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宗理性与宗教间的角斗与协同——评哈贝马斯与拉辛格的辩论

本文论述哈贝马斯与拉辛格一场有关道德与政治的关系的辩论.尽管他们在实践的层面都寻求理性与宗教之间的对话和合作,但理论立场完全不同.对于哈贝马斯来讲,这一对话和合作的基础在于交往理性能够吸纳宗教的积极因素,而拉辛格认为理性与宗教需要互相制约和互相净化.     

哈贝马斯和拉辛格论理性与宗教对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哈贝马斯与拉辛格于2004年1月19日在慕尼黑举行了一场有关理性与宗教的关系辩论.尽管他们在实践的层面都寻求理性与宗教之间的对话和合作,但理论立场却完全不同.对于哈贝马斯来讲,这一对话和合作的基础在于交往理性能够吸纳宗教的积极因素,而拉辛格则认为理性与宗教需要互相制约和互相净化.     

宗教在公共领域的角色——哈贝马斯的后世俗反思

宗教在公共领域的角色是一个争议性课题,不少自由主义者认为信仰是私人的事情,所以宗教不应在公共领域中担任重要角色。早期的哈贝马斯也有类此看法,然而近年他对宗教持较同情和肯定的态度,甚或对"世俗主义社会"的自足性提出深刻的反思。在哈贝马斯与拉辛格主教(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对话里,哈贝马斯提出"后世俗社会"的新概念,批判僵化的和排斥宗教的世俗主义。一方面,哈贝马斯仍然坚持他的后形而上学和沟通伦理的观点,相信世俗自由社会可在宗教或形而上世界观之外找到基础。另一方面,他看到世俗理性的限制,并肯定整体而言宗教对维系健全的民主是有良性作用的。他甚至认为哲学必须愿意从神学身上学习。他相信在后世俗社会里,宗教会持续存在,而我们也要对宗教的真理存开放性。在现代社会中,哈贝马斯关于后世俗社会的构想,应有助于激烈争辩的多方能更和平、更理性地沟通。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宗教意蕴——一种基于诠释学立场的解读

哈贝马斯构建公共领域学说的主旨是通过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研究,重建规范的民主理想.哈贝马斯在研究公共领域时,把宗教看成是理性的对立物,对宗教的排斥多于认同.然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公共领域具有很强的宗教意蕴.从历史上看,宗教早已参与到公共领域中来,并且宗教本身是政治公共领域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当代多元的社会里,宗教共同体和宗教话语更是公共领域多元因素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个隐含的悖论

作为当代最不遗余力地捍卫康德自主性观念遗产的思想家,哈贝马斯始终不渝地维护康德自主性观念为启蒙运动至今的连续理想。交往理性方案正是哈贝马斯试图替代康德实践理性方案、以推进康德自主性事业的根本成果。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替代康德的实践理性,其用意在于消除后者的独白化性质。但是,为了达成该目标,哈贝马斯不得不抛弃实践理性本质上葆有的独立目的规定;此举所导致的结果是,交往理性最终无法充分承载康德的自主性观念。这一状况显示出,在对康德自主性遗产的改造中,哈贝马斯面临了一个介于“事实”与“规范”之间的悖论性难题。     

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理性观比较研究

无论马尔库塞还是哈贝马斯,他们对当今资本主义的诊断和对科技理性的批判都起源于对于理性的考察和批判。马尔库塞认为理性本来应该是否定性与肯定性的统一,但是理性的分裂导致了理性的肯定性方面的单向度发展,而否定性的丧失,要解除科技的异化就是要恢复理性的本来面目,重新建立理性的批判向度。哈贝马斯认为理性的重新奠基在于区分劳动和相互作用,建立话语民主。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与翻译研究

哈贝马斯对先验理性、工具理性的批判和对实践理性的提倡使我们对传统翻译研究中的很多标准进行反思和质疑。其中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可使译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对实践理性的提倡使翻译观念能随社会、语言的变化而变化,使翻译研究奠基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批判和汲纳可使译者注重翻译的社会影响,使译者在其无意识向意识的翻译过程中注重社会规范的遵从。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之争有助于译者在翻译时注重与作者、文本的对话和交流,并使译者在翻译时通过反思与传统对话。     

理性批判两个阶段:语言学转向和伦理学转向──从《理性的界限:哈贝马斯、利奥塔以及梅莱尼·克莱恩的理性观》中看现代与后现代理性观

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的理性批判都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和伦理学转向，但得出的理论结论却截然不同：哈贝马斯致力于理性重建，强调共识；利奥塔则致力于理性的拒斥，强调分歧。     

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和话语伦理思想

理性是哈贝马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哈贝马斯一方面对传统理性展开了深刻批判,另一方面又力图以交往行动为基础进行理性重建,涉及到交往行动的涵义、背景因素、在社会行动系统中的地位、语言的地位及其职能,以及“交往行动”的合理性与合理化等问题。哈贝马斯还进一步把对理性的考察放到社会实践中去,阐述了交往实践活动中的话语伦理问题。哈贝马斯的上述思想,既具有进步意义,也有其局限性。     

权威之法与合法之法——拉兹与哈贝马斯法治观之比较

面对法治这一法哲学的核心概念,拉兹与哈贝马斯的研究路径各有千秋。拉兹以实践理性为法治的理性论基础,秉承传统分析实证主义的形式法治观,并引入法律权威概念来阐明合法性问题。哈贝马斯则以交往理性为理性论基础,在批判形式法治观基础上提出了程序主义法治观,认为只有经过特殊的民主立法程序,法律才具有合法性。     

哈贝马斯的理性批判与现代性问题的方法论重建

现代性问题一直是哈贝马斯批判理论关注的焦点。从黑格尔到德里达 ,现代性问题由确立到受质疑以至被解构 ,其根本原因在于 ,理性批判只是主体自我的反思性批判。这种批判不能真正实现对中心化主体的突破和超越。为了克服这一错误 ,哈贝马斯把主体中心化的理性转换为交互主体性的沟通理性。主体中心化的理性是以个体自我认同为基础的 ,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同是不可能的 ;而沟通理性是以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接受为基础的 ,就主体自我的存在而言 ,主体间的要互理解既是必要的 ,也是可能的。哈贝马斯把理性重建在生活世界和交往行为的统一活动中 ,为现代性问题奠定了新的生长基点和方法论基础     

哈贝马斯的理性重建——交往理性

理性是哈贝马斯始终关注的重要问题,面对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缺失,哈贝马斯不同意有些后现代哲学家颠覆理性的主张,而是在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视域内,在交往范式的基础上重建理性以拯救理性。本文主要想对他所建构的交往理性的内涵做一分析。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视野

哈贝马斯现代性视野的确立,与他对现代性问题意识的反思和对现代性之反面话语的批判密切相关。一方面,哈贝马斯分析了黑格尔现代性自我奠基理论的严重失误,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又对尼采之后的两种现代性批判话语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批判。哈贝马斯发现现代性哲学话语出现所谓“穷竭症候”的原因在于,它陷入了意识哲学范式不能自拔,从主体中心化的理性出发不可能真正实现对中心化主体的突破和超越。因此,范式转换、理性重诠是现代性重建的根本与基础。     

从黑格尔的元批判出发的一种认识批判──评批判的社会理论对知识与人类兴趣的关系的理解

哈贝马斯是按一种历史描述的方式把认识与人类兴趣的关系当作哲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问题来处理的。在本文看来,哈贝马斯的理论立场以黑格尔的元批判为基础,却综合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费希特的自我行动理论。通过这种综合的立场,哈贝马斯重释了康德旨在统一理性兴趣的纯粹理性批判。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区分了认识导出的兴趣与自我反思的兴趣,并把这两种兴趣视为统一理性兴趣的不可或缺的环节。这样,在康德思想体系中仅仅与个体性的道德直觉连在一起的反思的概念,就真正成为一种以确定自身的最高原理为目的的交往理性的反思概念。     

技术与科学何以为意识形态?

技术与科学如何作为"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认为其内在根据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理性的片面发展,即工具合理性压抑了交往合理性的发展,合理性标准被狭隘化为目的理性活动系统的工具合理性标准.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试图揭示技术与科学作为理性的产物是如何作为意识形态排斥其现代性基础,努力把人类从偏见中解放出来的理性为何并未必然导致人类解放的秘密,从而找出现代化合理实现的具体道路.     

哈贝马斯对康德伦理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哈贝马斯对康德伦理学的继承和超越体现在三方面:首先,从理性到交往理性.他们都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道德的普遍性原则,但康德的理性是个体理性,而哈贝马斯则在语言哲学的范式里建立了交往理性.其次,从主体性到交互主体性.这突出体现在"自我同一性"问题上.在哈贝马斯那里,自我同一性已不再是康德式的孤独主体的自我反思关系,而是主体间的彼此承认和相互认同关系.再次,从先验性到程序性.康德用先验性的理性来证明道德的普遍性.哈贝马斯认为,理性是任何商谈、论证都必须满足的合理程序,是一个程序性的概念.     

在理性与信仰之间——论索洛维约夫的宗教哲学思想

索洛维约夫的宗教哲学原旨是通过理性回到信仰,即为信仰而认知;其宗教哲学基点是确定理性的限度,为非理性和神秘性留下余地;其宗教哲学构建是希望超越抽象理性,实现一种理论与实践、哲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知识与生命的哲学综合。他的宗教哲学思想是深入地理解俄罗斯哲学、理解俄罗斯文化以及俄罗斯民族精神的钥匙。     

论哈贝马斯的理性观

面对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缺失，哈贝马斯没有放弃对理性的追求，而是在分析沟通行为与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在语言行为的基础上，建构起了不同于传统理性观的沟通理性。他以沟通理性为核心概念剖析现代西方社会理性化的矛盾，提出了解决现代社会的各种病症的方案。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补充和拓展了以往理性观的内涵，他的理性观也为西方理性指出了一条走出困境的可供选择的途径。     

哈贝马斯与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误读

哈贝马斯和鲍德里亚在生产领域之外考察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形成,并强调交往、消费和象征等文化因素的重要作用。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为基础试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而鲍德里亚则设想回归到象征交换主导的原始社会,并以拟像的进程解释历史的发展。哈贝马斯和鲍德里亚都未能充分理解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多重涵义,从而在考察历史发展过程中忽视了物质生产的基础性作用。     

技术与科学何以为意识形态?——哈贝马斯意识形态论探析

技术与科学如何作为“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认为其内在根据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理性的片面发展 ,即工具合理性压抑了交往合理性的发展 ,合理性标准被狭隘化为目的理性活动系统的工具合理性标准。在此基础上 ,哈贝马斯试图揭示技术与科学作为理性的产物是如何作为意识形态排斥其现代性基础 ,努力把人类从偏见中解放出来的理性为何并未必然导致人类解放的秘密 ,从而找出现代化合理实现的具体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