过“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机制实现。 基于乡村自组织的“嵌入式法治”是当前乡村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模式,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目标的关键。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探讨

新乡贤作为新生治理主体,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保障新乡贤参与治村的法律制度不健全, 促进新乡贤作用发挥的工作机制不完善,引导新乡贤依法治村的工作重视不足等问题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这一主体作用的 发挥。为此,通过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律规范,健全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作用发挥的自治、法治、德治平台,强化对新 乡贤依法治村的引导与扶持等方式,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