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舆情治理:从系统分析到简约治理

在信息技术革命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频发的双重影响下,舆情场域发生了明显变迁,社交媒体平台的舆情治理不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点对象,自身也面临着层出不穷的新情况和新风险。面对社交媒体舆情治理日趋复杂化的状态,必须要坚持复杂的治理现状需要简约的治理机制的立场和方向,以简驭繁,围绕"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和"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的治理目标,建立一个简洁高效的组织体系。作为核心治理主体的政府,应以"规范权力"和"保护权利"为原则,与公众以及营利性社交媒体平台之间展开互动与对话,从而真正实现"一核多元"各归其位,让社交媒体舆情治理变成一个简洁流畅的过程。     

论网络空间的政治沟通

良好的政治沟通不能仅仅是信息的单向度流动,而应该是主客体之间在信息传递基础上的协调对话,通过良性互动,形成有关公共事务的共识.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问政"将成为一种重要的执政方式,网络空间政治沟通的意义也就更为重大.网络是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网络并不是理想的公共领域范型,其公共性具有一定的限度.这就使得网络政治沟通有着极大的两面性.当前我们必须从建立健全网络民意收集、回应机制,加强网络法律监管,净化网络道德,培育公共理性,缩小"信息鸿沟"的宽度等方面,来提升网络空间政治沟通的效能.     

公共领域理论视域下的网络反腐研究

公共领域理论是学术界分析公共舆论现象的常用工具。网络反腐中的公众意愿、诉求等,实质是公共舆论,因而网络反腐是公共领域的一种形式,并且是公权力合法性基础的重要源泉。从公共领域角度看,近些年来网络反腐取得了显著成效,有效制约和监督了公权力。但当前网络反腐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加以规范。规范网络反腐参与者言行、重建网络反腐公共舆论领域、完善"上传"和"下达"机制以及推进预防与惩治腐败体制改革等,是推动网络反腐规范发展的重要举措。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培育模式新探——基于网络实践活动进程视角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社会随之成为人们生存的新环境.在这种新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如何"满载而归",不仅是理论难题,更是现实困扰.而人的网络实践活动进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模式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从人的网络实践进程出发可将培育活动发生场域确定为"器物"场域、"界面"场域、"网络空间"场域、"网络生活世界"场域,根据每个场域的特征和中心问题,有针对性地实施主体教育模式、感知吸引模式、信息耦合模式、精神升华模式等培育模式,四种模式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以此抢占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制高点和新阵地.     

中国虚拟公共空间的内在逻辑:五重效应

网络时代语境中的网络公共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是阿伦特、哈贝马斯笔下"公共领域"的延伸,但转型时期我国"网络公共空间"并不符合哈氏公共领域理想类型,处于"次公共领域"或"半公共领域"状态。五重效应构成透析我国网络公共空间的五维向度:蝴蝶效应、破窗效应、"匿名制服"效应、"沉默螺旋"效应与"群体极化"效应。"网络公共空间"一系列要素:话语、监督、理性、法治、监管,只有在"网络理性"精神下融为有机制衡整体,网络空间才能逐渐接近"公共领域"状态。     

论跨域治理多元主体间伙伴关系的构建

当代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日渐增多,错综复杂的跨域公共问题大量出现。面对大量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的社会公共事务,仅仅依靠地方政府这个治理主体难以解决,需要运用跨域治理理论,多元主体之间构建伙伴关系,共同进行有效的治理。本文以湖北省梁子湖水污染防治为例,阐明为了有效应对跨域公共问题,需要跨域治理多元主体之间构建伙伴关系,并提出了建立伙伴关系的具体路径。     

论网络空间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融合及影响

文章以"网络空间"为研究对象,借鉴相关"空间"理论,从私人领域公共化和公共领域私人化两方面描述了公私领域的融合现象.从网络空间中主体的自由切换性、"秀时代"个人空间的开放性、网络技术等三方面探讨了公私领域融合的动因,指出网络空间中公私领域融合的现实影响.     

网络舆论与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

哈贝马斯所提出的独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外的中间场域--"公共领域"能否在中国互联网迅速普及的趋势下逐步建立起来?由互联网催生的网民群体是不是"公众群体"?他们是否具备"公众精神"?网络舆论是否公平、公正?尽管标榜自由、民主、平等的互联网与传统媒体已不可同日而语,但网民群体依然无法与政治、经济强权势力相抗衡,难以形成独立人格、理性辩论的公众群体.因此,目前中国的网络舆论依然处于少数精英领导、多数民众趋同的状态,"公共领域"的建构还将任重而道远.     

社会化传播背景下舆论场的重构

Web2.0时代内容生产的社会化正逐步解构原来的舆论场域,为舆论管理提出新的课题,"两个舆论场"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随着受众向互联网世界的迁移和媒体融合进程的加快,舆论割据的局面必将被打破,舆论场域的交融和整合势在必然。当下舆论场存在三大问题:信息场割裂,舆论场对话机制不完善,社交媒体的"信任传播"模式解构传统舆论引导效果。因此,重构舆论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传播理念从政治宣传走向政治传播;鼓励多元主体以平等身份在互联网平台上公开对话;构建更加客观真实全面的拟态环境;在舆论管理中建立"受众思维",在争取情感认同的基础上实现价值引领。     

现代人归属感的缺失——以“公域”与“私域”的区隔为视角

"公"、"私"概念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一个漫长的演变史,但其原义是一组具有背反关系和伦理本性的二元对立概念,"公域"、"私域"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间的区隔,决定性地影响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定位和归属问题。而在西方的"公共领域"理论中,"公域"具有鲜明的政治批判功能。在现代生活中,公私领域的结构转型带来了认同焦虑。受大众传媒或新媒体的影响,"公域"与"私域"之间的界限愈益模糊。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私人领域越来越被日益扩张的公共空间所征用;另一方面,一个以全社会为单位的公共空间正在形成。     

"脱域"公共危机治理与区域公共管理体制创新

"脱域"公共危机的发生将急剧改变公共管理和公共资源配置秩序,导致区域性社会运作机制中断或瘫痪.而"切割式"的现行行政区行政模式与"脱域"公共危机的逻辑错配,使"脱域"公共危机治理处于"低效"或者"失灵"状态.以"网络式"的区域公共管理体制作为平台,既整合纵横向政府系统内资源,又积聚政府系统外的市场和社会资源,能够实现对"脱域"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公共管理新发展格局:行动逻辑、优化契机、形成机制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我国公共管理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提出了新要求、新契机.以人民为中心、问题导向、忧患意识和深化改革,共同构成了新发展理念下公共管理行动逻辑的关键环节.新发展理念给公共管理带来系统优化的重要契机,也集中围绕主体、制度、技术和价值四个维度得以实现.基于新发展理念的公共管理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机制,离不开以政府治理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共治,以民主法治为内核的体制机制保障,以网络信息为支撑的技术应用驱动和以新发展理念为主旨的价值体系引领.     

公共管理新发展格局:行动逻辑、优化契机、形成机制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我国公共管理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提出了新要求、新契机.以人民为中心、问题导向、忧患意识和深化改革,共同构成了新发展理念下公共管理行动逻辑的关键环节.新发展理念给公共管理带来系统优化的重要契机,也集中围绕主体、制度、技术和价值四个维度得以实现.基于新发展理念的公共管理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机制,离不开以政府治理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共治,以民主法治为内核的体制机制保障,以网络信息为支撑的技术应用驱动和以新发展理念为主旨的价值体系引领.     

环境风险社会放大的网络生成与法律规制

网络时代,环境风险的社会放大获得了新的场域,环境风险信息通过网络实现放大,产生涟漪效应,并导致严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次级后果。其生成的主要原因是网络规制立法相对滞后、现实利益表达机制不畅、网络公共领域逐渐形成、地方政府环境风险应对失策等。因此需要完善环境风险网络沟通的法律保障机制,建立环境风险网络生成的法律预防机制,构建环境风险相关各方的利益整合机制,健全环境风险网络社会放大的监管追责机制,以有效应对环境风险社会放大的网络生成。     

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理论预期、实践难题与路径选择

协同治理倡导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平等性、协同性和有序性,通过系统内各要素或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协作产生集体效应,为解决单一主体无法有效治理的跨域公共问题提供了可能,可以实现服务与资源、政策与管理的协同增效。但当前在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过程中,仍面临着目标一致形成困难、权力共享实现困难、公民社会发育迟缓和正式规范先天不足等实践难题。因而,以协同理论为指导,培育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的社会资本,完善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的法规制度,规范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的权责体系和健全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的运行网络,就成为实现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中各要素、各系统、各部门协同增效的有效路径。     

中国网络公共领域建构的理想与现实之思

网络公共论坛的发展,给公共领域的重建提供了契机。很多学者认为网络虚拟空间可以代替现实的公共领域,走向公共领域的重建。但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并不能自觉地满足公共领域的重建条件。不管是人性"本我"的非理性狂欢,还是政治参与的同情与伪善,都对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提出了挑战。因此,建构网络公共领域,需要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国家公权与私权的分离;完善民主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与程序化路径,约束网民的非理性狂热;加强网络素养与道德规范教育,提高上网的文明程度。     

公共人：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公共领域是“行动者”造就的公共空间;公共性则是“行动者”生产的公共理性。这些公共领域内的“行动者”可称之为“公共人”,公共领域也就成为公共人的行动场域,公共性成为公共人的核心价值。治理是指就公共议题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合作网络。现代国家治理则是实现国家政权与公共领域协同合作,在公共人供给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上,保障国家追求公共善的有效性。由此可见,现代国家治理需要由公共人建构的公共领域与生产的公共性,更需要建构公共领域与生产公共性的公共人。因此,公共人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及其生态治理

抽象的内在本质和价值只有通过外在结构和机制的表达,才能够得到清晰的呈现。在解读公共领域结构性要素及其运行机制的基础上,肯定了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并从生态学的视角对网络公共领域进行了解析。分析了网络公共领域中个体网民的行为失范、网络种群的极化倾向、网络群落的民意稀释以及网络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不和谐因素等生态失衡现象,并从公共理性的培育、网络空间的把关、信息鸿沟的弥合、法律制度的供给及网络公共领域的现实回归等方面提出了网络公共领域生态治理的思路。     

从理性独白到视域融合——论网络舆论引导的范式转型

当今早已不是“舆论一律”的时代,而网络舆论引导与舆情应对主体却仍有浓厚的“自我意识”,在多视域合围的压力下不得不陷入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性困境”.因此超越主体性,实现舆论引导方式或调控机制的范式转型,规约公共领域中的多元主体,构建网络舆情应对的主体间性交互模式,形成异质共存、和谐共在的网络和谐生态已刻不容缓.     

公共领域、交往理性与网络空间中的主体性建构

公共领域作为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国家之间的公共交往场所,为公众自由发表言论、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一个民主化的平台.有效发挥公共领域的民主政治功能,关键是要抛弃自我中心的意识哲学范式,重新建立交往理性.19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模式已经逐渐瓦解,而20世纪后期出现的网络空间构成了一个全新的公共领域,是公共领域的又一次转型.在网络公共领域中构建主体性,使网络交往行为更加合理化,是现代社会值得人们关注的一个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