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国干涉还辽和李顿调查团的比较看国际干涉

三国干涉还辽和李顿调查团是两幕异曲同工的历史丑剧.前者俄、德、法三国扮演了倾向中国压制日本的角色;后者调查团五国则打扮成一副不偏不倚的"中立"面孔.结果是发人深思的,俄、德、法仅三国能迫使日本退还赃物,而国联当时有四十几国竞不能制止日本的侵略.对西方国家两次关于中国问题的国际干涉作客观的比较,可以看出在国际干涉的背后掩盖着的利益关系.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学习鲁迅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和分析事物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 理解本文根据表达思想内容的需要运用富有变化的语言的特点。 题 解 本文写于“九一八”事变三周年以后的一星期。“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奉行不抵抗政策,对日寇节节退让,短短三年,丧失了东北四省,华北地区也岌岌可危。帝国主义也纵容日本侵华,由它们操纵的“国联”调查团在其报告书中对中国极尽歪曲之能事,公然袒护日本。而国民党反动     

简论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

依赖国联是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外交政策。蒋介石在这一政策形成过程中确实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并非是他个人决策的产物,而是以国民政府党政要员早已形成的共识为基础。而从国民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欧美抑制日本的对日政策来看,它是“九·一八”事变以前对日政策发展的必然产物。如从国民政府与国联的关系来看,“九·一八”事变以前所形成的总想利用国联这一外交途径处理中国与外国军事冲实的决策倾向,是“九·一八”事变后依赖国联外交政策形成的前提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东北邮政的处置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邮政不断遭到日本的侵扰与破坏。事变初期在国民政府外交收复东北的策略下,邮政总局及东北地方邮局设法维持辽宁、吉黑两邮区的运转,以沟通信息并配合外交交涉。日本扶持伪满洲国后,其侵扰东北邮政的方式由直接侵吞转向利用伪满洲国强制“接收”。1932年6月,随着国联调查团离开东北,中日双方在国联的角力进入最后阶段。此时,日伪方面积极推动“接收”东北邮政,以塑造伪满洲国的“独立”形象,国民政府则采取封锁邮政的方式进行反击。纵观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东北邮政的政策,其核心在于寻求国际支持与对日不妥协,这与1934年国民政府对日妥协背景下的通邮谈判有着明显区别。     

英国与1931—1933年远东危机的结束──兼评《李顿调查报告》

英国与１９３１—１９３３年远东危机的结束──兼评《李顿调查报告》王宇博在以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为始和以１９３３年３月日本退出国联为终的远东危机时期，英国是“唯一在远东拥有较大利益的欧洲国家”①，对远东时局的演进有着重大影响。在危机的全部过程中，...     

“九·一八”事变期间中日两国在国联的外交斗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确定了对日不抵抗,将事变投诉国联解决的方针。中日两国遂在国联的“调处”下,围绕着事变展开一场外交斗争。这场斗争影响着事变的发展。本文略述斗争的梗概及经验教训。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和第二天,即9月19日,中日驻国联的代表即分别向国联第65届行政院会议通报了事变发生的情况。中日两国在国联的斗争由此开始。当时,中日两国都是国联的理事国。中国由于实行不抵抗政策,将制止日军侵略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国联的“调处”。而日本则出于独占中国东北的目的,不愿国联介入。 9月21日,中国代表施肇基正式照会国联秘书长杜吕蒙:要求国联行政院根据盟约第十一条所赋予的权力,“立即采取步骤,阻止事情之扩大而危害各国间之和平,并恢复事变前原状,决定中国应得赔偿的性质与数额”。9月22日,施肇基又在行政院会议上报告日军继续占领各地的情况,并公开提出上述照会中的要求。根据盟约第十一条的规定,如发生战争或有发生战争之虞时,联盟应当采取相宜行动,以保证各国安全。按此条无对侵略国制裁的规定,当时日军的行动已属侵略战争行为,中国应援引相应条款要求对日实行制裁,但抱着     

傅斯年与《东北史纲》

傅斯年以"书生何以报国"的爱国激情,忧心如焚地撰写了《东北史纲》第一卷,从历史事实上还击日本学者的"满蒙非中国领土"说,为李顿调查团的调查提供历史依据,具有政治和学术双重价值。但因为属于急就章,文中内容有易被人指摘之处,出于与日本学界争胜之念,郑鹤声和缪凤林等人对傅斯年的《东北史纲》提出了批评。     

《独立评论》时期丁文江对日主张述论

《独立评论》时期丁文江的对日主张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关注日本内政,对日本军国主义得势的严重担忧和警告国人不要把抗日的希望寄托于日本的经济破产;二是在国内舆论基本对国联调查团报告持否定态度的情势下,认为应该"好意接收"国联报告,争取和利用国际的同情与支持;三是热心军事,进行了很有见地的"纸上谈兵",提出自己的对日作战主张。对日主张可概括为:该谈则谈,不轻言战;该打则打,绝不放弃。     

“九一八”事变的教训

“九一八”事变绝不是几个日本军人擅自策划的偶发事件,而是日本国家意志的体现和日本整个国家机器协调运营的结果.若槻内阁决定将“事件”当“事变”处理,等于对中国不宣而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断送了国共合作形成的大好形势,为日本发动新侵华战争提供了机遇。蒋介石拒绝张学良的团结抗日主张,压迫东北军贯彻不抵抗政策,致使遏制侵略的可能无法变成现实。国联袒护日本强占中国东北,继之又想从日本手中共管东北,助长了日本侵略气焰和远东战争策源地的形成。从此世界进入了战争年代。     

德国对待1931-1933年远东危机态度分析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德国为了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和《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对日本采取了承认其在远东的霸权地位，认同其在中国的特殊利益的政策，以便争取得到日本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受这种意图影响，在“９．１８事变”爆发后，德国在国联采取了表面上“中立”，实际上袒护和纵容日本的政策，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从“哀毁”到“匿丧”——论古代官员对丁忧态度的变化

丁忧制度自西汉草创以来,虽历经王朝更迭,但始终绵延不绝,它几乎是一项与整个封建社会相始终的制度。然而,作为这项制度的规范对象,古代官员们对丁忧的态度却以唐末宋初为分界点,发生了了明显的转变。这种变化主要是受到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的影响所致。     

“实学”概念刍议——从顾宪成的“实学”概念说起

通过对顾宪成的“实学”概念的考察,我们发现,已有的研究中,大多只触及到“实学”概念的第二层含义,即认为实学既包括形而上道德性命之学也包括形而下功利之学。对于实学的第一层含义,即道体、性体之善未曾深究过。通过对实学这两层含义的追究,我们看到,“实学”不是相对于儒学的一种独立存在,也不是儒学的一种次生品,它是儒学在遇到挑战后的一次本能反应和自我凸显。在与其他学说尤其是佛学的对抗中,儒士们看到了儒学不同于佛学的显著特征,便给了它这个看似新奇的名字——“实学”。     

关于《论语·八佾》中的社

《论语·八佾》中的“社”,部分古代注本和几乎所有的今人注本,都解释为“木制的牌位”。本文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这里的社,是指代表社神的活着的树木,而不是木制的牌位。     

《论语》中“也”的用法探析

“也”作为语气词在《论语》中用得较普遍。从句尾的“也”和句中的“也”两个方面较全面地分析了它在各种句子中的用法及作用。     

论作为历史思想的《尚书》“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亦是一种历史思想。它最早渊源于《尚书》,与"殷鉴"思想、"先王"观念紧密相连,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尚书》历史功用思想,予后世以深远影响。     

《心灵史》与《荆棘鸟》主题之比较

产生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心灵史》和《荆棘鸟》均以其对人生、人性的深刻透视关注着人类的精神世界。文章从 两部作品的人物入手进行分析,并试图对作品所呈现的宗教观、苦乐观、女性观等进行深入探究。     

“铁军精神”的传承与“盐工精神”的塑造

把“盐工精神”上升为体现盐城工学院独特精神气质的大学精神，必须通过对“铁军精神”的传承来完成对已有“盐工精神”的重塑。按照“铁军精神”内涵和实质，从大学精神培育和地方高校特色养成角度看，“盐工精神”应包括六个相互联系的有机体：即矢志报国岛民族精神；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顾全大局的团队精神；服务社会的民本精神；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锐意进取的拼搏精神。要塑造“盐工精神”，就不能不到“铁军精神”这一优良传统中去汲取营养和力量。     

论“文体”涵义的四个层次

"文体"一词在中国古代文学语境中是一个涵义多重的复合名词,它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元概念,是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的起点。一直以来,学者们试图给"文体"一词一个在中国语境下的科学概念。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学领域里的"文体"是文学作品的体制形式的总称,它包括了文学类别、文本体裁、篇章体制和文学风貌等范畴。从逻辑关系上来讲,这四个范畴中,前三者是一个逐级层降的等级关系:文类是文体的宏观范畴,体裁相对于文类来讲是文体的微观范畴,但是相对于篇体来讲又是文体的宏观范畴。"风格"则是前三者在不同层级的审美精神体现,而"类→体→篇"和它们各自的风格都是文体的组成部分。     

对中国“民粹主义“ 的重新解读

中国的"民粹主义"具有中国特色:在概念和含义上具有广义和狭义两层内涵;在其内容和特征上呈现出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段的"民粹主义"。且这两个阶段的"民粹主义"在其历史背景、理论来源、阶级基础及理论表现形式上有着重大的差别,与此同时两者又在对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的忽视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对中国"民粹主义"的一种重新解读。     

从"意在象先"到"体无"--论王弼哲学的认识论及其美学意蕴

王弼的认识论主要包括两部分言意之辩和体无.言意之辩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被提出,研究者往往注意此文的第一段,对第二段则很少注意,第二段其实也有很深刻的思想,即意在象先的命题.此思想对干中国美学具有重要影响.体无是王弼哲学的最终追求.在意在象先和体无之间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发掘这种内在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王弼哲学.体无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的共同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