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偁对白居易讽谕诗的师法与超越

在宋初诗坛大兴唱和酬答之作,诗风轻佻浮华之际,王禹偁独树一帜,潜心学习白居易的讽谕诗,在思想内容、语言风格、艺术技法方面既有师法又有超越。王禹偁主要从美刺手法、卒章显志手法、比兴手法三个方面来学习、继承白居易讽谕诗的艺术技巧。在学习借鉴过程中,王禹偁不是完全概念化、公式化的套仿白居易诗歌,而是灵活地吸收白居易讽谕诗现实主义的精髓,创作上带有个性化的风格。     

赎罪、拯救与逍遥——论白居易讽谕诗创作的心理动因

在白居易前期的政治活动与文学创作中,一言兴邦拯救天下的政治热情与为民请命的内在赎罪冲动联袂而行,政治上直言极谏,诗歌创作中的讽谕诗"惟歌生民病",风格嚣张刻露,致使白居易政治和艺术上走入了双重困境,并因此而带来了他诗歌创作心理的变化,遁入了"知足保和"的逍遥之游,为其讽谕诗的创作画上了仓促的句号。     

讽谕诗的飞跃--试论罗隐讽谕诗对中唐写实讽谕的突破

晚唐诗人罗隐,创作了大量的讽谕诗.这些诗题材内容丰富,表现方式独特,突破了具有浓厚的传统儒家诗教观念的中唐写实讽谕诗的束缚,并弥补了其不足,推动了中国古代讽谕诗的进一步发展.     

试论中西讽谕理论的差异

"讽谕说"是西方诗歌的重要理论,中国诗人一开始就将这一理论贯穿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之中。从中西讽谕的运用来看,不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只能是中西诗人对诗歌认识的殊途同归。中西讽谕理论的内涵也存在明显差别:中国讽谕理论以温柔敦厚为核心,西方则只是解读诗意的一个层面;中国诗歌的讽谕意义主要通过比兴的手段获取,西方则是通过神话故事;中国讽谕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西方则是为了解释《圣经》。这种对比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有助于在对比中把握这一理论的各自内涵。     

《策林》与白居易“讽谕诗”溯源

白居易为应试编纂《策林》,其中与政治和文学相关的内容,反映出白居易对"讽教"的特别关注和独到见解。白居易的"讽教"观源于《诗经》的"美刺比兴",但《诗经》强调自上而下的政治教化,而白居易强调自下而上的讽谕、箴规,这种源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诗歌主张,成为其创作"惟歌生民病"的"讽谕诗"的理论基础。同时,"讽谕诗"的创作也与白居易自身的因素密切相关,其"惟歌生民病"的"讽谕"精神,一是出自"兼济天下"的道义情怀,二是本于"贵民"的政治思想,三是源于诗人的个人遭际。从理论到创作实践,"讽谕诗"经白居易发展成熟,后来成为唐朝诗人以诗讽谏的一种范式。     

诗·酒·人生——兼论白居易的诗歌思想

饮酒诗是白居易诗歌作品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贯穿了其诗歌创作的始终.白居易的诗歌,无论是讽谕、感伤诗,还是闲适、格律诗都散溢着醇醇的酒香.白居易纵情诗酒以避祸消忧,体悟人生.从他的饮酒诗,可以看见一个血肉丰满的真实的白居易,并能够窥见其思想发展历程,发现其人生发展轨迹.     

诗乐合一观与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

以往人们大多认为白居易的讽谕诗不具有可歌性 ,但相关资料表明 ,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具有非常明确的入乐意识 ,并形成了以“诗乐合一”为特征的诗学思想。充分认识这一点 ,对重新解读白居易《与元九书》、揭示其中所包含的独特诗学观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重视诗歌入乐的创作追求 ,对白居易讽谕诗审美特征的形成也有不可忽略的制约作用     

白居易的两种诗论和两种诗作——读《与元九书》随感

对白居易的诗歌创作,前人已有不少评论。建国以后学术界对他的诗歌创作给予了充分地肯定,特别是对他的讽谕诗评价更高。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主要表现在他的《与元九书》中。对于白居易诗歌理论的评价,多年来也是大都予以充分肯定的。也有个别论者对白居易的诗论和讽谕诗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近来重读《与元九书》,觉得白居易的诗论与诗作有些问题还应从二者的结合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元和讽谕诗之儒学指向及文学史贡献

元和文学堪称唐代文学的第二个高峰.表现在诗歌领域,其时形成了一股现实主义创作潮流,涌现出讽谕诗派作家群.讽谕诗派作品的儒学指向主要体现在维护大一统政权、民本思想、深沉的忧患意识、贯彻儒家之"诗教"等层面.该诗派继承并发展了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开创了浅切平易诗风一派,提高了古典诗歌之叙事艺术及促进文学大势由"雅化"向"俗化"嬗递,在文学史上作出重要贡献.     

白居易新乐府对宋元诗歌的影响

本文简要地论述了白居易以《新乐府》为代表的“讽谕诗”对宋元诗歌的影响 ,指出了它对宋代诗歌影响甚微 ,而对元代诗歌影响较大的具体情况 ,从中可以窥见宋元诗人在诗歌创作趋向和艺术风尚上的一些重要变化     

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笔谈)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傅玄诗歌情感处理方式及艺术手法评述

傅玄诗歌很少直接抒发个人情感,而是多用代言体,且往往堆砌意象,侈陈物色,从而冲淡了诗歌的情感。这种“力柔”的倾向,其实也是整个西晋诗歌的共同倾向,呈现出西晋时代精神的苍白和柔弱。同时傅玄注重诗歌艺术手法的创新,这正是西晋诗歌共有的“采缛”的时代风气。傅玄的文学观念,不是僵死的、呆板的,落后的,而是在模拟中追求创新,在继承中力求突破,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求变的倾向。     

略论全真教教徒的诗学观

金代全真教教徒王重阳、马钰、丘处机等人创作了大量诗歌,体现出独特的诗学观。他们不仅以诗歌来传道悟道、教化他人、联络道友、增进感情,还以诗歌来抒发道情和诗情,将诗歌当成传道、交友的文字游戏。他们的跨界创作偏离于诗言志、诗缘情的主流,成了宗教界、文学界别样的风景。     

在中西诗美的相融互渗中萃取诗的灵性——浅论洛夫诗歌对汉语新诗的独特贡献

洛夫在六十余年的汉语新诗创作中,以创造性的语言形式和意象营造,探索着"诗是一种有意义的美"的传达路径。而中西诗学理念的相融互渗,也成就了洛夫独有的诗学观念与独特的诗歌创作方法。因此,在诗情与诗思上,洛夫诗歌表现出了宏阔的宇宙意识与清醒的悲剧精神;在风格上,洛夫诗歌形成了"冷"和"静"的独有特征。     

晚清诗坛双子星:黄遵宪与丘逢甲

黄遵宪、丘逢甲都是晚清时期著名诗人,其创作风格相近而又各具风采。黄遵宪诗歌以其世界视野之大气,熔铸史实的诗史精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丘逢甲诗歌以民族意志之强烈和诗情的浓郁,成就一代诗名。他们别创诗界的努力,促进了中国传统诗歌形式向现代诗的过渡,成为诗坛统领级人物。     

借景抒情感悟人生--罗伯特·弗罗斯特哲理诗意蕴新探

通过分析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具有代表性的哲理诗,揭示了弗氏诗歌独特的创作手法和清新质朴的艺术风格,他在灵活运用英美诗歌的传统格律创作现代诗的基础上,发展了他关于"句子声音"的诗歌创意,用句子的声音、语调和自然节奏一起来传递和表达诗歌的意境,而比喻和象征手法的大量运用,更使诗歌看似在描述美丽的自然,实则蕴涵哲理,深邃隽永.     

宋代的诗意学说与洪迈的接受意识

宋代的诗意学说与洪迈的接受意识@张思齐$武汉大学中文系!湖北武汉430072~~     

沈德潜古代诗歌鉴赏评说

以沈德潜的古诗鉴赏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方法,对其古诗鉴赏所采用的评点、分时和分体、总评和分说等鉴赏方式进行探析。认为他的古诗鉴赏具有阐发诗教观念、指示诗之法式、援引前人观点、比较其它诗篇、锤炼鉴赏语言等鲜明特点。在此基础上,指出沈德潜的古诗鉴赏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沈约的声律理论与“永明体”诗歌

沈约声律理论的核心内容为“四声八病”说,这一理论既从正面提出诗歌创作的声律主张,亦从反面指出创作中应力求避免的病犯,是一种提倡形式技巧的理论。在其指导下创作的“永明体”诗歌句数呈现出由多到少、由不定到统一的趋势,并出现大量平仄合律的句、联,形成最早的“对式”声律结构,在体制上向成熟的律诗靠拢,是诗歌律化进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诗体。     

辽金诗僧与僧诗

辽金两朝诗僧可分为职业僧人和准职业僧人两种类型,前者的人数远远多于后者。其群体特征主要有三:丰富的漫游、访学经历有利于他们佛学知识、佛教活动经验的积累和陶冶诗情、增长诗才、提高诗艺;绝大多数诗僧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和文学创作能力;很多诗僧都具有深厚的佛学素养并在宗教事业或社会发展方面有显著贡献和历史地位。从创作的主题取向上来看,辽金僧诗的成就主要体现于佛理禅机诗、酬赠君主诗、抒发感触诗、表现俗情诗和山居修行诗五大类型的题材。辽金僧诗的独特魅力表现在多述山林幽隐之兴的"蔬笋气"和借佛典禅籍中的话语入诗、造意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