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省海关设于庙湾考

康熙帝平定台湾后,诏令在江南省设立海关,而史学界对于江海关的始设地点却有四种不同观点。一是“淮安府云台山”;二是“松江府上海县”;三是“镇江府云台山”;四是“先设于云台山,后迁上海”。笔者认为,江南省海关始设于两地,除松江府上海县设有海关外,另一处在淮安府庙湾镇;淮安府云台山和镇江府云台山均未设立海关。根据有四:其一,《阜宁县志·关榷》记载:“庙湾(雍正九年改为阜宁县)本无榷政,明万历间,倭警方剧,创筑庙湾城,乃设关榷商税……我朝康熙二十四年,诏弛海禁,部议以庙湾通大洋,海艘出入,宜自内差督察。由是专差部员为上海监督…     

江海关究竟设在哪里

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撤除“海禁”,设粤、闽、浙、江四海关。这是清代前期政府商业政策的一大改变。但是,关于江海关的设关地点,历来观点纷纭。考诸史籍,设关地点有三说。其一,据夏燮《中西纪事》与王之春的《国朝柔远记》称,江海关设于“江南之云台山”。此说影响最大,至今为许多有影响的著作所沿用。其二,据《清史稿·食货志》称,江海关设于“云山”。此说影响最小,很少为人引用。其三,据上海地方史乘及清政府的一些官方文件记载,江海关设于上海。今人著作中有采用此说的,如关贵芳的《古代上海述略》。彭泽益先生曾根据王士桢的《北归志》,提出江海关系设于上海。但     

《备荒通论》的作者是章谦还是章谦存

《备荒通论》是人们常常引用的资料,因为它比较具体地记载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中国江南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状况。但它的作者是谁?解放前和解放后大都说是章谦。其实,不是章谦而是章谦存。这在魏源编次的《皇朝经世文编》的不同版本中有直接证据,而在其它的一些书中也有旁证。解放前和解放后在哪些书中把《备荒通论》的作者误写为章谦呢?略举一二如下:     

《中文大辞典》纠谬一则

台湾学者所编《中文大辞典》(第十八册)“江北”词条下云:“长江以北也。”且引《国语·吴语》:“吴王起师于江北,越王军于江南”为例证,谓《国语》中“江”指长江实误。三国吴韦昭注曰:“江,松江,去吴五十里。”此段文字记载的是越未胜吴后再次灭吴之事,其“江”非指长江。《国语·越语下》有关于此事相应的较详记载,云:“(越     

《三国志》郑宝史料辨析

郑宝的史料问题有二:一、郑宝是想驱略百姓到江南去的“扬州盗贼”,还是为万民拥戴的地方领袖。这是《三国志》作者陈寿在《魏书.刘晔传》和《吴书.鲁肃传》自相矛盾的记载,以后大多数史家就二者孰是进行辨析,结果都是赞同《魏书》,否定《吴书》。其实,《魏书》成书早于《吴书》,从《吴书.鲁肃传》刘晔给鲁肃的信上看,郑宝是江淮地区为万民拥戴,并被刘晔、鲁肃折服的地方领袖。二、《魏书》所记刘晔生平前后矛盾,进一步说明了关于郑宝史料问题上,《魏书》的记载不准确不可信,《吴书》的记载准确可信。     

朝鲜史料所见程伟元事迹拾遗

程伟元是《红楼梦》版本史上的重要人物,近年他的事迹陆续有零星发现,如赵建忠《新发现的程伟元佚诗及相关红学史料的考辨》（《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6辑）、詹颂《新发现朝鲜史料中有关程伟元的记载--兼论程伟元生平资料的考索与研究》（《曹雪芹研究》2011年第2辑）皆对程伟元事迹有所发覆。笔者亦发现两条有关程伟元的朝鲜史料,简述如下。     

《明经世文编》中的澳门史料

有关早期中葡关系与澳门的史料 ,中国明代典籍记载甚多 ,其中 ,尤以《明经世文编》中收录的澳门史料最为珍贵。《明经世文编》由陈子龙等编辑。全书共出六册 ,内容分为 32类 ,其中海防 ,火器 ,贡市 ,番舶等类 ,均涉及澳门问题。明代第一篇关于澳门的奏疏 ,即庞尚鹏于 1564年的《题为陈未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事 (疏 )》也收录其中。《题为陈未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疏》又名《抚处濠境澳夷疏》或《区画濠境保安海隅疏》。 (见《明经世文编》第五册第 3835页 )其主要内容分述如下 :第一 ,澳门原称“濠镜澳”。在 1564年之前常称为“香山澳” ,并无…     

释卜辞“众人聩……”及相关问题

武丁卜辞中有一条重要史料,是学者们研究商代农业、土地制度,阶级结构和社会形态诸问题时所经常征引的、这就是: 癸巳卜,宾,贞令众人入羊方圣田。一、 贞勿令众人。六月。一。 (《甲编》3501,《甲释附图》贰零捌,《合集》6)从《甲释》者始一直未有人释读。我们在编纂《合集》时,反复细省此片,     

《四库全书》史部未著录之陶宗仪著述考辨

《四库全书》共收录陶宗仪著述八种(含"存目"三种),其中史部仅著录《草莽私乘》和《古刻丛钞》两种。另有五种署名为陶宗仪的史类著述不见于《四库全书》史部著录而见于他书记载。通过考辨可以发现:这五种著述当中,《元氏掖庭记》为陶宗仪所著的一部元代宫掖杂史,《游志续编》为陶宗仪续宋代陈仁玉《游志》而编的一部山水游记及诗序选本,二书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今存多种版本。《史记注语》为陶宗仪所著的一部史学研究著述,今已亡佚。而《绍陶录》原为宋代王质所撰,陶宗仪只是在《南村辍耕录》中抄录了《绍陶录》部分内容。《胜国纪异录》目前只见几种书目、方志著录而未见原书,亦不见其他文献有相关记载,因此无法确考。     

高敏先生《魏晋南北朝兵制史研究》读后

正如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一样 ,这一时期的兵制也是异常混乱 ,脉络不清 ,素称难治。究其原因 ,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当时国内处于分裂割据状态 ,政权林立 ,各自为政 ,各行其是 ,因而制度嬗递变数颇多。二是记纂荒缺 ,史料零散。《三国志》、《晋书》、《宋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及《南史》、《北史》 ,皆不设《兵志》 ;有关史料散见于各《纪》、《志》、《列传》之中 ,且甚零碎 ,多含糊不清 ,自相矛盾者。三是历代史家从未作过系统深入的清理研究 ,可资借鉴吸收的成果不多。唐人杜佑的《通典》《兵典》有…     

清国史馆与《清史列传》

本文以翔实的史料,证实了清国史馆第一次开馆是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第二次则在乾隆三十年(1765),纠正了清人昭梿《啸亭续录》所记乾隆二十五午(1760)“特命开国史馆”的错讹。作者又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原国史馆纂修的大臣列传稿本》与《清史列传》相同的六百多个传,进行互相校勘,认为《清史列传》实际上直接抄自《大臣列传稿本》的并不太多,而间接从《满汉名臣传》和《国朝耆献类征初编》两书过录的却不在少数,这就订正了过去中外学者关于《清史列传》全部直接抄自清国史馆《大臣列传》的不正确看法。对于近一千二百个来源尚不清的传,作者认为有可能全部或一部分保存在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档案中。文章恰当地评价了《清史列传》的史料价值。《清史列传》经过这次校勘,将会接近于清国史馆历次所纂的《大臣列传》的原稿本,成为比较完善的版本。     

《陈竹山文集》的史料价值与版本

《陈竹山文集》是明代西域使者陈诚的个人文集,对考察陈诚及明代西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为研究陈诚的家世、生平、交游、仕历明王朝的西域经略及《使西域记》的版本源流提供了大量的新资料,陈诚及其西使记研究中长期隐晦不清、久悬不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由此得以廓清。《陈竹山文集》有明刻本两种、清刻本两种,其中明刻本已佚,清刻本两种传世极稀。目前,易见的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收录的雍正本《陈竹山文集》。     

谢启昆《广西通志》考略

清嘉庆五年由谢启昆督修胡虔主纂的《广西通志》,在清一代省志中,被时人称颂为:“体例精审,征引赅博,为各省志书之冠。”本文仅就《谢志》的版本及其某些史料问题作进一步的考订。目前所见到的《谢志》有嘉庆六年刻本、同治四年补刊本、光绪十七年补刊本,近又有台湾成文     

关于“次固镇”

《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3期载《清初四榷关地点和贸易》一文,据王士祯《北归志》考定四榷之一的广东榷司驻广州次固镇。又称“广州次固镇在《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中不见著录,这个地方是否即在广州外城五仙门内?”在这里,作者显然将王氏的原文断错了句。作者所引原文是: “六月初一日庚寅过临淮县。……初二日遇族侄兵部荣恩奕臣奉使榷浙江海税。台湾平后,海禁解严。闽粤泪吴越,皆设沿海榷司。江南驻松江,浙江驻宁波,福建驻泉州,广东驻广州次固镇。”(着重号笔者所加。)     

突厥援唐兵马数考

隋末,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派刘文静借兵于突厥。有关援唐兵马数,史书有两种记载。《旧唐书·高祖纪》:“(大业十三年八月)突厥始毕可汗遣康稍利率兵五百人、马二千匹与刘文静会于麾下。”同书《刘文静传》(《突厥传》略同):“(刘文静使突厥)始毕大喜,即遣将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至,又献马千匹。”《新唐书》中《刘文静传》与《突厥传》的记载也是矛盾的;其余《通典》、《续通典》、《文献通考》等书的记载,也互相矛盾;而都不出上述的两说。到底哪是事实呢?《资治通鉴》将借兵前后情况记载得比较清楚。义宁元年(即大业十三年)六月,李渊命刘文静请兵突厥时就告诫说:“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电。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     

清军入闽与郑芝龙降清事考

本文考证了清军入闽之后的仙霞岭之战、分水关之战以及清军攻克建宁府、延平府、汀州府、福州府的过程,从而证明《清实录》、《清史稿》等书所栽博洛等人苦战而得闽中的记载为谎言.对郑芝龙降清一事,作者也根据新史料对其动机与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考订.文章认为:明末清初的中国海洋势力有拥清派与拥明派两大派系,郑芝龙降清失利,表明获得统治权的清廷尚不理解东南的海洋势力,这一问题最终在康熙朝获得解决.     

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及其史料价值

南唐刘崇远的《金华子杂编》,保存了较为丰富的晚唐五代史料,对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思想文化、文学风尚等都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主要体现在:一是记载了帝王、藩镇、官宦的言行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客观反映了晚唐五代社会现实,有政治资料价值。二是记载了晚唐五代文人轶事及文学活动,有助于研究作家作品及创作情况,有文学资料价值。三是记载了唐代科场轶事、士族风尚、民间娱乐等内容,有社会风俗和文化资料价值。     

史家形象的自我重塑——对黄仁宇自传和何炳棣自传的史学史解释

黄仁宇和何炳棣可谓是"生存性史家"和"职业性史家"两种类型的典范。黄仁宇的自传《黄河青山》有智者风范,何炳棣的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有学者气质;前者展现出一种思考历史的观念路径,后者展示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门径。换言之,黄仁宇着眼于历史观,何炳棣着重于方法论。《黄河青山》多见黄仁宇思路心态的复杂微妙,少见其搜集材料的百般曲折;相反,《读史阅世六十年》多着墨于网罗史料、穷尽甘苦的具体过程。史家写自传应该属于其研究历史的职业生涯的一部分,本质在于呈现,它包含一种强烈的自我期待,即史家通过自传重构自己的历史,使自己的历史呈现出一个自我认定的完整面貌和真实形象。     

王昭君故里考

近年,报刊上发表的一些介绍和涉及到王昭君的文章和著作中,有说王昭君是今湖北秭归县人的,也有说是今湖北兴山县人的。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对呢?有关王昭君的史料记载,始见于东汉班固撰修的《汉书》。但作者并来指出王昭君是何地人,记载得也很简略,对王昭君的家世几乎没有提及,只是同朝人文颖在注解《汉书》时,称王昭君是“本甫郡秭归人也”。文颖曾任荆州从事,荆州被包括在南郡。也许有这个原因,文颖本来不是注释《汉书》的名家,也得到后世尤其是唐代注家颜师古的肯定(见《汉书·元帝纪》)。在南朝人范晔著的《后汉书》中,也有一节关于王昭君的记载,只是说王昭君是“南郡人”。究竟是南郡何处人,也未载明。我们现在说王昭君是秭     

我国古代都市诗歌不发达原因初探

一 我国古代城市起源有两种说法:一是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据《轩辕本纪》载:“黄帝筑城邑,造五城。”《黄帝内传》:“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一是夏鲧时代,《吕氏春秋·君守篇》:“夏鲧作城。”《吴越春秋》:“鲧筑城以卫君,造城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上述记载应该说是可信的。夏商时代,城市建设有了进一步发展。开始兴建宏伟的宫殿、寺庙等建筑,而且有一定的布局。《周礼·考工记》载:“而朝后市,市朝一夫。”可知,设市至迟在西周时已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