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诗缘情”说

拙文《论“诗缘情”说》(见《云南社会科学》85.5期)在谈到我国古代文论中“诗缘情”这一重要学说的形成过程时。曾把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不自觉、半自觉和自觉的阶段,论述了前两个阶段中缘情说的酝酿情况。这篇小文讨论第三个阶段:魏晋时期,缘情达于自觉,即缘情说理论产生的阶段。 鲁迅先生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论“诗缘情”说

我国古代文论发展至魏晋时期,有一个与传统的“诗言志”说相对的文学新论——“诗缘情”说崛起,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西晋太康作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之说。 自从“诗缘情”说提出之后,丈坛上发生了关于情与志、“言志”与“缘情”的长期争论,各说不一。有的论者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绝然对立,不可调和;有的论者恰好相反,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本是一个东西,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     

论五言诗的起源——从“诗言志”、“诗缘情”的差异说起

“诗言志”是阅读理论的总结,核心为赋诗以言志,其“诗”指《诗经》;“诗缘情”是创作理论的总结,其“诗”指诗体之诗,“诗言志”和“诗缘情”中的“诗”的内涵并不相同。诗歌的发展经历了《诗》———歌诗———诗三个阶段,“诗缘情”理论的提出和五言诗体写作兴盛同步,并且是针对五言诗的。五言诗发育不是传统的字句演进的过程,而是文人观念的自我突破。五言诗初始阶段作者疑伪或佚名,五言诗以杂诗为名,都是五言诗不入正体的表现。     

从缘情到言志 由类型化到个性化──论苏轼“以诗为词”的意义

“以诗为词”是宋人对苏词的评论。陈师道（后山诗话）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据说东坡曾以所作小词示晁补之和张来，问“何如少游？”两人都回答说：“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①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以上说法尽管褒中不乏贬词，但它表明词至苏武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即词的诗化倾向。对此，刘熙载（艺概）卷四说得较为具体：“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人，无事不可言也。”吴熊和先生说得更为直接明了：“凡可人诗的，亦以人词…     

从言志到缘情——中国艺术思想史的一条线索

言志与缘情是中国艺术思想史上两种不同的艺术观。它们之间,有时候表现为某种程度的兼容与同一,有时候表现为某种程度的对立与斗争。这个问题不仅在各个时代的当时就牵动了艺术思想史家和批评家们的触须,而且直到现在,也在不断唤起人们的兴趣。但是,以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就是只把它们当作一对对立的艺术思想的范畴,而没有把它们当作一个过程来研究。显然,这样一种研究,既有静止地看问题的形而上学性质,又有把观念同历史相分离的唯心论性质。本文主旨在于在摒弃这样一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把这一对从经验直观看来似乎是同时并存的范畴描述为一个过程。     

20世纪“诗缘情”阐释之述评

“诗缘情”是中国传统诗论中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的理论范畴。它最早见于西晋陆机《文赋》之中 ,后来它超越了文体论范畴 ,成为继“诗言志”之后又一重要诗学范畴。近百年来学术界对其阐释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诗缘情”与“诗言志”的比较、“诗缘情”的美学意义、“诗缘情”的诗学意义。对这一古老诗学命题 ,今后应从新的视角去分析它的内涵 ,挖掘其新的理论意义     

从“缘事”到“缘情”——论“三曹”对《诗经》宴饮诗的发展

从《诗经》开始,宴饮诗在中国诗坛上就占有一席之地。宴饮诗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是社会上君臣亲朋之间宴饮风气盛行的结果,而且与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宴饮诗在其发展历程中,于汉魏之际有一巨大的转折,即由“缘事”到“缘情”,这一转折,可以“三曹”的宴飨之作为代表。本文即探讨“三曹”对《诗经》宴饮诗的发展。     

从“言志”到“缘情”——试论中国古典诗学“意”本体论的遮蔽与显明

在中国文论史上,"意"与"志"、"情"一样,是文学之为文学最基本的构成因子,但"诗言志"与"诗缘情"作为两种最为基本的诗学本体论,遮蔽了与其所同出的"意"之存在,甚至剥夺了"意"在诗学本体论上的立足之地."以意为主",是宋代诗学对中国传统诗学本体论的贡献,是对"诗言志"、"诗缘情"所遮蔽的"写意"诗学本体论的显明,对于今天构建蕴含"言志"、"缘情"与"写意"在内的中国古典诗学本体论,具有不可忽略的理论价值.     

爱流涌动——以《再顾已倾城》为例兼论“诗缘情”

诗缘情是当代诗学界提倡的一种创作理念,也是诗歌创作发展的必然。该文着重谈了中国诗歌由诗言志到诗缘情发展演变过程;以《再顾已倾城》为例,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做到既言志又缘情的。     

闻一多的"诗缘情"论

闻一多批判地继承了古代“诗缘情”理论,指出人类的一切情感都是诗歌表现的范围,认为“哀艳”是诗歌情感的基调。他对“情”进行层级分析,指出不包含理性判断的男女之情是诗歌中最高最真的情感。闻一多反对专凭灵感作诗,主张在创作中“节情”。把文学当成神圣的理想和事业用心经营是闻一多“诗缘情”理论的基础。闻一多的“诗缘情”为新诗向诗的回归指出了一条道路,是我国现代诗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文论向现代转化的一次成功实践。     

“诗缘情而绮靡”的诗学本体论阐释及其诠释学意义

“诗缘情而绮靡”的完整表达体现了这个诗学命题的本体论性质,只有在诗歌创作和理解语境的转变中才能把握这个命题的历史出场的重要性,分析其与“诗言志”的根本差异,且只有从本体论上理解和阐释才能深入把握这个命题的丰富内涵和深刻意义。它从本体论上提出了“诗言说什么”“诗缘什么情”“诗怎样缘情”“诗如何绮靡”等问题,从而升华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理论意义的诗学命题。“诗缘情而绮靡”具有重要的诠释学意义,从本体论诠释学角度看,它体现了诗歌的自律性与表现性的统一、时间性与事件性的统一、情感性与语言性的统一。     

对“两个认识公式”的再思考

近年来,理论界有些人对改革中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观点提出了疑义,其中有的人甚至对它予以完全否定。笔者认为,对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观点确有认真研究的必要,因为:一则以往人们对它仔细考虑得并不够,而且也缺少必要的阐释;二则从实际来看,已经发生了一些人对它的误解或曲解。此外,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摸着石头过河”的观点忽     

诗词“言志”、“言情”观念比较

传统的文学观念中 ,诗旨和词旨是不同的 ,诗重“言志” ,词讲“言情”。由此出发 ,诗境和词境、诗言和词言也都表现出明显的不同。诗境阔 ,它着眼于写自然之境 ,而词境幽 ,它侧重于写内心之境 ;诗言重炼字 ,讲究诗眼的锤炼 ,而词言重炼句 ,讲究句子的精微描绘     

“文学自觉”时代的先声——《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说美学探幽

鲁迅曾认为,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自觉”的时代,那么是否可以说,陆机的《文赋》,乃是这一自觉时代的先声?作者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这一重大美学命题,继承发展了秦汉诗歌音乐美学思想,对文学尤其诗歌的特质,作了剀切腠理的精辟概括。本文拟就其中的美学意蕴,予以深刻阐述,以证其对诗歌理论乃至整个文艺美学的特出贡献。     

阿伯拉尔的“唯情”论与陆机的“缘情”说

没有感情,便没有诗,便没有文学。感情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重要特征。较早明确认识到诗(文学)的这一特征的,在中国美学史上,当推陆机,在西方美学史上,当推阿伯拉尔。阿伯拉尔(Abelardus,1079—1142年)是中世纪最有名的法国经院学者,出身于名门望族,后来自愿放弃父亲的遗产,投身经院,从事专门的哲学研究。阿伯拉尔生活的年代,欧洲封建社会已经历了六百年的历史,神学权威已牢固地树立起来。而他的哲学著作《神学引论》、《辩证法》、《哲学对话集》、《是与非》等,却充满了反叛神学权威的自由精神,遂招致宗教狂的迫害,被宣布为“异端”。阿伯拉尔本人则被迫四处流浪,过着极不安稳的生活。     

网缘关系的再思考

网缘关系是以互联网为交往媒介,人与人因网络结缘而产生的一种新型人际关系,具有虚拟性、弱联系性以及趣缘性特征。网缘关系的虚拟性为人们提供了平等交流的舞台,实现了话语权上的平等;网缘关系的弱联系性打破了强关系的信息垄断,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网缘关系的趣缘性塑造着“无组织的组织”的新型社会形态。但网缘关系也存在着交往隐忧,它不仅带来了人际诚信危机、导致网民易患网络依赖症,而且让传统隐私成为网缘关系的牺牲品。网缘关系的健康成长,需要通过提升主体素质、注重法律规范、进行文化引导、加强技术防范手段对其加以引导规范。     

中国古典诗学中的“诗言志”与“诗缘情”在中国新诗发展中的流变

中国古典诗学经过数千年的艺术积淀,已形成一套稳定而成熟的艺术形式,审美形态及具体的操作规范,进而在诗人的内在气质上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创作心态、观照视角及写作惯势.这种美学风范已形成一种潜在的艺术气质浸入历代诗人的血液.同样,古典诗学作为一种顽健的文化因素亦影响着,甚至制约着中国新诗的草创者们.因此,将"言志"与"缘情"置于意识形态/艺术本体,与外在功利宣传的载体/内在情感表达的物化形式,这两种理念上去阐释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历程,将会为梳理中国现代诗歌史提供新的观照视角.     

从汉魏思想到陆机的"诗缘情"

本文考察汉魏形上哲学观念和形下文学经验的演变,尝试为"缘情"说寻找内在的依据.性情论,在汉代占主导地位的是"性善情恶"论,但刘向、扬雄提出不同的看法,苟悦详细批驳"性善情恶"论,向秀肯定"称情自然",陆机及时吸收哲学思想上的这些新成果,肯定诗歌表现人们因生活中"非性之适"而产生的个人感情.在汉代主流思想之外,遭挫折、遭厄运的文人秉承了屈原的"发愤以抒情"的精神,而且随着时代的愈趋昏乱而越来越强烈,甚至要"娱情"、"放情",陆机总结诗赋创作的这种感性经验,而加以理论提升,提出"诗缘情"说,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理论命题,影响着后代创作和理论的发展.     

实现“两个率先”目标的行动指南——对“落实、聚焦、突破”的再认识

2月12日，市委书记王启敏在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关于“落实、聚焦、突破”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落实、聚焦、突破”的科学内涵。精辟概括了“落实、聚焦、突破”的价值体系，集中体现了转变干部工作作风、加强机关效能建设的本质要求，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坚持“落实、聚焦、突破”，使之成为我市朝着“率先崛起、率先实现统筹发展”目标前进的行动指南，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黄山大跨越发展，对于构建“和谐黄山”，建成“三个大市”，实现“三最”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对具体语境下"诗缘情"的解读——细读陆机《文赋》

本文在分析《文赋》的基础上,通过对《诗经》的以及后世文体发展的探讨,阐述了对“诗缘情”一说的理解,并试图对陆机相对于传统儒家文论的突破(而不是反叛)作出自己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