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文明与人文精神的张扬

学术界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人文精神弘扬问题有很多讨论,其中法治与人文精神关系是重要内容.法治不能看作只是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方式,它也是一种价值趋向.法治文明与人文精神有着内在联系,这也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要强调德治的重要根据.     

法治思维养成的几个问题

法治思维是以法为价值之要、以法为行为之规、以法为治理之本的思想模式,是现代人安身立命的重要修养,更是法治建设的系统工程和历史性任务。法治思维养成要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实际,首先要创造好政治、经济和社会价值的条件,其次要重点抓住公民教育、法律威信、法治实践和民主精神等环节,最后要处理好法治思维养成与德治思维养成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平时状态养成与应急状态养成的关系。处理好实体正义偏好与程序正义偏好的关系。观念是行为的先导,思维决定行为。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党的十八大又进一步提出要有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何谓法治思维？依笔者看,就是以法为价值之要、以法为行为之规、以法为治理之本的思想模式。法治思维养成,就个人而言,是现代人安身立命的重要修养;对一个民族而言,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系统工程和历史l生任务,需要从宏观到微观,从物质到精神,从国家到社会形成合力。笔者持一种广义的观点,认为要创造好政治、经济和社会价值的条件,重点应抓住法律威信、法治实践和民主精神等环节,处理好几个关系。     

论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要义及其促成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公平正义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价值。要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价值，不仅要有法治因素的保障，还要有法治以外的其他因素保障。     

生态文明与我国法治建设的价值取向

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着4种基本的文明形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在这4种文明形态中,生态文明是其他文明的前提和基础,具有重要的地位。法治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表现形式,也要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生态文明要求我们的法治建设在价值取向上应当以社会正义为基本目标,建设生态法治。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价值的选择与定位

法治理念蕴含在平等、自由和秩序等法治价值中,法治理念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用人民主权判断法治的价值所在,人民主权是法治理念及其价值的核心。在我国,应根据我国国情选择适宜的法治价值作为法治的主要理念,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服务。     

《法治政治论》评介

现代国家应当是法治国家,现代政治应当是法治政治。有关法治政治的基本理念、思想渊源、法治政治建设的内容等问题,都是实现政治法治化所涉及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由常桂祥教授撰写的《法治政治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一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治政治观为指导,运用政治学理论与法学理论对接和相融的研究方法,追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较深入地探讨了这些问题。自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后,探讨法治问题的著作和论文大量涌现,但是系统研究法治政治的成果尚不多见。《法治政治论》一书,就是一部系统探索我国法治政治的基本理论与现实问题的重要著作。该书界定了法治政治的基本涵义和基本理念,对法治政治的生成条件进行了全面分析,对马克思主义的法治政治思想进行归纳与梳理,从宪政、责任政治、法律信仰、执政党依法执政、人大监督、法治行政、公正司法等角度对影响我国法治政治建设的多重因素进行深入剖析,提出了许多有新意的观点,为人们思考和研究我国的法治政治建设带来许多启发。该书紧扣社会主义法治政治建设这一主题,把理论的研究与实践的可行性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理论见解和具有实践价值的社会主义法治...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公平正义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法律学说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是法治建设与时代精神相互融合的成果,它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对其公平正义观的研究正是对这一理念进行深入研究的必经之途。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公平正义观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平等、自由、合法、合理是公平正义的内在品质;制度正义是公平正义的基石与保障;程序正当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方式与载体。     

价值、制度与能力——法治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与理路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我们党相继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与国家治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法治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目标、制度体系和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价值、制度与能力三个层面来说,法治为国家治理体系确定了善治、秩序与边界价值,也为国家治理体系确定了制度体系的法治化,同时,法律的实施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通过法治的相关建设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未来的治理方向。     

法治思维下的“老赖现象”探究

"老赖现象"是社会生活中一个常见现象,也是法律无法有效解决的一个难题。"老赖现象"的普遍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的利益,是对法律以及道德底线的一种挑战。通过分析发现,"老赖现象"之所以发生,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社会诚信价值观的缺失;二是人们法治思维的欠缺;三是契约精神的匮乏。在社会主义法治下,要有效解决"老赖现象",必须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诚信价值观;培养人们的法治思维,强化法治观念;弘扬契约精神,建设法治国家。     

论出版法治

出版法治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体框架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既要充分保障出版自由,又要对其合理界限作出明确规定;既要健全有关出版的法律制度,更要强调实质意义的出版法治,充分体现“依法治国”的价值、原则和精神。     

人治与法治:两种治国方式的比较

人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式。人治是指以人格化权威为国家的支点,把治理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人格化权威的圣明与贤能上。人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神化;法律权威弱化;约束机制软化;权力竞争恶化。法治是指主要依靠良好完备的法律来治理国家,把国家的长治久安维系于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上,认为法律和制度比领导人的素质更靠得住。法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俗化;法律权威强化;约束机制硬化;权力竞争优化。从人治与法治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法治是更为进步、更为合理的一种治国方式。中国共产党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党的基本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治国经验基础上做出的正确抉择,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试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成逻辑、重大意义与实践要求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成逻辑,体现了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内在要求,反映了系统总结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经验的必然要求,是解决当下我国法治领域现存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需要。习近平法治思想有着深刻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历史意义与世界意义。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锚定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规划,强化全面依法治国的科学谋划,开拓涉外法治工作的国际视野。应在科学的法治理论指导下,继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向前推进。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创新——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依法治国的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赓续我们党百余年法治和深刻传承中华法治几千年恢宏壮丽法治史中的精华,深刻体现了“中国之治”的文化自信,是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典范。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奉法强国”的信念、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探寻强化法治生命力的路径。面对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异常激烈,国际法治遭遇强烈挑战。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国法治和国际治理的实践中,坚持知古鉴今,弘扬中华法治智慧、吸收世界法治文明精华;资政育人,“中国方案”“中国之治”“中国智慧”既充分彰显国际法治的正道、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增进国际社会民生福祉,又更加增强中华法治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特色。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立场,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法治中国建设的不竭动力,是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旗帜和强劲动力源,是打破“西方中心论”长期遏制中国法治理论话语权的有力武器。新时代,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应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新课题,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使其成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力量源泉。     

法治二元论视角下新加坡土地征收低补偿规则研究

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始以"低补偿"为显著特征的土地征收制度运行了长达四十余载,直至2007年方予重大修改。这些被新加坡国内外诸多人士谴责为"恶法"的征地补偿规则成功运行如此长时间且从未引发野蛮强拆或者被征收人(户)涉法上访、堵路、跳楼、自焚乃至暴力性质的群体性抗法等征地与拆迁乱象。以"法治二元论"视角观之,其根源于新加坡法律治理过程中所依循的泾渭分明的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二元发展路径。新加坡土地征收领域的法治实践是该国处于长期执政地位的人民行动党依法执政和全社会服从规则治理事业的缩影。新加坡法治建设模式可为中国等法治后发型国家所学习和借鉴。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监察法治思维体系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深刻的监察法治思维,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形成了立体多层的监察法治思维体系.从理论维度上看,囊括了党的领导思维、人民主体思维、中国法治思维、全面反腐思维;从实践向度上看,强调将党的领导贯彻于反腐实践,通过法治反腐来增进人民幸福,促使监察制度优势转化为监督治理效能,凭借高质量监督推进反腐工作高质量发展.监察法治思维体系集中表达了新时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的基本逻辑与核心要义,即党以法治的方式实现对公权力运行的全面监督.习近平法治思想发展了监察法治思维并引领监察法治实践迈向新高度,促进全面依法治国中党的领导更有制度体现,反腐为民更具制度效能,法治方式更有人才支撑,全面反腐更具法治保障.     

试论法治信仰

法治信仰是指主体对于法治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为准则.法治不同于法制,也不只是依法治国,是一种法律的理想体系.实现法治的精神要件在于法治信仰.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求人们信仰法治.法治信仰的内容既包括主体对法律价值的感受、体认与认同,也包括主体的权利意识、理想意识及守法精神.从而强调了法治必须被信仰,主体才能奉法而行.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促进法治湖南建设的法律监督实践与完善

法治湖南建设是一个战略性的系统工程。法律监督是我国法治建设的薄弱环节,是维护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保障和法治湖南建设的题中之义,在法治湖南建设中的具有重要地位。湖南检察机关在服务法治湖南建设的实践中,在统一性方面提升法律监督的水平,在地方性方面突出法律监督的特色,在自身建设方面加强内外部监督。从强化法律监督意识、拓展法律监督范围、规范法律监督程序、改进法律监督方式四个方面完善法律监督,促进法治湖南建设。     

村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核心——权利观念探析

权利观念是当前村民法治观念培育的核心,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弊端,现行法律规范与法律制度的不合理性,以及当前农村生产方式的分散性特征成为村民权利观念培育的障碍。因此,要通过加快农村生产方式变革,完善法律制度,进行法治宣传,加强法律实施监督等途径创造培育村民权利观念的环境和条件。     

依法治国与司法公正关系论析

依法治国是法居于统治地位的治国方略 ,司法公正是化解社会纷争的最后屏障。依法治国与司法公正具有一定的辩证关系 ,依法治国体现和保证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则是依法治国的价值目标。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是司法公正由理想变为现实的过程 ,是法治实现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