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新罗渤海两蕃使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从唐代宗至五代时期,平卢军节度使兼押新罗渤海两蕃使驻山东半岛青州,受朝廷之命负责新罗、渤海等东亚诸国使者出入境的护送及其它外交事务.押新罗渤海两蕃使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坡芽歌书》图案符号研究

<坡芽歌书>里的图案符号还未达到成熟文字的程度,但是在这些符号中出现了表形、会意和指事符号.一些符号在歌书中被反复使用,具有一定的文字组合规则,因此,<坡芽歌书>是有别于原始的记事符号的一种原始文字.对<坡芽歌书>图案符号的内容及其表现形式的综合分析表明,这些图案符号属于图画文字,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壮族的一种自源性图画文字.     

东巴图画文字的产生和运用

纳西族的东巴图画文字是世界上少有流传的图画文字,这种图画文字为国内外研究古文字的专家所注目,在本世纪的三十年代初便形成一种热潮,至今未衰,纳西族东巴古籍中的图画文字便成为一份研究古文字起源和发展的难得可贵的资料。一些专家还对纳西族东巴图画文字的起源和发展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本文不是想论及东巴图画文字的特点及某个具体的东巴图画文字的起源和发展变化,从而论证纳西族东巴图画文字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而只是通过东巴古籍中的一些材料,对作为整体的东巴图画文字的产生和运用作一番探讨,以求教于有识之士。     

李白的家庭出身考异

李白的家庭是富商,曾成为一种流行的说法,郭沫若同志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此作过具体而肯定的论述。但根据现有的史料判断:李白的家庭并非富商,李白之父迁居到绵州昌明县青莲乡也不是来经商的。即使如郭老所述的李白之父经营了那么大的商业,其家庭必然住于通都大邑,才便于运销商品和获得信息。可是绵州昌明县青莲乡既非通都大邑,又     

论西夏文的形体结构和造字方式

西夏文是西夏王朝创制和使用的一种文字。西夏大庆年间(公元一○三六——一○三七年),统治者李元昊命令他的宠臣野利仁荣创制了西夏字。西夏字产生之后,被定为“国书”,在官方文书中使用。宋景祐四年冬(公元一○三七年),西夏设立蕃汉二字院以教授蕃(即指西夏文)汉文字。《西夏书事》云:“元昊既制蕃书,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于是立蕃字、汉字二院。汉习正、草,蕃兼篆、隶。”当时,用西夏文翻译了不少汉文典籍以为西夏人诵习之用,如《孝经》、《尔雅》、《贞观政要》等。西夏著名学者斡道冲还曾以西夏文写了《论语小义》和《周易卜筮断》等书。     

李白干谒文刍析

对李白《上安州李长史书》、《上安州裴长史书》、《与韩荆州书》等四篇干谒文进行论述,并提出"干谒文张扬了李白的个性,显露出一代诗仙的英风豪气,充分展示出其豪放不羁、傲岸自负的个性特征"等观点。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考论

《上安州裴长史书》是研究李白开元年间行踪交游的重要作品。《上安州裴长史书》系年历来说法不一。本文结合李白诗文和其他史料对其行踪交游进行考证,认为此《书》应当作于开元二十二年,写作目的是希望获得裴长史的举荐,从而为李白开元年间入长安提供佐证。     

试论李白散文的艺术性

李白一生写了不少优秀的散文,如《与韩荆州书》、《春夜宴桃李园序》、《上安州裴长史书》、《泽畔吟序》等。本文试就李白散文的艺术特色进行粗浅的分析。(一)李白自述其文章是“清雄奔放”的,这颇能确切地概括其散文的的风格特点。李白并没有能自觉地从事散文创作,其作品则是表书序记一类。其形式基本是骈     

从读安旗著的《李白传》中所想到的有关李白生平的两件大事

读了安旗同志的大著《李白传》后,引起一些联想,不妨写出米以作引玉之砖。 安旗的书名叫《李白传》。据云是在《李白年谱》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文学性传记”,其“生平大事都有所本”。作者才气横溢,叙述细致,情景交融,使人受益。但是书中对于李白在长安的活动与生命结束前后是否得到李阳冰的真正关心这样两件大事,前者写得有点走相;后者却放理想化了。     

安禄山何时任平卢节度使?

《安禄山事迹》卷上载:“(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三月九日,加特进。时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至平卢。禄山谄佞,善伺人情,曲事利贞,复以金帛遗其左右。利贞规朝,盛称禄山之美,遂授营州都督,充平卢军节度使,知左厢兵马使,度支、营田、水利、陆运使,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顺化州刺史”。《旧唐书》卷9《玄宗纪》载:开元二十九年七月,“幽州节度副使安禄山为营州刺史,充平卢军节度副使,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这类记载看起来似无疑问,其实不然。     

李白与陈子昂

李白对陈子昂非常敬佩,二人在诗歌创作、诗歌艺术主张等方面都有继承关系。李白以复古为革新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与陈子昂一脉相承。李白曾经认真模仿过陈子昂的诗歌,在具体的诗歌语言技巧和构思方面的学习则更多。     

李白乐府诗歌《蜀道难》等三首同音重复的语言风格

李白三十多岁初入长安时期创作的乐府诗歌《蜀道难》、《行路难》、《将进酒》是其诗歌创作第一高峰时期的代表作。本文运用汉语韵律学的理论,分析李白《蜀道难》等三首乐府诗歌中运用同音重复手段所产生的一唱三叹、突出主题、加重感情等音韵魅力和语言风格,揭示了作品中语言风格与托物言志的意境、“挥斥幽愤”的思想感情是融为一体的,让读者从新的角度体味李白乐府诗歌崇高的浪漫主义意境。     

李白避乱隐居时期的创作及政治期待

安史之乱对李白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场战乱使李白创作的关注点走向了社会现实。同时,在对社会现实的描写中,表达了自己在战乱中的政治期待,这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热情的流露,较之前具有了安邦定国的现实内容。     

李白与鲍照诗歌的继承关系

李白对建安以后的诗歌采取总体上否定,具体上肯定的态度。他对鲍照特别推崇,常自比鲍照,古人对李白与鲍照诗歌的继承关系多有提及。李白领悟鲍照诗歌豪迈深沉的气势,受鲍照诗歌强烈的主观色彩影响。鲍诗写妇女题材中有气骨;鲍诗的语言奔放流畅,自然俊发;鲍诗的结构起句突起、收句陡收,中间疏放;鲍诗想象奇妙,意象奇异。凡此种种,皆被李白继承。李白有不少诗与鲍诗的继承关系明显,更有不少名句从鲍诗化用而来。李白学习鲍诗是由于二人的性格相近,遭遇相近,有相近的艺术追求。     

新出文献与李白研究述论

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和间接涉及李白其人其诗者有二十余方,可以综合利用这些墓志以印证传世石刻和史传文献,探讨李白的生平、交游、婚姻情况,解读李白的诗歌作品,探究李白的影响,还可以从特定层面提供观察李白的材料和阐释其诗歌的方法。首先,可进一步探讨李白在安史之乱中的行踪;其次,探讨李白与古文先驱者李华、韩绅卿、韩云卿的关系,进而考察李白的复古思想与古文运动的联系;再者,通过出土文献印证李白的诗文作品;最后,通过新出墓志对李白影响的记述,可深化对李白及唐代文学史的研究。     

农业技术类期刊编辑规范探讨

提高农业技术类期刊编辑质量 ,编辑人员应全面、系统、准确、熟练地掌握和运用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 ,做到语言文字规范、符号的规范使用、法定计量单位的统一、数字和外文字母的正确书写及行文规范化等 ,使期刊编辑规范化。     

宋代李白诗歌辨伪活动述论

李白部分诗歌一直有真伪之争,辨伪工作是李白诗歌研究史和接受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宋代,有关李白诗歌的辨伪曾形成过一股风气。唐宋时期李白诗歌的编集不是很完善,存在大量佚诗,在宋敏求、曾巩的整理本之外,书法、笔记小说、诗话等文献记载的李白诗歌真伪杂陈,因而引起学者、诗人、诗话家的关注与辨别。宋人在辨别李白诗歌真伪的过程中运用了文献溯源、书法鉴定、辨别语言、体悟风格以及直觉判断等方法,这些辨伪方法是宋人诗学思想与时代思潮的体现。诗歌辨伪的结论并不强求统一,相反,辨别争论的过程才是李白接受史的精彩片段。     

李白诗歌创作的神话思维特征及其体现

李白诗歌创作风格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借助了古代神话的思维意识，并结合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将这种思维意识加以拓展体现，通过转换非现实的神话意象的内涵表现，把各种文化元素统合在自己的思维之中，又把统合过的文化元素发散到宇宙万物，跨越时空，思考生命的现实与未来。于是，各种表面上缺乏逻辑性联系，不可组接的意象之间便产生了超逻辑的链接，从而使人与宇宙万物产生了一种新的生命因缘，创造出一种新的自我的生命旋律和时空结构。     

李白对《诗经》的接受

李白对<诗经>的接受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他在思想上自觉把<诗经>当作反对齐梁柔靡之风的武嚣;第二,他与<诗经>有着相同的精神契合点即抒发性情;第三,他看重<诗经>的政治讽刺精神.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白在其作品中从字词、句式、意境、手法、题材等各个方面对<诗经>进行了接受.     

被忽略的先锋——论少年中国学会诗人群与中国象征诗潮的关系

少年中国学会诗人群是一个很少在现当代文学史各类书籍和评论性文章中出现的诗人群体。但在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潮流的诗歌理论和写作技巧的认识、理解这一方面,他们早于李金发等人为首的中国象征诗派,对这种来自异国的诗歌营养加以吸收,从而为完善不成熟的白话新诗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