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假设的争论:本源与超越

"经济人假设"争论的本源在于人类行为动机和行为模式的多样性。"经济人"假设虽然符合了客观现实的唯一性,却否定了客观现实的多样性。它只是代表了个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较为普遍的经济理性,未能代表人的本质,从而不能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解释人的经济行为。"经济人"的"自利""利己"是争论的第一个焦点,核心问题指向经济研究是否应该将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确定为"利己"。现实中的"利己"与"利他"共存表明将"自利"作为唯一动机进行经济研究忽略了其他动机对人经济行为的影响。"理性"是第二个焦点,核心命题在于将"理性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作为经济活动主体普遍行为模式是否合适。事实上,利益的最大化目的与利益最大化行为存在矛盾。由此,超越"经济人假设"需要以人的本质作为经济研究的逻辑出发点。经济研究中的人是在特定经济关系中不断进行"直观自我"的个人,是从他人和客观世界的交互运动中通过"直观自我"而不断发展的人。从人的本质出发,超越"经济人假设",需要从实践中确认"人的动机和人的选择理性"的能动性根源,即确认人的实践行为。行为的选择由社会对象化的结果与个人社会化的相互作用所决定,而非经济利益最大化。     

个体理性与公共生活的关系

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家所说的理性,在本质上是个体理性.理性是有关公民个人道德能力的前提假定.在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中,有关公民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论证,完全依赖于个人是理性自律的道德主体这一假定.公共理性在本质上是公民个体理性正当运用的结果,并不是在个体理性之外存在着一个公共理性.公共生活的目的不是使公共利益或者公共善实现最大化,而是使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得到合理满足.优良的社会生活有赖于每个公民的道德努力.     

论企业循环经济运行的约束条件

在理性经济人假设条件下,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一般行为是追求经济效用的最大化;但在以生态约束为主要目标的循环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理性经济人角色应该转变为生态理性经济人角色。本文认为,企业循环经济运行的约束条件包括:从总体上要达到企业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要实现生态经济人理性与企业文化责任制度的密切结合;在现实的企业管理上要实现生态技术创新、企业内部生态化管理与企业间生态协同的相互统一;在政策偏好上要坚持以国有制企业为主导的基本原则。     

方法论革命与制度理论的复兴——现代政治学发展视野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在批判行为主义和选择性吸收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重申制度在政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理性人假设为起点,融合了政治学中的制度理论和经济学中的行为理论,以行动者为中心考察制度与行为的互动关系。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假定行动者的理性动机外生于制度环境,坚持功能主义的视角,这也导致其相关分析陷入诸多困境。     

浅议厂长负责制

近年来,我们的绝大多数国营企业恢复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最近,赵紫阳总理在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宣布:我国的国营企业将逐步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企业的生产指挥、经营管理由国家委托厂长(经理)全权负责。这是企业领导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为什么要以厂长负责制代替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实行厂长负责制有何理论依据?实行厂长负责制后如何体现党的领导?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拟就这     

西方市场经济中政府功能限度的经济分析

西方市场经济中政府功能限度的经济分析毛寿龙一、政府也是经济人在市场中，个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他们可能宣称自己的经济行为都是为了别人好，但其首要的考虑是个人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在政治生活中个人的行为匕是理性的，可能宣称是为了谋求集体利益、社会利益、公...     

论人类行为与制度的关系

人类行为与制度关系的研究有三大视角,即理性假设、有限理性及认知科学三个方面.这三个视角从不同的层面揭示了人类行为与制度的关系.人类行为与制度关系研究的视角之一是规则遵循者与理性最大化者之间的关系;视角之二是制度与人的有限理性的关系;视角之三是基于认知科学的制度研究.这三个层面对人类行为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全面,也就是讲更接近于现实的人,这在很大程度已验证了科斯的断言,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应该从现实的人出发,只有从现实的人出发,我们才能揭示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规律.     

所得税制度对个人捐赠行为影响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在假设捐赠者符合经济人特征,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条件下,运用多属性效用决策方法,构造了捐赠者的效用函数及预算约束曲线,从理论上分析探讨了不同的税收政策对捐赠者行为可能带来的影响,并为开展个人捐赠行为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理论模型.     

对构建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立法思考

一、对国有企业传统组织领导制度现状的分析　　(一)当前的具体现状1.存在企业领导的政府官员性质,这使得整个企业领导层对企业的长远发展缺少责任心。某些企业领导不是从企业的长远发展来考虑问题,而只是很顺从地听随政府的安排,变成了政府的传话筒;有的企业领导不是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来考虑问题,而只是想怎样在自己的任期内多为自己捞政治资本,这样就导致了搞短期行为、浮夸虚报、潜亏假盈;个别企业领导不是从企业的员工利益来考虑,而只是想在官一任,如何为自己、为亲友、为小集团谋利益,导致“富了方丈穷了庙”现象的产生。2 .存在企业…     

二元竞争、政府悖论与要素扭曲——基于中国转型式经济增长特征的揭示

诺斯的政府二元悖论认为,政府既有追求总产出最大化的目标,也有维系自己特殊利益的目标,而后者无疑会对资源配置产生负面的影响。中国在转型式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不遗余力,但确实也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而扭曲了要素市场并引致了社会福利损失。根据中国的实际,构造了一个政府效用函数来分析要素市场的扭曲问题,发现地方政府越追求产出最大化目标,国有部门给政府带来的效用就会减小,这就会缓解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政府越追求自身利益目标,要素扭曲就会越严重。此外,由于国有部门是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目标的工具,而国有部门与民营部门的二元竞争,又一定会产生要素扭曲问题。     

司法领域非暴力抗法的经济学研究

在司法领域,当事人会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采用诉讼等方式,但基于理性人的假设,只考虑个人成本和自身利益,忽略社会成本和收益,往往会造成非暴力抗法等非理性状态。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引导当事人按照社会意愿进行诉讼或者设计怎样的"兼容性"制度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是法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本文通过经济学视角的分析,旨在探讨非暴力抗法的利益博弈。     

现代经理型厂商理论与我国企业家行为激励

现代经理型厂商理论，从现代资本主义大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现实出发，提出经理和股东之间存在目标差异，经理可能利用控制权以损害股东利益为代价来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同样面临上述问题。为防止经理运用经营权侵犯所有权，在产权改革的同时建立起有效的企业家行为激励、约束、监督机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之一。     

中国农民的经济理性与农村政策的选择

农民"非理性行为"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将农民行为看成"非理性"的原因,或者是将理性行为的目标设定为利润最大化,或者是对农民所面临的特殊约束条件缺乏了解.所谓的中国农民的"非理性"行为,是农民在既定制度约束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农村政策应当努力解除农民所面临的制度约束,避免对农民经济行为的行政干预.     

唐斯的理性人民主理论

唐斯将理性人的经济学假设运用到了政治学的领域,构建了一个以理性人为基础的西方竞争性选举制度的民主模型.在这个民主模型中,政府、政党和选民是受自私公理支配的,政府、政党的政治行为是为了选票的最大化,以便在竞选中得到执政地位而从中获取权力、收入和名望,选民则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将选票投给能为自己带来较多利益的政党来组织政府.唐斯的理性人的民主理论,建立了统一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分析模型,改变了传统的政治人基础上的民主观念,是西方民主理论的重要发展.但是,理性人的民主理论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其自私的理性人的观点是片面的,并不符合社会人的复杂性的真实状况,因此它也难以对民主问题作出真正客观的分析.     

泛经济人假设与激励制度设计、应用

古典经济人被假设为只在经济利益上追求最大化,无法解释一些利他行为,于是逐渐发展为新经济人假设,即经济人不单纯考虑经济利益获得和支出成本的比较,同时对诸如荣誉、道德谴责等心理效用方面也进行综合考虑,以作出效用最大化的行为选择。在新经济人假设基础上拓展的泛经济人假设则更具实际意义,尤其在社会激励约束制度的构建方面。     

慈善经济学面临的危机与范式转变

建立在公共假设、效用最大化和纳什假定之上的慈善公共物品理论得到的结论与经验明显不符,而建立在放弃效用最大化的假设之上的纯利他主义模型在政府捐赠的挤出效应上存在完全相反的两种结论。在公共物品的总供给是否独立于收入的分配上也存在不同观点,而且理论证明,在较大的经济体中没有人给予公共赠予。因此,慈善经济学只有转向“互惠”假设才能较好地解释慈善行为动机。事实上,在人类行为中,互惠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慈善活动也不例外。     

政企分开与完善国有企业约束机制

一 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以后,其监督约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外部市场机制,如经理市场、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二是内部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由权责分明、相互独立又相互制衡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组成。分析政企不分与完善国有企业监督制约机制的关系,也应从这两个方面进行: 第一,政企不分是抑制外部市场约束机制形成的主要原因。市场约束机制主要指经理市场、产品市场及资本市场。长期以来政府行为的干预是这三个市场发育缓慢的主要原因,因而导致市场机制对国有企业约束极弱或几乎无效。政企不分抑制外部市场机制的形成表现在两个方面:(1)行政任免经理人员极大地抑制了经理市场的发育成熟。经理市场对经营者行为的制约是通过市场上的激烈竞争来实现的。管理人员的效用函数比较复杂,它包括工资、地位、权力、职业成就感等变量,但总的来说,是经理人员人力资本的最大化。如果一个经理人员的表现欠佳,不仅使他在经理市场上的人力资本贬值甚至身败名裂,面临声誉、地位、权力丧     

司法决策中的效用考量及其偏差控制

在新制度主义的视角下,以理性经济人作为法官人性预设,以制度行动者作为法官角色定位,能够揭示真实世界中的法官行为;结合中国制度语境的本土特征,则可构建针对中国法官决策行为的"效用函数"。在这一效用函数中,错案风险和绩效考核构成了影响法官效用的基本变量。在效用导向的制度激励下,法官将做出趋利避害的策略行为,导致决策行为的偏差。为此,应强化司法裁判说理,优化法官决策环境,确立正确的制度激励,从而对法官决策的行为偏差进行防范和控制。     

“利益转移”与国有企业改革

近年来，我国的国有企业在低谷徘徊，并有时呈下滑趋势。理论界普遍认为问题主要出在经营机制。我认为，还有一个问题也应受到重视，这就是国有企业利益向个人（厂长经理）、私有企业及其它部门的转移，即“利益转移”问题。如果说机制决定国有企业是否创造利益及创造利益的多少，那么，利益转移则直接影响企业所得利益的分配。事实上，国有企业的效益状况是由这两个环节共同决定的。本文主要讨论国有企业向私有企业的利益转移问题，并从这个角度探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有关对策。“利益转移”是现阶段普遍存在的现象国有企业的利益向个人和…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博弈分析

信息披露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完善与经济学理论密切相关.按照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定,作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博弈中的参与者,政府监管部门、上市公司、投资者及利益相关者都会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行动.由于各个主体的目标利益不一致,因此各主体在对信息运用过程中的互相作用,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博弈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