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认同、政府信任与群体性事件——以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政治认同和政府信任是影响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作为流动人口聚集城市的北京市,外来流动人口规模大,结构复杂,聚集程度高,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以及行动取向。以流向北京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政府信任对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的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感越高,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风险越小;政府信任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与群体性事件参与风险中具有中介效应。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越高,其政府信任程度越高,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低。     

农民工劳资群体性事件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民工劳资群体性事件参与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年龄越大,参与劳资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低;男性比女性参与劳资群体性事件的意愿更强;文化水平越高,参与劳资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低;对组织的满意度与参与意愿负相关;平级沟通越多,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强;入职渠道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低。组织可以通过农民工培训、制订符合农民工发展职业规划、改变组织沟通方式等措施来降低农民工参与意愿,从而减少劳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苏州市外来农民工维权意识调查

以苏州农民工群体为对象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和报酬待遇等权益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侵害,而农民工害怕失去工作机会,维权成本过高,维权知识缺乏以及维权意识淡薄等因素制约着农民工维权意识的提高。因此,我们应当唤醒和提高城市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并为维权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从而真正改变农民工群体权益受损的状况,实现其向现代市民群体的转化。     

安徽省女性农民工权益保障状况调查与分析

女性农民工权益保障状况不仅表现了女性自身的利益实现程度,而且反映了女性农民工的维权意识、维权能力和一个地区的文明发展程度.安徽省女性农民工数量庞大,他们的人身、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权益受保障状况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造成女性农民工权益受损的原因非常复杂,主要是女性自身、用人单位和有关部门执法不力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     

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现状及其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南省X县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主要目标在于追求维权效果——经济权益的实现。选取组织化维权意愿、组织化维权方式、组织化维权能力、组织化维权效果等与农民工组织化维权问题紧密关联的四大要素,通过社会调查收集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相关分析以及回归分析发现:当前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意愿较强、方式多样、能力较弱、效果一般;影响农民工组织化维权效果的主要因素包括维权组织核心领导的能力、依托维权组织能力的重要性、依托维权组织的能力、维权组织的作用和维权组织的特征,各因素对农民工组织化维权效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从大到小正依此序排列。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意愿,优化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方式,支持农民工维权组织的发展,增强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能力是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程度、提升组织化维权效果的可行选择。     

农民工维权行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维权行动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基于2012年的调查数据,分析影响农民工采取维权行动的因素.研究发现：除了性别、受教育程度、行业类型、权益侵害程度变量外,心理感知维度是影响有无维权行动的重要因素;心理感知维度、维权认知维度对采取何种具体维权行动有显著影响,且影响效应有较大差异.因此,建议增强法律维权、行政维权的公信力,消除阻碍农民工发展的壁垒,引导农民工形成恰当的维权认知.     

农民工维权主体缺陷与法制化维权体制的完善

对农民工在劳动用工中被用人单位侵权的现状进行分析,认为在当前农民工维权体制存在缺失的情况下,农民工维权难以形成一个有力的维权主体,使维权始终缺乏力度。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一要加强教育,完善服务等措施,尽快完善农民工维权主体,将农民工维权纳入到法制化管理的轨道之中;二要尽快建立起系统性的维权体制,健全就业服务与保障制度,改进权益保护体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维护农民工各方面权益。     

就地转移农民工：乡村弱者维权的行为逻辑——以陕西关中某村为例

就地转移农民工在乡镇企业遭遇权益受损,其维权行为受到传统力量和市场力量双重影响并体现出乡村弱者维权的特有逻辑。就地转移农民工维权空间分两个场域：在企业交易市场中,农民工基于平等的契约关系、＂模糊的公正价值＂与维护尊严积极维权,但制度的契约合意性、具有伦理色彩的重复博弈和无讼的乡土传统又决定了农民工作为弱者维权不彻底。在更大的乡村场域中,农民工通过闲话、频繁流动等弱者的武器进行消极的不公开的维权,并对乡镇企业维护农民工权益起到积极影响。     

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现状及对策

近年来农民工劳动权益纠纷不断,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护问题逐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农民工劳动权益包含劳动权、报酬权、职业安全保护权、社会保障权、休息权等基本权利,农民工劳动权益受损有农民工缺乏法律常识和维权意识等自身的原因,也有法律法规不完善、用人单位不守法、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等社会原因。提出完善保护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法律法规,加大法律法规的执法及监察力度,深化二元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农民工的基本素质等途径,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高校参与农民工法律援助服务探析

近年来,农民工权益问题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理论上农民工可以有多种维权途径来保障自身的权益,但在现实中农民工维权往往遭遇种种困境。申请法律援助条件要求较高、审查程序繁琐等问题困扰着农民工维权。而高校参与农民工法律援助服务,是农民工高质量、低成本维权的最好途径。     

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多维度分析

基于对武汉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基本状况,并从社会网络、政治信任和企业制度三个维度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制度化维权意愿。其中,老乡会、政制信任度和企业的侵权状况对农民工的制度化维权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工会、对政府的信任度和企业的社会保障水平等变量影响不显著。个体特征方面,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和在岗职位成为影响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重要因素。     

农民工政治参与比较研究

政治参与是表达、维护、实现个人及团体利益的现实途径。农民工权益维护是这一群体研究的热点。通过对农民工与其他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比较和分析,发现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薄弱,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程度和参与质量都低于其他社会阶层。究其原因,从宏观讲是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转型滞后;从微观看是农民工群体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低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社会心理所造成的。因此,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程度和质量,维护农民工权益,必须从上述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老一代农民工的主体策略与身份再生产 ——基于E地铁工地农民工的考察

通过研究E地铁工地的老一代农民工,发现受制于城乡制度区隔、社会区隔、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工作场所的劳动关系以及家庭生计维系等多重结构因素,老一代农民工在工作场所采取了生存伦理的日常实践策略,并在行动层面表现出总体服从的特征;而在劳动权益受损时,则发展出以农民工身份作为武器的维权策略,并伴随维权目的的达成而强化对农民工身份的认同。概言之,在多重结构因素约束下,老一代农民工基于当前利益计算的主体策略,在满足其经济诉求的同时,也大大延缓了其身份转变的可能性。      

人力资本、权利意识、维权行动与福利获得农民工社会保险待遇的雇主供给机制研究

以湖北省城市农民工的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从雇主视角出发,并根据社会理性人假设和社会民主论观点,分析了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权利意识和维权行动对其社会保险福利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因素中,专业资格证书对农民工社会保险福利的获得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文化程度、是否接受职业培训影响不显著.权利意识和维权行动因素中,知道雇主有义务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要求雇主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农民工更可能获得社会保险福利.农民工社会保险权益的改善有赖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及其维权意识与维权能力的增强.     

农民工维权行为选择偏好的测量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武汉市1120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从维权行为的暴力性和公开性程度两个维度测量,农民工维权行为偏好具有非暴力性、非常态公开性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多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中等政治信任水平的农民工选择一般公开维权行为的可能性最大;农民工维权行为的暴力性和公开性程度均与文化层次呈正相关;建筑业农民工比其他行业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一般公开维权和非暴力维权;务农经历和环境会使农民工维权行为更倾向私下维权;良好的居住环境会降低农民工维权行为的暴力性程度;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农民工闹大维权的可能性也就越低。据此,政策制定者应疏通既有体制内农民工维权渠道,加大对特定农民工群体的社会管理力度及农民工的组织化管理力度,并做好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工作。     

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路径思考

农民工作为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利益群体,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重大贡献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他们的权益却没能得到充分保障,很大程度上因为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状不乐观,在政治上没有话语权。本文通过分析影响并制约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相关因素,提出相应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度的途径和方法,试图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重视。     

群体性事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别从人口学特征、经济状况和社会环境三个层面,对人们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农业户口、有无直接利益关系、想到当地政府投诉等因素对参与群体性事件有显著影响;而受教育程度、目前工作状况和个人月收入没有显著影响。由此可以认为,农村地区的女性,通过行政渠道维护自身权益的集体行为或表达利益的诉求很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     

论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政府责任

农民工权益受损尽管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但其中政府责任的缺失是导致农民工权益受损的重要原因。无论是从政府的公共管理和维护社会公正的职能还是从公民权利的实现角度,保障农民工权益问题是政府责任应有之义。因此,将进城农民工纳入城市管理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强化政府对农民工的服务意识,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发展,鼓励非正规就业等举措是政府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应尽责任。     

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惯性分析

由于转型期正式利益表达渠道不完善,农民工群体在遭受权益受损时易选择集群行为的非正式方式进行维权抗争。正式渠道缺失,而“闹大”方式有效,造成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的惯性。基于政治系统理论,构建了农民工集群行为循环模型,并结合2013年S市和2015年Y县的农民工调查数据,探讨了基于政府信任中介效应的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惯性机制。研究发现,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存在惯性,其惯性机制表现为集群行为参与经历通过降低政府信任水平从而增加农民工未来集群行为参与的意愿。对农民工集群行为的治理在于疏通,而非反应式处理。政府需要一方面加强正式利益表达渠道的建设和完善,另一方面在农民工集群行为中扮演好第三方调解角色,防止因政府信任缺失而造成的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惯性。     

浅析民间组织在农民工维权中的作用

当前,农民工维权问题已经成为备受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农民工维权难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国家农民工管理制度滞后以及农民工自身原因。针对这两个问题,国家在积极探索农民工管理制度,并且专门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对于农民工权益的保护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农民工权益受侵害的案例仍然很多,需要我们去探索新的管理渠道,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尤其是民间组织,参与到农民工权益的保护中来,让民间组织在政府的引导规范下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起到“预防”、“盯防”、“消防”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