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论析

一、关于"清官"的研究 关于"清官"问题.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过相当激烈的学术争鸣与政治争论.50年代末,毛泽东针对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共产党内部出现的徇私枉法等现象,向党内同志提出了学习明代"清官"海瑞的号召,亦即提出了共产党人要发扬对人民负责、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品格以及丢弃曲意逢迎的思想作风等问题.在这样的政治、历史背景下,明史专家吴晗相继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编写了<海瑞罢官>的京剧剧本,从而引发了学术界对海瑞精神的评判,并由此拓展到对"清官"的讨论与评价.     

“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政治文化意识——三十年代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特征研究之二

在三十年代独特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因其成员共同的政治文化意识,使三十年代文学群体事实上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呈现出“亚政治文化”形态,或体现出“亚政治文化”特征。在这方面,对三十年代自称为“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群体来说,也未能成为例外。本文通过三十年代“自由人”、“第三种人”文学群体所呈现出的“亚政治文化”特征的揭示,论证了在三十年代特殊政治文化语境中,文学组织或文学群体的政治化趋向的不可避免性。     

近20年来晚清官制改革研究述评

近年来学界关于晚清官制改革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 ,其中包括中国近代官制改革的分期 ,总理衙门的评价 ,戊戌维新、清末“新政”、清末预备立宪与官制改革的关系等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四十年代文学“民族形式”倡导中的创作问题

本文描述了四十年代“国统区”文学从“通俗化”、“大众化”到“民族形式”倡导的发 展过程，探讨了四十年代文学“民族化”倡导产生于抗战需要和战后复杂的国内政治矛盾的社会历 史原因，并着重分析了这种政治背景下产生的“民族化”理论在创作实践中的困难，以及“民族化” 理论的消解方式。     

"集团化"倾向与30年代文学的"公式主义"

30年代政治文化语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群体性”氛围与“群体性”效应。30年代文坛创作上的“公式主义”现象,与30年代文学群体普遍呈现出的“集团化”倾向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整个20世纪文学发展中,在一些特殊的历史年代,文学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曾盛行一时,这都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密切相关。     

政治文化与20世纪30年代作家的文学选择

在 2 0世纪 30年代政治文化氛围和特殊的文学语境的制约下 ,诸多作家主观上的政治意识的加强或为数不少的作家们为环境所迫而导致的对“政治”问题的关注 ,形成了 30年代文学创作的一系列新的变化 ,这种变化最为明显地体现在作家创作动机、创作目的上历史使命感的加强。这带来了 30年代作家文学选择的一系列新的特点。与 2 0年代相比 ,文学创作题材的转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文学趋向 ,这体现了 30年代作家在文学题材选择上的政治价值取向。而作家们对题材进行处理的独特角度和独特方式更标示出了作家们的政治眼光。     

30年代的文化论争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探索

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不断冲击激发出中国的现代化思潮、中国思想界从洋务运动至五四时期先后提出“中体西用”和“西化”作为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到３０年代，关于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又以文化论争的形式出现，其深度和广度大大超过了以往。尽管这场论争存在着从文化层面探讨现代化理论而忽略其它层面等局限，但它所提出的“本位文化”、“全盘西化”以及直接用“现代化”一词表述的种种模式与理论，既有不同于西方的独立的理论意义，又对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清官思想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关系的研究

“清官”是中国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地关注,也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可谓见仁见智。此文主要从清官的基本价值追求及其施政方针当代中国民族后政治的施政方针及其施政方式、方法两个方面作了具体的阐述,并由此得出以下结论:不管是古代阶级社会的“清官”,还是现代民主社会中的优秀执政者,他们的身上都有着为政者的优秀品质。所以,在当今我们应该对清官的优秀品质加以批判继承,而不能一棍子打死。     

谈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能否得以真正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在党员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的实践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很多,但最基本最重要的是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花力气。一、清清白白地为官“官”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关于如何为官从政,不同性质的社会有不同的标准,不同阶级有不同的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如何为官从政,我的看法是:一要做清官,不要做昏官。老百姓从来都是拥护清官,爱戴清官的,历代仁人志士,也都以做清官为荣,做昏官…     

“清官”的实质和《海瑞罢官》的“現实意义”

当前所进行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討論,是思想战綫上的一场极其重要的論辯,它牵涉到一系列重大的原則問題。在本文中,我們拟就以下两个問題发表一些粗浅的意见。首先,是关于“清官”的历史作用問題。“清官”是封建統治阶級的一員,而且是比貪官有远见、因而也是更能維护本阶級的根本利益的人;关于这一点,連吳晗同志也不否认。然而,吳晗同志等认为:正因为“清官”能为本阶級的根本利益着想,所以他們能为人民做一些好事,在历史上有其积极作用。《海瑞罢官》的說明中很明确地說:“海瑞是封     

国家范畴在西方政治学中的复归及其原因考察

自70年代始,尤其是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主导力量的西方政治学中,国家范畴获得了很大程度上的复归.这一复归的发端潜在于后期行为主义政治学实行的“新的革命”,得力于法国“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普兰查斯关于国家相对独立性的研究,而突出显现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针对多元主义理论发起的争论,以及关于权力精英统治”的研究.这一复归同时也折射着西方社会对20世纪巨型国家的批判,以及关于“究竟谁在统治美国”的问题求解.国内学界已开始注意到这一动向,并引起关于政治学、政治哲学,尤其是关于国家学说的新的思考.     

评《老残游记》“揭清官之恶”

<正> “揭清官之恶”是《老残游记》突出的思想内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它“言人所未尝言,虽作者亦甚自喜”。胡适亚东图书馆本《老残游记》序称道“《游记》写官吏的罪恶,始终认定一个中心的主张,就是要指出所谓‘清官’之可怕”。历来的中国文学史、小说史大都祖述此说,啧啧称赞。当然,否定的意见也是有的,五十年代张毕来同志著文斥《老残游记》“揭清官之恶”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招致许多驳难,后来就不见有人坚持了。但类似的评论仍时或出现,例如1981年著名文学史家任访秋先生著文说:“刘鹗对清官     

中国史学与现实关系研究二十年

199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与现实关系研究和探讨的主要内容包括:一、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主要涉及史学为什么要面向和服务现实、史学服务现实的特点、史学与现实的互动关系等.二、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主要包括史学是否要服务政治,史学服务政治时如何保持学术独立性,史学服务政治的特点和方式.三、对史学脱离现实原因的反思,或者认为是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所致,或者认为是史学自我的学术封闭造成的,或者认为是未能正确认识史学的性质、任务和服务现实的方式与原则所致.四、关于史学的价值与功能,主要涉及史学价值与功能的构成及特点,史学的人文价值及社会功能,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关系等.与198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的研讨结合新的社会条件和学术进展,拓展了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重要的理论进展,但不少基本理论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在实践上仍然未能很好解决.     

“清官”与“法治”

兰州人常说:“好人的头上磨难多。”所以,清官常遭厄运。这不仅是他们生前经济上没外快,政治上担风险,甚至要罹杀身之祸,而且还在于死后要受到一些人的声讨。例如,“四人帮”时期的报章杂志,众口一词,都说清官比脏官坏。理由是清官缓和了阶级矛盾,不利于激发人们起来造反。造反后总得建立新政府,新政府中的新清官又比新脏官坏,因为新清官又不利于新造反。民众只能造反,官员只宜贪脏。于是黑白混淆,人妖颠倒,国无宁日,民怨如沸。     

清官的历史个性与现代风貌--新时期官员腐败行为及其治理系列之六

为民请命是古代清官的历史个性,廉洁奉公是当代清官的时代风貌。清官的历史个性是其现实风貌的基因,清官现实风貌是对其历史个性的扬弃。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应从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理念方面着力提升现代官员的政治智慧、政治素养和政治品质,以全面塑造清官的现代风貌。     

论194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

“国家主题”主要涉及文学主题、题材、意象等多方面内容,并可以以类型化、个性化、动态的视野把握文学与历史、文化、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文学史的角度上说,194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由于社会、政治、文化而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本文在充分联系时代语境的前提下,从五个主要方面研讨“国家主题”在这一时期新诗中的呈现,在重绘1940年代新诗图谱的过程中,为中国新诗的国家主题研究提供参考.     

传统伦理范畴的重新诠释——吴晗的道德观初论

对传统伦理范畴的重新诠释 ,构成吴晗一生思想和学术建树的重要内容。著名的“道德三论”固然是吴晗对儒家道德资源的开掘 ,而他笔下的海瑞等众多“清官” ,也是作为传统道德的载体和人格化身而出现的。吴晗对“清官”的褒扬 ,是对传统道德间接而有力的肯定。在海瑞等“清官”身上 ,还凝聚着吴晗自己的人格理想。作为一个深深认同于历史传统的学者 ,吴晗不同意早年鲁迅的一个著名判断 :一部历史满本都写着“吃人”二字。联系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这时的重新发表 ,可以看出 ,在 2 0世纪 6 0年代初期 ,中国社会包括中国共产党 ,出现了一种向儒教伦理大踏步靠拢的趋向     

政治文化语境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批评

三十年代是左翼文学批评非常兴盛的时期,左翼作家们写批评文章的热情和读者对批评文字的空前的兴趣,明显带有三十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的印记。论文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批评与政治文化关系的状况出发,指出了左翼文学批评在三十年代的政治文化传播中的重要的作用;探讨了政治化的左翼文学批评如何又构成了三十年代文学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读者的阅读眼光和阅读需求起着引领作用,对左翼文学的审美取向起着导向作用,也对作家的创作起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清官”意识与“生死抉择”

电影《生死抉择》由小说《抉择》改编而来。按《抉择》的作者张平的说法,这是一部清官小说,由这部小说编成的《生死抉择》也没有走出清官情结。就是说,不论小说还是影片,都把笔墨花在它们所塑造的清官李高成身上,把现实生活中包括腐败问题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寄托在李高成这样的清官身上。其根据是“在目前有效的制约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干部个人的修养和品质如何,确实在起着决定的作用”,“我只能希望有责任、有良知的干部走到政治的前台” (张平语,见《人民论坛》 2000年第 9期和《南方周末》 2000年 12月 14日 )。本来…     

清官政治与吏治腐败——从甘、章两参案看李秉衡的吏治观

“清官政治”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理想政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尽管有清一代对吏治无论是从舆论宣传上,还是在治理整顿中,都十分重视,但贪腐已然成为晚清官场的政治常态。“吏治”问题也就成为当时清廷上下共同关注的紧迫问题。李秉衡作为晚清著名的廉吏与疆臣,他对如何整顿吏治,有着自己的看法与实践。甘、章两参案,就是其整顿吏治政治实践中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