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事——审视唐诗兼及当今诗坛

中唐新乐府诗派力主"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对盛唐创新乐府歌辞的必然承继和推进.唐诗繁荣的"关键"就在于此.唐代诗人将"情"、"志"交融,并植根于"事",这是唐诗的自觉与自省.唐代多"事",故诗歌以多种姿态和神采去应对它、表现它,"诗"与"事"相互激发,联袂升华.唐诗的经验,有助于疗治当今诗坛的某种疲软和失重.     

论唐帝王对唐诗发展的影响

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顶峰,唐诗园地百花齐放;唐诗大家灿若群星。唐诗是唐代诗人群体的智慧结晶,但唐帝王对于唐诗发展的影响也非常重要。唐帝王身体力行对唐诗创作起着导向作用,举办应制、诗会活动对唐诗创作产生推动作用,看重诗人、礼贤下士对唐诗创作起到鼓舞作用。     

唐诗与音乐双生双美

唐诗不仅是以绘声传达音乐之美,而且唐诗的语言文字本身就蕴含着“音乐”,这是唐诗的魅力所在。诗中有乐、乐中有诗、乐入唐诗是唐诗一大特色。唐代诗人把大自然的音乐之美、空灵之美,作为诗歌创作艺术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审美境界是唐代诗人普遍的、自觉的追求,这也是当时诗作高下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唐诗所蕴含的这种音乐美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诗歌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论唐帝王对唐诗繁荣的贡献

以往学界认为 ,唐诗繁荣的局面是当时经济昌盛、政治稳定、思想环境宽松等特定条件所促成 ,也是诗歌自身传统发展的结果。本文则认为 ,唐帝王的个人作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首先 ,唐代君主亲自作诗引领时风 ;其次 ,敕编典籍滋养诗人 ;最后 ,以诗取士发现诗才。惟其如此 ,唐诗创作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明代戏剧中的"集唐"现象与唐诗传播

明代传奇和杂剧作品中都出现了"集唐"现象,这与时代的文化取向和传播氛围密切相关.明人对唐代文化的向往与追慕,是"集唐"的文化渊源;大量别集、选集的刊刻,文人热衷创作集唐诗等,是"集唐"的现实基础.另外,明人的集唐诗反映出对中晚唐诗歌的偏重,与"诗必盛唐"的主流观点有明显区别,借助于此,正可全面把握明代唐诗传播与接受的真实状况.而唐诗以戏剧为传播途径,客观上也扩大了其传播范围与接受程度.     

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唐诗史观

《四库全书总目》以目录提要的形式对有唐一代诗歌进行比较全面的评论和考证,可以说是一部简明扼要的唐诗史。它善于从诗歌史的角度把握唐诗的发展流变,强调诗人的独特创造,通过“推源溯流”、“比较批评”等有效批评方法,准确地概括唐代诗人的艺术风格和特征,既能够比较全面地把握唐诗的总体风貌和艺术成就,也能从诗歌史的角度给诗人以准确的历史定位,考辨精微,评价公允,体现了清代唐诗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是古典形态唐诗学的总结,对现代唐诗学的构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唐诗的典范作用

唐诗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成为后世诸代诗歌创作取法的典范 ,宋人模仿唐诗而兼力图自立面目 ,金、元两代诗坛亦以唐诗为准的 ,明清诗人宗唐已有相当的理论自觉 ,并表现出抑宋扬唐的倾向 ,近现代白话新诗的创作取向都深刻地为唐诗所影响 ,唐诗以其“如初发芙蓉”的美学特征和深厚蕴含浸润了中国诗歌。     

"盛唐之音"的声韵辨析

"盛唐之音"是时代的强音、唐诗的骄傲,高棅在<唐诗正声>里标举的"声律纯完",是对盛唐诗歌美学特质的提炼,确立了有明一代"诗必盛唐"的审美理想.明人以体格声调论唐诗,试图将盛唐诗妙不可言的声韵落实为有章可循的诗法,造成得其皮毛而失其精神的流弊.若专就诗的兴象风神而言,盛唐之音所表现的高蹈流走的生命情韵,能直接呈现于读者的感觉与想像里,宛若空中之音、镜中之花,是一种难以言传的韵外之致,也就是神韵.     

沈德潜在“诗教”原则下对唐诗的历史定位

沈德潜一生于唐诗用力甚多,唐诗在其诗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沈德潜重视诗歌史的梳理,也特别注重各时代诗歌所具有的"诗教"之用。唐诗是他对诗歌史进行溯源辨流的起点,也是其考察诗道兴衰的关结点。通过对诗歌史源流正变的清理,沈德潜将唐诗在诗歌自然流变史中的地位和其在诗道兴衰史中的地位结合在了一起进行考察。在诗歌的自然流变中,唐诗虽然处于诗歌发展之流,但又是诗歌之盛;在"诗教"传统中,它又传承了诗教之正。因此,在沈德潜的诗学体系中,唐诗获得了崇高的诗史定位。     

唐代书肆与唐诗的发展

唐代书肆是唐诗传播的重要的渠道之一.书肆的诗文集主要有四种来源:收买诗人的诗卷、雇佣书手抄写诗卷、自由抄诗手炫卖的诗卷、拓印金石铭刻诗文.诗文集的去向主要是士人.书肆为唐诗的即时传播和接受搭建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畅销诗卷对诗人的创作有着积极的鼓励作用,获得诗卷的士人在唐诗的熏陶中受到潜移默化的诗艺影响,这些对唐诗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明代唐诗选本中“以盛唐为楷式”之现象研究

明初林鸿论诗首倡以盛唐为"楷式"。后高棅将这种主张引入唐诗编选中,标示了明代唐诗选本发展的基本方向。虽然曾一度有选家反对这种"楷式",而竞相为选。但是,选本中"以盛唐为楷式"毕竟是当时的主流趋势。之所以出现这种选诗倾向,则同明代复古派论家基于文章与时高下的论调而建构起来的唐代诗歌史有密切关系。这种楷式最终确立于嘉靖中,并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两种具体特征:即以"李杜"为中心的极则楷式与以初、盛唐名家为中心的名家楷式。其"以盛唐为楷式"的终极目的则在于:径直接续盛唐诗歌成就,续写一种经典诗歌史。     

唐诗传播研究对重写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重写中国文学史,如果纳入唐诗传播研究的材料,可以从生活环境的诗化对唐代诗人身心的滋润、产生良好传播效果的诗作激励唐代诗人创作更多优秀作品、诗人之间诗歌传播过程中的诗艺切磋、追求传播效果促使新生代诗人出现四个角度更清晰地揭示唐诗发展的原因;可以破解一些文学发展中尚未解释清楚的文学现象,如唐人选唐诗少见杜诗、唐诗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等;可以更准确地评价文学史上的一些诗人或文学团体。     

日本藏南宋遗民诗人严子安“和唐诗”辑考

据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万里集九《晓风集》抄卷,参照内阁文库本《三体幻云抄》,可辑得严予安“和《三体唐诗》绝句”一百六十一首,比照相关文献可考知严子安可能是南宋遗民诗人,其身份近似汪元量.他以和唐诗的方式表达了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这些诗在传世文献中多已散佚,长期不为人知.从新辑出的诗作看,流行于日本江户时代的各类“三体唐诗”抄卷的文献价值值得关注.自宋以来就有“和唐”之事,但和写整部唐诗选本是《三体唐诗》一书流传之后的事.这既证明《三体唐诗》一书影响甚大,也反映出“和唐”“拟唐”在元已成一时风气.这是当时习诗者的一种学习方式,也是一种解诗方式与抒情方式.这一风气推动了以选本为中心的唐诗经典系列的形成,强化了人们关于唐诗的经典意识.     

贺铸词对唐诗的化用

贺铸词对唐诗的化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艳情与身世之感结合的角度化用杜牧、李商隐等晚唐诗人的作品;二是从清词丽句的角度化用李白、社甫、王维、孟浩然及大历诗人等盛、中唐诗人的作品.贺铸词对唐诗的化用,既有“得前人遗意”的一面,也有“自出新意”的一面.     

周珽的唐代五古诗学观

明末学者周珽《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简称《选脉》),共60卷,选诗2 400余首,是唐诗学史上重要的选本之一,也是唐诗学史上部头最大、最为厚重的唐诗选本.该书分体选诗、论诗,讨论诸体均有创见,尤其是五言古诗一体,所选最多(共13卷),分量最重,所论最有新意.周珽认为,在初盛唐时,五言古诗已经发展至全盛阶段,盛唐至中唐时美才辈出,群星璀璨,至晚唐方走向衰落,其他诗体大体上也符合这一规律.《选脉》着重讨论了五言古诗在"四唐"的转换规律,肯定唐代五言古诗是对汉魏六朝古诗的发展,对盛唐偏于描写"山水田园"的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较为欣赏;对以写边塞风物与战争见长的高适、岑参等人的诗作,亦予以较高评价;对李白、杜甫的五古,则予以高度赞扬,且李杜并重,并无偏颇.周珽论诗,以儒家"怨而不怒"说为指归,这与周氏家族的身世、学养、明末动荡的时代环境有关,但《选脉》以儒家思想论诗,却并不迂腐,而是平正通达而深刻,得"守正出新"之道.周珽论唐代五古艺术,注重发掘其新贡献,如论杜诗,在赞扬其质朴的基础上,突出其"大悲壮""大瑰丽""大宛转流利"等特点,对唐代五古"淡而有味"的风格,也有精当的分析.《选脉》融合了历代唐诗学者的思想精华,特别是能取明人高棅及"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之所长而去其所短,平正通达,其学术贡献应高于《唐诗镜》《唐诗归》等明末大型唐诗选本,值得进一步整理与研究.     

唐诗:"对面取象"的格式及美学原则

从诗的对面写自己的情思,这种创造意境的方法为“对面取象”,或曰“对写法”。它源于《诗经》。在诗法臻于极致的唐朝,这一诗歌创作技巧更为诗人们自觉而圆熟地运用;特别是在送别诗、怀人诗中,“对面取象”这一创作技法,以“实象”和“虚象”的交织为特征,以“实象”和“虚象”摆放的位置为格式,不仅能够深入细腻地达难达之情、述不尽之意,而且还能够使作品层次叠加有致、意境摇曳多姿。同时,唐诗中的这种创作手法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道士与唐诗

道士诗人作为唐代诗人的一个阶层,为唐诗的鼎盛作出了特殊的努力.本文对道士诗人进行了分类,并对各类代表诗人及诗作的特色进行分析.非诗人道士作为世俗诗人的交往对象,是引发诗人诗兴的直接媒介,本文以司马承祯、张果和毛仙翁等三位引发诗潮的道士为例,以见他们对唐诗繁荣的间接性贡献.     

唐诗的哲理叙述

唐诗主情,但也不乏丰富的哲理内涵。唐代的诗人们或以空灵明净的自然意境体现生命之理,或寓义理于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之中启发读者,或在宏大的历史意象中追问个体存在的本质,创作了一大批理在趣中,情理结合,包含丰富哲理话语的诗歌作品。唐人在哲理叙述方面的探索与创新证明了诗歌中“理”所存在的合理性。从整个诗歌发展流变史来看,它既是对魏晋时期哲理诗的革新与开拓,也对主理的宋诗产生了重要的嫡缘性的影响。     

诗家与僧家的因缘——唐诗中佛寺上人房(院)书写

唐诗中有大量咏佛寺的作品,反映了佛教文化的兴盛及其向诗歌领域的渗透。佛寺中有各种不同的设施,唐诗中涉及较多的是上人房或上人院,原因是上人房或上人院乃高僧大德所居之所,而在崇尚诗歌的唐代社会,诗人到处受到尊敬和优待,诗人游赏、会聚和入宿上人房和上人院,因而接触高僧的机会很多。这些咏上人房和上人院的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佛教发展的盛况,揭示了佛教与唐诗的互动关系,对于认识唐代诗人的活动和创作,了解唐诗丰富的文化意蕴具有重要价值。     

《唐诗鼓吹》选者辨析

《唐诗鼓吹》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唐代七言律诗选本,关于其选者,至今却无定论。一般认为是金末元初大诗人元好问所选,但明杨慎、清沈德潜、罗汝怀等认为选诗不佳,故否定选者为元好问;清施国祁则认为是元好问之师郝天挺所选;《四库全书总目》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认为“不著编辑者姓名,据赵孟序称为金元好问所编,其门人中书左丞郝天挺所注”。笔者对这些说法加以辨析,基本论定《唐诗鼓吹》为元好问晚年所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