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清政府对哈萨克族之关系与政策

乾隆、嘉庆时期的哈萨克族系指西起伏尔加河以东、里海东北岸,东达额尔齐斯河及伊犁河、楚河地区的辽阔大草原上游牧的哈萨克大、中、小三帐。1757年(乾隆22年)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统一西北边疆之际,大、中、小三帐先后臣属于清政府,成为清政府的属国,其中有一部分于1766年(乾隆31年)重新回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原游牧区域,成为清政府的属民。本文试就乾隆22年以后至嘉庆年间清政府对哈萨克之政治、经济关系与政策作一探讨。     

论清代乾隆朝对青海藏区社会的治理

清雍正二年平定了罗卜藏丹津叛乱之后,清政府立即加强了对青海藏区社会的治理和管辖.至清朝中期乾隆朝期间,清政府在继续实行雍正朝政策的基础上,依据全国及青海地区的形势,对青海藏区社会实施了具有弹性的政策.文章依据相关史料,探讨了乾隆朝对青海藏区社会的治理方略.     

六世班禅热河觐见史略

"因其教不易其俗"是清代处理民族宗教事物的基本指导思想。康熙、乾隆在避暑山庄做出的一系列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决策,使得康乾时期的民族融合超越了历史任何时期,最终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禅热河入觐,就是生动体现。清政府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予以隆重接待,《清实录》、朝鲜朴趾源《热河日记》等文献对六世班禅在承德的活动做了详细记载。     

乾隆时期叶尔羌的官方丝绸贸易

新疆叶尔羌是古丝道上一个对内对外的贸易重镇。乾隆二十五年始,清政府对南疆地区的叶尔羌实施官方丝绸贸易的经济政策。这项经济政策的付诸实施,不但促进了南疆维吾尔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安定,稳固了清政府对南疆地区的政治统治,而且通过官办贸易获得的利润就地解决了驻军所需的一部分费用。为边疆的长治久安,为贸易的各方都能获得可观的经济实惠和好处,清政府自上而下积极主动地开展了这一贸易。     

试论乌什起义

清朝派驻回城的满州贵族,一些人文化素质差,缺乏行政能力,并且贪赃枉法;同时,清朝对伯克制度改革不彻底等,是导致乾隆三十年的乌什起义的主要原因。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对南疆的统治政策进行了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地的社会矛盾,加强了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地位。     

我国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世系考订

十七世纪初,我国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之一部,在其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领下,由其原来的牧地向西迁徙,到达了额济勒河(额济勒河为土尔扈特语,即今苏联境内的伏尔加河)下游广阔草原,在那里辛勤开发、滋养生息近一个半世纪之久。1771年(清乾隆三十六年)由于不堪忍受沙皇俄国日益加紧的民族、宗教压迫、土尔扈特人民“终焉怀放土,遂而弃殊伦”,在其汗渥巴锡率领下,冲破重重阻碍,历尽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行程万余里,返回了祖国的怀抱。这一在人类历史上虽不是唯一的、但也是罕见的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事件,从它发生以来,一直是中外史学家们十分注目的问题。     

清代嘉庆朝对青海藏族部落社会的治理研究

[提要]清初,对青藏藏族部落社会沿明制“因俗而治”,以顾实汗为首的甘丹颇章政权在与清政府的交往中相互试探,随着清政府较为得当的边疆政策,顾实汗最终臣服成为清政府在青藏藏族部落社会施政的代言人。至雍正年间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雍正、乾隆两朝通过参考少数民族习惯法而制定了相关政策法规对青海藏族部落社会进行治理,自此清政府逐步将其控制起来,并将之逐步纳入到自己的治理区域之中。嘉庆朝沿用上述政策,并依据青海藏族部落社会实情对其进行治理。此时的青海藏族部落社会,尽管也有因清政府相关政策与规定的实施而引发的一些矛盾,但基本处于较为稳定发展的状态。     

那彦成新疆善后制外浅析

1826年,新疆和卓后裔张格尔在浩罕扩张势力的支持下入侵南疆西四城,扰乱了新疆自乾隆中期以来60多年的和平局面。平定张格尔后,为了靖内制外,加强边政和边防建设,清政府任命直隶总督、刑部尚书那彦成为钦差大臣,前往新疆总办善后事宜。那彦成在善后中制定了一套制止浩罕扩张,维护边疆安定的措施。形成清政府在西部边疆的首次对外政策,     

歙县江村商人的衰落原因分析

崛起于明代中后期的歙县江村商人至乾隆末年,开始走向衰落。究其原因,有多种因素影响,如江村商人资本的内耗、清政府商业政策的变故和战争的破坏等。     

试论中俄交涉阿睦尔撒纳事件

中俄交涉阿睦尔撒纳事件大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月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双方围绕是否引渡阿睦尔撒纳展开交涉;第二阶段从乾隆二十三年(1758)二月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双方围绕是否归还阿睦尔撒纳尸骨展开交涉。双方围绕各自的核心利益展开了激烈斗争,随着清朝在准噶尔地区统治日益稳固,清朝最终放弃了对阿睦尔撒纳尸骨的追讨。此事使清政府进一步认清了俄罗斯对中国领土的图谋和觊觎,提高了对俄罗斯的警惕。     

清代八旗生计问题探析

入关后,清政府对旗人采取了＂恩养＂政策,然而随着旗人人口的增加与旗丁的奢侈腐化,八旗生计问题便日渐成为朝廷的负担和社会的累赘。为此,清政府自康熙朝始,历雍正到乾隆朝耗费巨多帑项,采取汉军出旗、八旗非正身旗人出旗为民、设立井田、赏赐银两、赎回民典旗地、设立养育兵制度等诸多措施,以求解决、维系这种制度,均收效甚微。乾隆初年,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便开始提出了移驻京旗闲散回至东北屯田的思想,并在随后付诸实施,直至清末。虽然这一政策最终未能完全实现统治者的最初目的,但确有相当部分的京旗子弟留在了回屯地。     

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时期的联姻状况述评

土尔扈特蒙古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后,与杜尔伯特、准噶尔、和硕特、喀尔喀、卡巴尔达之间发生过多次联姻。土尔扈特与杜尔伯特联姻是伏尔加河流域杜尔伯特部形成的重要原因,是修复双方联盟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导致杜尔伯特未随渥巴锡东归的关键原因。土尔扈特和准噶尔的联姻是双方联盟的纽带,可以促进部落间交流,增强彼此间团结互信,巩固联盟,壮大实力;但是,联姻的破裂对双方的内外政治环境都会产生长久而深刻的不利影响。     

清末留学归国考试与清政府留学教育政策的变化

20世纪初出现的近代留学的第一个高潮中,清政府于1905年至1911年进行了七次留学归国考试。留学归国考试的结果使清政府对当时以速成教育为主的留日教育进行反思,并导致了清政府留学教育政策,特别是留日教育政策的一系列调整,也推动了清末民初留学潮流由日本向美国的转向。     

近代清政府对外国人入藏活动的管制政策

近代清政府对外国人西藏活动的管制政策是其对西藏行使主权的重要内容之一。该政策经历了明令禁止、有限解禁、弛禁三个阶段。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入藏的外国人实施驱逐政策。《天津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开始对入藏外国人的管制出现了松动的迹象,但仍对其进行劝阻和防范。《烟台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政府放弃了禁止外国人入西藏活动的政策。但在实际操作层面,清地方官员对该政策进行了变通。清政府在兑现外国人入藏承诺的同时,也试图防范列强对西藏的觊觎,这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列强对中国西藏的渗透。     

清代丁税对人口作用我见——兼论清代人口大增长原因

一、对丁税改革主因论的质疑据清政府统计,从一六四四年清王朝在北京建都算起,经过约一百二十年时间,清人口从几千万增长到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的两亿,一七九○年(乾隆五十五年)又超过三亿,最后在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突破四亿。从此,直到解放前,中国人口便在四亿左右徘徊;从此,奠定了现代中国庞大人口的基础。虽然在清以前,也有其它朝代人口数实际超过一亿甚至两亿的,但在中国封建社会     

乾隆庚子扬州设局删改曲剧始末

公元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冬,由清政府最高统治者授意,在扬州设局删改古今杂剧传奇。这是扬州文化史上颇值注意的事件。一设局的时间《扬州画舫录》卷五:“乾隆丁酉,巡盐御史伊龄阿奉旨于扬州设局修改曲剧,历经图思阿并伊公两任,凡四年事竣。总校黄文旸、李经,分校凌廷堪、程枚……。”据此,设局是在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历时达四年。身为总校的黄文肠在他手编的《曲海总目》前的序中却说:“乾隆辛丑问,奉旨修     

19世纪末清政府守旧派的外交观探析

19世纪末年的清政府守旧派非常痛恨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满于清政府的妥协求和政策,主张加强军备提高国力、实行强硬的对外政策、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其外交观中不失积极的因素。     

1875—1895年中日围绕朝鲜地缘价值观的国际纷争

1875—1895年,清政府和日本从各自的国家战略目标出发,形成了其相应的朝鲜地缘价值观,使朝鲜成为双方的必守与必夺之地。清政府的战略守势与日本的战略攻势构成了各自对朝政策的基本取向,由此形成了中日之间的20年国际纷争,其结局是中朝宗藩体制的终结并由日本开始独霸了朝鲜。清政府的朝鲜地缘价值观具有封建性,而日本的朝鲜地缘价值观则有明显的殖民性。对于此时期清政府和日本所推行的控制朝鲜的诸政策,应当给予必要的批判和谴责。     

从普宁寺的修建略述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

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夏五月,清政府平定了准噶尔部达瓦齐的割据势力以后,冬十月,乾隆在避暑山庄大宴厄鲁特四部(准噶尔、杜尔伯特、辉特、和硕特)的上层贵族,并分别按照满族贵族封爵的等级,授以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头衔。因为他们崇信喇嘛教,所以,乾隆遵循“皇祖(康熙)之定喀尔喀也,建汇宗寺于多伦诺尔,以一众志,式循旧章”,在避暑山庄北麓下令仿效西藏雅鲁藏布江畔“三摩耶庙之式”建普宁寺以作纪念(图一)。     

从满文寄信档看“乌什事变”真相

"乌什事变",是清政府收复新疆初期发生的影响力最为深远的历史事件,它不仅暴露了清政府经营与管理新疆事务的诸多问题,其后的善后措施更是奠定了清政府治理回疆的基本模式。但是,传统的新疆史料对此不仅记载较为简略,而且存在着诸多细节性的错误。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等稀见史料中,存有这一段历史的线索,可资从中探讨"乌什事变"的起因、过程以及善后措施,回溯"乌什事变"之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