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经济国际化进程分析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一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了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新四化”概念。当前,我国正处在“新四化”日益加速的时期。在经济国际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形势下,加快推动四川经济全方位融入国际分工与合作,才能实现更高层次更快速度的发展。     

我国省际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文章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中国省际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运用面板熵值法测度2000—2017年我国30个省份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借助核密度估计与基尼系数方法分析我国省际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距及其动态演进。研究发现：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其中东部地区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我国省际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型关系,表明我国“数量型”增长与“质量型”发展之间存在明显脱节;2008年以后,我国省际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差异逐渐缩小,东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中部地区内部差异表现为先降后升,西部地区内部差异则相对稳定。     

互联网普及、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融合

文章在采用熵权TOPSIS法测算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使用2005—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互联网普及、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来看,互联网普及和农村金融发展能够提高本地区城乡融合水平,且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分区域来看,发现互联网普及和农村金融发展对东中部地区的效果更为显著,而对西部地区的效果较弱;在门槛效应方面,互联网普及和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融合水平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互联网普及率超过门槛值后,正向效果不断增强,而农村金融水平随着门槛值的增加呈现“倒U”型特征。     

中国西部地区“四化”协调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中国西部地区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建立CCR-HR模型测算"四化"效率值及协调度,测算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四化"协调发展水平整体不高,"四化"协调发展程度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好,地域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滞后是导致"四化"协调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以农业现代化为切入点,建立面板Ologit模型对"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劳动力对"四化"效率的提高有正向推动作用,农业机械化、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以及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可以提高"四化"协调度,农业劳动力不仅影响"四化"效率而且影响"四化"协调度。     

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质量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

文章基于200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非参数随机前沿模型测度了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融合质量，并运用贝叶斯网络因果推断模型解析了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两大产业融合质量呈现三个特征，即融合指数的周期性波动趋势、融合主导路径的阶段交替性、两大产业发展水平与其各自理想水平偏离的间断平衡性；（2）观测期内“以文促旅”和“以旅促文”整体发展水平偏低，融合指数整体呈现由东向西递减格局；（3）两大产业融合路径在运行机制上差异显著，以文化产业促进旅游产业易受内外部发展环境的被动影响，且其对发展效应具有直接推动作用；（4）高、低偏离度类型对比发现，高偏离度地区两大产业融合路径间缺乏互动，难以形成“蚂蚁效应”。高偏离度地区往往效仿低偏离度地区，但容易陷入标杆学习陷阱。高偏离度地区缺乏能够提升产业绩效的发展效应和发展环境。     

基于信息化视角的区域“四化”协同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采用熵权法对陕西省2000-2016年"四化"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测评,并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四化"协同发展的质量水平。结果显示:第一,陕西省"四化"分项指数逐年提高,但各项指数发展不平衡;第二,同项指数在三大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差距较大,且各自短板不同;第三,不同地市"四化"水平格局差异明显,存在阶梯效应。除西安市外,信息化指数偏低是其余地市的共同短板;第四,各地市"四化"耦合协调度逐年提高,但地市之间差距较大,短板各异。并从促进信息化发展视角出发,分析影响"四化"协同发展的因素。     

联手弹好“协奏曲” 组团培育“副中心”

<正>推进南充—达州组团培育川东北省域经济副中心,是四川坚决落实党的二十大“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重大部署,推进“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构建“多中心、组团式”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作为川东北经济区的“双核”,南充、达州两市必须主动担当使命、加强组团协作、增强综合实力,联手打造区域高质量发展引擎,带动川东北经济区协同共兴,引领川东北渝东北一体发展,支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北翼腾飞。     

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与机制——基于新型城镇化试点的证据

新型城镇化是重塑城乡关系的动力引擎,对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意义重大。文章选取2011—2020年我国20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空间融合、经济融合、社会融合、生态融合四个维度度量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分析了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和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且政策效应逐年增大;（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较差和低海拔地区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作用更大;（3）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可以通过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改善社会就业水平来促进城乡融合。     

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在构建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31个省份2006—2019年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并利用面板数据SDM模型对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文化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整体不高,省际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差距小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总体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格局,但东北地区近年来发展缓慢,已被西部地区所超越;（2）人口数量和城镇化率均能显著推动区域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区域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间接效应,但直接效应不显著;（3）人均GDP的增加对本地文化旅游产业融合起到的拉动作用不明显,公路密度和固定资产投资额无法促进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提高。     

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测度与时空演进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对于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5—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进行测算分析,运用Dagum基尼系数法、核密度估计法、全局以及局部莫兰指数分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空演进特征。结果表明：第一,中国总体、四大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状态,但存在区域差异,四大地区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递减状态;第二,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差异及东部、中部、东北地区区域内差异呈上升的趋势,西部地区区域内差异呈下降的趋势。四大地区中,区域间差异是新质生产力发展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第三,新质生产力发展呈现空间正相关性,且东部地区多呈现“H-H”型集聚,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多呈现“L-L”型集聚。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格局与空间效应

文章基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理念,构建了经济高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算了2012—2021年中国31个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一步归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间演进特征和空间集聚特征,分析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上成绩斐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各省份经济质量发展水平均有明显的增长,但发展不平衡,各地区差异显著;空间分异明显,呈典型的“地带性”和“梯度性”分布特征;呈现显著的全局正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空间集聚模式以“高-高”和“低-低”集聚为主;海拔高度、科技水平、公共物品供给、经济水平、工业化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效应,政府规制没有显著影响;空间效应的影响表现为东部地区最大、东北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再次之、西部地区最小。     

内蒙古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新“四化”中,特别是把推进信息化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这就为进一步加快内蒙古的信息化发展指明了方向。新台阶,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和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方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基于耦合协调度的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21年我国文化与旅游产业有关数据,通过4个二级指标以及16个三级指标,构建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耦合协调等级进行划分,通过Moran’s I和Anselin local Moran’s I法对二者的空间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文化与旅游产业虽然耦合协调度逐年升高,并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正向集聚性,但两产业的总体发展水平偏低,东部、西部地区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程度有较大的差距。最后,在探索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新理念、坚持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政策新导向、打造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内容新特色、提升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服务新品质、探索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人才培养新思路五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长江上游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

以长江上游地区为例,从农业内部整合型融合、农业产业链延伸型融合、农业功能拓展型融合、先进技术对农业渗透型融合等四个层面,构建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熵值法综合评价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并基于2004—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一步对长江上游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长江上游地区农村产业融合总体水平从0.2088提升为0.6116,提升了0.4028,在四种细分模式中,先进技术对农业的渗透型融合发展态势最为突出;四个省份中,四川省、重庆市农村产业融合水平较高,云南省、贵州省则相对较低;消费需求、土地流转、技术进步、基础设施、环境质量、人力资本、金融发展等因素都从不同程度作用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各因素因为模式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作用。     

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并进行了空间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民收入具有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的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的增收效果最好,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依次递减;提高农村人力资本、农业机械化水平和财政支农水平能够促进农民增收,而农业受灾害的上升、农业信贷的不合理分配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会阻碍农增收。     

基于我国第三产业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研究

第三产业作为衡量现代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文章用空间统计方法测算第三产业空间集聚和溢出效应,考察我国第三产业空间区位分布格局.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第三产业的空间分布不是随机的,而是基本呈现出“东部高值集聚,西部低值集聚”的分布格局.此外我国第三产业不仅整体上具有正向的空间自相关性,在三大地区内部也具有空间集聚效应.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具有不同程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长江、珠三角地区对东、中部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具有空间效应,但对西部地区的空间影响程度较为微弱.     

数字经济下城乡融合系统高质量协调发展核心内涵及动态演化研究

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是城乡融合系统彼此耦合协调和融合推进的发展过程。将数字经济纳入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研究中，丰富当前城乡关系理论的同时，使城乡融合的探讨更赋有时代意义。在界定数字经济下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高质量发展核心内涵的基础上，构建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趋势面分析、熵权法等分析工具，定量分析中国各区域数字经济下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动态演化特性，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识别，结果表明：(1)从时间演化角度看，2012—2020年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稳定上升态势；城乡耦合协调类型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度协调和良好协调等级省份占比提升；城乡耦合协调水平区域差异呈波动变动趋势。(2)从空间演化角度看，高水平协调区域呈现“中心极化”特征；耦合协调发展呈“群体集聚”特征，东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H-H”集聚，西部大部分地区为“L-L”集聚；城乡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呈“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空间格局。(3)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交通通达性、政府宏观调控和政策导向及生态环境等都是影响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影响东、...     

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联动测度及其应用研究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重点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有效联动国内国际“双循环”。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循环”相关重要讲话的深入学习和已有文献的详细梳理，结合可获得数据，科学论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指标体系。通过构建模型，设定核心变量“双循环交互项”,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测度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联动能否有效激发全要素生产率，并在微观层面验证技术创新这一中介效应，解决“双循环”领域宏观和微观层面实证研究的可操作性问题。研究表明：首先，通过熵值法构建的内、外循环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即东部地区较高，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其次，在宏观层面的实证检验中，“双循环”有效联动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较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在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中，总体上“双循环”有效联动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国有企业和规模较大的企业有着更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将科技创新作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变量，验证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路径。     

三网融合：推动广电、电信双向进入

通信业“十二五”规划对于三网融合发展是重大机遇。需解决管理体制这个症结问题,国家政策引导是关键。一方面可以随着大部制的改革进行部门重组;另一方面,可以在现有部门大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在利益;中突相对较弱的西部城市地区试行,再将成功经验逐步推广至全国。三网融合的历史进程三网融合的肇始标志2010年1月,我国首次明确了“三网融合”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拉开了“三网融合”全面推进的大幕。     

基于高质量发展与新发展理念的区域共同富裕进程监测分析

文章紧扣共同富裕的“共同”和“富裕”两大要点以及发展性、可持续性和共享性三个本质特征,基于高质量发展与新发展理念,构建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与实现程度指标体系,进而对2018—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共同富裕进程进行统计监测,研究发现：（1）我国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指数持续增长,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富裕程度持续提升;与实现过程指数增长的变化趋势相近,共同富裕实现程度指数也在稳步上升,发展成果共享稳步推进。（2）整体上,不同地区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指数与实现程度指数均存在显著差异,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由高到低分布。（3）与其他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分项指数呈现不同的分布特点,在技术指数、资本指数、创新指数、开放指数方面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人才指数起初较为领先,2019年起逐渐略低于中部与东北地区,并且显著大于西部地区;共享指数起初显著高于其他地区,逐渐略高于中部地区,直至四个地区无明显差异;绿色指数则始终显著低于西部地区;协调指数四个地区无显著差异。