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论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主要是就探求治道而言的，其核心内容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天人”、“古今”两个方面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思想体系。司马迁继承了孔子著《春秋》以道义的传统，通过撰史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不满当时政治思想领域中的各种政治理论；并与历史上寻求治道者相区别，提出自已的卓越见解。     

《史记》的“好奇”与“成一家之言”关系探颐

《史记》中的奇言、奇行,奇人、奇事,可谓是俯拾即是,人们对这些现象的研究,往往也只是停留在表象上的概括总结,而忽略了产生该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成一家之言"的推动。本文拟从《史记》的体例建构;素材剪辑;人物选择;人物塑造四个方面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也谈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

“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根本原因。其主观意图主要并非在写书体例等技巧上以有所创新见长，也不是要以为农民起义领袖作传取胜。而是通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表达自己的崇道立场和以民为本的政治价值取向，以区别于当时“儒术独尊”的社会潮流和以君为本的政治价值取向。最终体现出两种不同的用人观。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探

司马迁著《史记》以"成一家之言",其主观动机是在历史叙事和历史批判的史书著述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即在史书的不朽价值基础上建立不朽之名。司马迁对自我价值实现不懈追求这一精神贯穿在《史记》的创作中,表现在《史记》的每个人物身上。这种精神源自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以道自任的自主精神与耻功名不表于后世的价值取向。司马迁在《史记》创作中不仅表现为对自我命运的关怀,更渗透着对历史发展规律本质的探索和对个体生命以及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论司马迁的文学思想

司马迁注重立言不朽,主张成一家之言,继承《春秋》笔法,写作《史记》,褒贬人事,表达情感。他联系自己的实际和有关的史实,论述文学史上带规律性的问题,提出发愤著书说。他概括先秦以来儒家的诗乐理论,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与感染力量,强调文艺为社会政治服务。他首先为文学家立传,以知人论世的方法、思想艺术兼顾的标准和公允的态度评价作家与作品。     

谈司马迁“求真”的实践

每一位严肃的史家都会把“求真”作为自己的职责,力图真实地反映历史,然而在实践中却很难做到。《史记》内容丰富,叙事独到,论史深刻,得以真实、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被誉为“实录”;“求真”是“经世”的基础。     

司马迁的人格魅力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另一位文学巨匠,也是世界史学史上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史学巨著《史记》是世界上第一部百科全书,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名著.但司马迁对整个中国文化的贡献却不仅仅是《史记》,还有他忠于理想、忠于事业、百折不挠、忍辱负重、爱憎分明的魅力人格,成为后世人们学习的榜样.     

司马迁人才思想探赜

司马迁采用人物统领事件的纪传体形式来叙述历史 ,将人物置于异常显著的位置。他不仅从历史的角度传叙历史人物 ,而且以思想家的睿智思考着历史人物之所以脱颖而出、名垂青史的原因。他的人才思想总体上具有开放性与进步性的特征 ,他考察历史人物注意到“势”的影响作用 ,他强调以“隐忍”和“发愤”应对人生苦难屈辱。他有关成材的真知灼见如吉光片羽般散见于《史记》 ,迄今仍有认识借鉴价值     

司马迁的传记文学观

司马迁有一贯而明确的创作指导思想,即传记文学观,其主要表现为第一,"人"是传记文学的根本审美对象;第二,真实是传记作家的良心和责任;第三,追求生动而深刻的艺术性;第四,传记文学必须有哲学深度.     

公选课“司马迁与《史记》”教学模式探微

开设＂司马迁与《史记》＂全校公选课,对引导大学生回归原典、立身成人和探究治平天下的道理有着重要的意义。根据＂见微知著,讲史明心,塑民族之魂＂的教学理念,综合运用传递——接受型、引导——发现型、情境——陶冶型等多种教学模式,融讲史、审美、释义、解经于一体,在教学实践中摸索一条适合大学公选课堂的《史记》解读之路。     

司马迁动机观浅论

司马迁撰写《史记》,为的是探索中华民族史的发展规律,通过描述许许多多的人物活动来实现这一目的。人物活动都受着动机的驱使。司马迁充分认识到了动机的重要性,同时又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     

司马迁人才思想探赜

生活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受时代风气影响,冲破了前人在尚贤、知人方面的僵化模式和世卿制的思想羁绊,在其伟大的著作《史记》中分别阐述了有关人才基本素质、成才、人才事关国家兴衰以及用才等方面的人才思想,总体上表现出实践性、开明性和人民性的特点。司马迁的人才思想在今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前后的思想演进

司马迁著成千古传世之作《史记》,其原因前人已经作过许多探讨,太史公自己的《报任安书》更是早已剖明心迹。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试图从现有材料出发,挖掘人所未发,列论人所未论,对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前后的思想历程进行一次梳理,找到其思想演进的深刻原因,最终说明《史记》正是太史公思想历经磨难“蚌病成珠”的结果。     

《史记》传述邹衍书法新论——兼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学术立场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含括了邹衍传记,明清《史记》评点家已注意到了该篇在文章学上的特点。结合《史记》全书可知,这是由于司马迁对邹衍的态度复杂,因此传述时采用了独特书法。太史公将邹衍学说细化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五德终始术、历术以及二术之宗旨。《史记》多处暗示二术关系密切,历法可以辅助判断王朝的德运归属,然而却对二者异篇论之,且文字迂曲,内含矛盾。其原因有二：第一,司马迁身为西汉太史令,熟习天官星历之家学,并曾深度参与西汉受命改制活动,故而评判邹衍学说有其独特视角;第二,这是《史记》辨章诸子学术所惯用书例,承续了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的论学旨趣。考察司马迁论著邹衍的书法,得以一窥《史记》“究天人之际”的学术背景与立场。     

司马迁王朝变迁观念刍议

司马迁不仅是一位史学家、文学家,更是一位哲人。他以清醒的头脑思考着三千年来历史上王朝更替变迁,在付出毕生精力凝结而成的《史记》中,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究天道与王道的关系,总结历史经验,警告为政者,要顺应历史,视势办事,巩固统治。     

论司马迁的民本思想

司马迁一方面以历史的眼光审视民本思想的产生与形成，另一方面又以民本思想考察历史的更替，探讨民与国家治乱及朝代兴衰的关系，揭示统治者以民为本治国兴邦的意义。他从历史考察中认识到：统治者治国要合乎民心，顺应民意；其施政要安定民生，不与民争利。司马迁的民本思想与儒家思想及道家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     

论司马迁的悲剧意识

悲剧在西方的文化语用中至少包含 3层基本含义。对悲剧性进行文化把握的悲剧意识 ,是对现实悲剧性的反映和文化认识。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考察 ,司马迁的悲剧意识包括人道悲剧意识和天道悲剧意识两大基本层面。由强烈的悲剧意识所驱动 ,司马迁以悲剧人物的身份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 ,使《史记》全书充满了浓郁的悲剧色彩     

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针对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提出如下观点：一、“取与守不同术”是西汉经济思想不同于先秦经济思想的特点之一，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史记》汇集和总结了这一思想。二、司马迁既反对贵人贱利，也反对不讲礼义之分；本末思想的特点是赞成汉初自由经营工商业，反对官府垄断工商业的与民争利政策，而不是什么“重商”；其思想影响非儒非道，而是在封建生产关系下如何发展封建经济的角度上兼采了儒、道。三、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主张在封建制生产关系下通过“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的机制以发展封建经济实现富民。     

司马迁诗乐思想发微

《史记.乐书》蕴涵了先秦儒家丰富的诗乐思想,司马迁汲取并实践了先儒的思想,他的诗乐思想除了主要保存在《史记.乐书》中之外,还反映在他对“诗”的引用和评论方面。他认为“乐自内出”是诗乐的发生过程,“诗以达意”是诗歌的本质,并且通过诗乐表现、情感浸染来发挥其教化作用,这些思想在《史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司马迁心态流程探幽

特殊的家庭出身和早期教育,使司马迁形成了儒道相融的思想倾向和对历史学的兴趣;青年时期的漫游造就了他积极向上的外倾思维个性,具有较强的意志力,人格结构较早成熟;李陵事件使其性格迅速转向内倾思维型,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对社会、人生、历史的思考进入了哲学的层面,对《史记》的创作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